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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道教生活
根据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看法,道家可以分为如下三等:一是讲清净无为,如老、关、庄、列之类;一是讲非升冲举,如刘向《列仙传》中所述之类;一是讲存想服食,却疾延年。然自方士一出,于是诸派也就混为一途,而且又在其中增加了许多名目,随之使道家更多歧路。
道教号称有南、北二宗。传统的说法,南宗始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传授关系如下:钟离权、吕岩、刘操、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柟、白玉蟾、彭相。北宗始自吕岩,经金代王喆,王喆有七弟子,分别为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在南、北二宗之外,又分出“全真”一派,其名始自王喆。据说大定年间,王喆到了宁海州,马珏夫妇筑庵事之,题曰“全真”。自此以后,凡四方之人以此道为宗者,均称“全真道士”。
一明朝廷的道教管理政策及制度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下达给礼部的命令,是对释、道二教一并进行清理。不过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对道教却没有订立明确的制约细则。相比之下,太祖对佛教的整顿,却有《申明佛教榜册》。显然,太祖对佛教的约束比道教更为严厉,而他整顿宗教的目标主要是针对佛教。
(一)明太祖与道教
明太祖对道教相当重视,并采取了一些鼓励的措施。建国以后,他踢建了不少道教宫观,以示对道教的尊崇。他深知,这些道家者流所做的都是一些清净之事,于国极为有利,而且国家的祭祀大典也都“用以执事”,理应“有以居之”。在洪武十二年二月,他下令在郊祀坛两边建成神乐观,作为道士的居住地。洪武十七年,在南京永寿宫的旧基上,重新建成一座道教宫观,赐名“朝天宫”,并在内设立了道录司。
洪武二十一年,金陵的“北极玄天真武祠”因灾而毁。明太祖下令,将此祠改建于钦山之阳,至第二年祠成。修成后,又命宋讷“为文记于石”。
洪武年间,太祖还下令在都城内卢龙山上建卢龙观,并敕赐观额。
在洪武年间,太祖多次派遣官员或道士到泰山致祭。洪武十年,遣曹国公李文忠及道士吴永舆、邓子方致祭于泰山东岳之神;洪武二十六年,又派神乐观道士乐本然、国子监生王济到泰山致祭。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洪武七年,明太祖亲自注疏了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显示出他对道教的礼敬。他在《御注道德经》一书的最后道:“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
重用道士也是太祖道教政策的一部分。洪武年间,明太祖听说道士刘渊然有道行,就把他召至阙下,“屡问天人相与,果何所感”。渊然“具实以对,深契宸衷”。太祖亲赐法剑,赐号“高道”,让刘渊然馆于朝天宫,眷待甚渥。后又命有司在朝天宫的西北建屋数十楹,称“西山道院”,专作刘渊然的住处。
洪武四年,太祖下诏,让天师张正常“择其徒之可者以名闻”,送到京师,“问以雷霆鬼神之事”。
(二)道官衙门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在设立善世院以管理天下僧人的同时,又设立了“玄教院”,任命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统辖天下道士。
洪武十四年,革去玄教院。至洪武十五年,专门设立道录司,以掌管天下道教之事。
道官衙门也分中央与地方两层。在中央,设道录司,掌管天下道教之事,主要职官有:正乙两员(左正乙、右正乙),正六品;演法两员(左演法、右演法),从六品;至灵两员(左至灵、右至灵),正八品;玄义两员(左玄义、右玄义),从八品。在地方,府设道纪司,掌管本府道教事,有都纪一员(从九品)、副都纪一员;州设道正司,掌管本州道教之事,有道正一员;县设道会司,掌管本县道教之事,有道会一员。
明太祖通过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将道教势力与道士的活动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道录司官员虽由道教人士出任,但就人格而言,他们已经异化。在他们的身上,宗教性的成分日渐丧失,而世俗性的因素却在不断增长,官方利用他们来控制道教的所有活动。他们只需对皇帝负责,而不必为下属的道士尽义务。这就是明太祖道教政策的成功之处。
道录司额设官员应为八员。至成化年间,据礼科都给事中张谦的上奏,当时道录司官员已经增加了“几三倍”,以致“异端太盛,名器太滥”。但实际的数字远远超过三倍。至成化二十一年(1485),道官真人以下已达130余人。
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道录司的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获得,更使道官骤然增加。当时规定,道录司有官员出缺,道士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三)明宪宗与方士
成化年间,宪宗崇尚道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宠幸方士。成化六年(1470),翰林院编修陈音上奏,请求将佛子、法王、真人等降下名号,并建议凡是有请建寺观者,全都置于法。但宪宗的答复却是轻描淡写:“此事累有人言,俱已处置矣。佛子、真人名号,系祖宗旧制,如何辄更?”
以祖宗旧制为由,就将陈音的建议置之不理。
在成化年间,宪宗宠幸的方士主要有李孜省、邓常恩二人。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为布政司吏,因受贿事发,应当罢为民,但他在北京隐匿了下来。听说当时宪宗喜欢道法,就从人学雷法,再私托太监钱义、梁芳,靠符箓之法得宪宗之宠。成化十五年,升任太常寺丞,后又改任上林苑左监副。不久,又升通政司右通政,宪宗踢予他金冠、法剑各一,图书印二,印文为“忠贞和直”、“妙悟道玄”。邓常恩,临江人。通过太监陈喜的关系,进奉内廷,传升太常寺卿。宪宗踢他图书印,印文为“橐籥阴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士、庙祝,通过太监的关系,得到宪宗的宠用。如大德显灵宫庙祝顾玒,自幼就习扶鸾之术,假神降言祸福,夤缘太监,以达内廷,得到了宪宗的宠幸,并被升为太常寺少卿;又赵玉芝,也是通过“左道”,转托太监,被宪宗特踢太常寺寺丞之职,历任不到半年,其母又获敕命。
在对待道士或方士问题上,宪宗对那些伪造丹药者,所犯即使情重,处罚却是甚轻。如成化十九年(1483),右至灵高宗谅、右玄义史宗信、左玄义陈得静、道录司序班龙应奎,通过扶鸾,伪造丹药,谎称是神人所降,服之可以长生不死。正当要进御之时,此事被内侍发现。宪宗不过分别处以革职发原籍当差、拘收度牒为民、降道士本宫焚香、革冠带为民这样一些无足痛痒的惩罚。
其二,对灵济、显灵等道教宫观进行奖饰。成化十年,修北京真武庙成,并命都察院出榜禁约,禁止军民妇女入庙搅扰。
其三,随意度道童。成化二年,从左玄义许祖铭之请,再度道童三千多人。
成化二十年,因正一嗣教真人张玄庆之请,给其“度牒三百”。
其四,增给道教宫观庙户、佃户。成化十八年,从真人胡守信奏请,增给朝天宫庙户三户、佃户七户。
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成化年间,“又妖僧继晓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师名号,与永乐等。其尊道教亦名耳”。
对这种看法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方面,宪宗尊道,并不只是名义上的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之事。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不必赘言。另一方面,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并不如后来的世宗那样,对佛教进行排斥,而是给以同样的尊重。举例来说,在成化年间,北京确是“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
尤其是成化年间,明宪宗因王恕的奏请,定下了“僧道犯公罪不还俗”之令,而常人的“收赎法”也同样适用于对待僧道。
这无疑给佛、道势力的增强,大开了方便之门。
(四)明世宗崇尚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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