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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一节
佛教生活
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佛法只有一派。其后,佛教分而为三派,即教、禅、律。教派之学大盛,又析为南山、瑜伽、慈恩、天台、贤首几宗;禅学大盛,又析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曹洞诸宗;律学之下,又可析为会正、盗持两宗。其派既分,于是互相矛盾,纷争随之而起。禅则讥教之“滞于名相”,而教则讥禅之“游于空寂”。至于律学,虽然也为禅宗所奉持,但禅与律两派的趋向与取舍也各不相同。于是,佛家之学,师异旨殊,各立门户,不相出入。
一明朝廷的佛教管理政策及制度
明太祖曾经有过一段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佛教自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态度。但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拓者,他也洞悉佛教内部的诸多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很不利于新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他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整顿。
明太祖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以洪武十四年(1381)为界,前后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此以前,主要沿袭元朝的佛教政策,尤其是在洪武五年以前,这种因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建立大法会,诏谕佛教界的高僧说法,让那些善世、禅师来统治整个佛教界。另一方面,他又修治寺庙,召用僧人,对佛教显得极为重视。自洪武十五年以后,他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的佛教管理机构,使佛教的管理衙门化。与此同时,他又裁定了佛教的宗派,开始对佛教实行严厉的整顿。
(一)僧官衙门
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若不加以管理约束,势必对现实统治构成威胁。早在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就创设了善世院,让僧人慧昙统理佛教事务,初步确立佛教管理机构。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革去善世院,
由中书省及其辖下的礼部等世俗衙门管理佛教。
洪武十四年六月,礼部正式向朱元璋提出了设置僧司衙门的方案。
洪武十五年四月,正式成立了僧录司,专门检束管理天下的佛教徒。
僧司衙门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在中央,设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之事。所设职官如下:善世二员(左善世、右善世),正六品;阐教二员(左阐教、右阐教),从六品;讲经二员(左讲经、右讲经),正八品;觉义二员(左觉义、右觉义),从八品。在地方上,府设僧纲司,掌本府僧教之事,有都纲一员(从九品),副都纲一员;州设僧正司,掌本州僧教事,有僧正一员;县设僧会司,掌本县僧教之事,有僧会一员。所有僧众,均由这些僧官衙门管理,僧众需要恪守戒律清规,如果有违犯,就由僧录司处理,其他有司衙门不得干预。惟有僧众所犯之事与军民相干,方许有司惩治。
洪武初年,慧昙领善世院并统理佛教事务时,其品衔是二品。而当僧录司建立后,其左、右善世已降为正六品官,地位显已下降。尽管僧司衙门官员均如宋制,但仅是一种官阶,而且不支俸禄。与此同时,明太祖对僧司衙门的职权也作了一些限制。如僧录司的官印虽由左、右善司掌管,但每次署押,必须在全体僧官的见证下方可,但凡有一人不在场,亦不可署押。
在僧录司之上,朝廷由礼部约束僧录司。此外,在京城,朝廷还不时派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巡视各座寺院。景泰二年(1451),僧录司就上奏,认为京城的寺院全都是敕建之寺,每寺各有住持。而御史、给事中等往来巡视,如果正好碰上住持外出赴斋会,就会遭到“笞辱”。奏疏要求停罢御史、给事中等对寺院的巡视。此奏获得景泰皇帝的同意,此后,京城各寺仍由僧录司自行约束。
按照制度规定,僧录司额设官员仅为八员。至成化年间,《明实录》说僧录司官员增加了“几四倍”。但实际的统计数字,则是到成化二十一年(1485),僧官善世以下共计98人,增加了十余倍。
尤其是到了正德三年(1508),僧录司官员可以通过纳银而获取,更是导致僧官泛滥。当时明武宗下令,僧录司官缺,僧人只要纳银50两,就可以赴礼部“准其承袭”。
(二)度牒、僧籍制度
一个出家的僧人,如果要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度牒。从某种意义上说,度牒是国家承认僧人身份的一种凭证,同时也是朝廷控制宗教并限制僧人人数的有效手段。
在宋元两代,一般采取“计僧鬻牒”的办法,即僧人需交一笔钱,才能取得度牒,名曰“免丁钱”。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下令蠲去免丁钱,普给天下僧人度牒,并著为令。
度僧之法,明太祖时为三年一度。至永乐年间,由于僧人数量日渐增多,故明成祖将其改为“五年一度”,甚至一度将那些剃度师按例发往五台山输役。
至天顺二年(1458),因为僧人冒滥更甚,明英宗又改为“十年一度”。
至景泰年间,僧人只要运送米粮,不用再行考试,就可以合法取得度牒。如景泰五年(1454),景泰帝从户部尚书张凤之奏,下令僧人只要从通州运米20石到口外万全等处官仓交收,以备军用,就可以取得度牒。
度僧的考试制度已大体流于形式。据僧录司的上奏,景泰五年,礼部曾奏旨度僧,当时定议须审勘明白及通晓佛书之人,由僧录司造册送部给度牒。但圣旨下了半年,一些僧人畏避查考,竟然“天下僧流无一人赴司者”。
这显然是因为当时可以通过运粮至口外而合法取得度牒,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私度的广泛存在,而且私度已习以为常。
成化年间,出现了输粟获取度牒的制度。如成化二十年(1484),明宪宗颁发空名度牒一万道,分送山西巡抚叶淇、陕西巡抚郑时芳,“愿为僧道者令诣被灾者输粟十石,以助赈济,给度之”。
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下令发下僧人度牒两万道,给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宣府、大同等地,每名僧人只要纳银10两或8两,就可以获得度牒,而那些无力纳银者,则勒令还俗。
这显然与明初的度牒制度相左。明初度牒制度,已经实行了“免丁钱”,而是采用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而成化、正德年间则已完全演变为出卖度牒制度。
按照明代的制度,僧、道人数有额设之制,不过3万有余而已。然而自成化二年至弘治九年(1496),三次开度,已经超过35万人。额设正数之外,增加了十倍。
(三)寺院数量的控制
明太祖对待佛教,主要采取了优惠、宽容与整顿、控制的双重政策。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谕令天下:任何南北僧道之人,不论是头陀,还是有道的善人,只要愿皈依三宝,或者接受五戒、十戒,甚至“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并且随身携带戒牒与执照,不论是山林城郭,还是乡落村舍,都允许他们“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
在宽容的政策下,明初短短的十几年中,僧人得以自由地结坛讲经,佛教的势力也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
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若不加以管理约束,势必对现实统治秩序构成威胁。明太祖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一套颇成体系的佛教管理机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佛教实行有效的整顿与控制,并解决佛教内久已存在的一些弊病。在这方面,可以太祖在佛教上倡导“修行”以及他对“力行之僧”的格外重视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他所谓的“力行之僧”,不是贪图世俗的荣华,以忍辱的方式,既求得修行之果,又不缺世俗的享受。而是远离尘嚣,以肉体的痛苦,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并且获得人格上的健全与完整。
佛教势力的发展,势必会与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明太祖对佛教的整顿,也主要出自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怕民间胡乱披剃度僧,导致鱼龙混杂,僧人不务祖风,败坏门风;二是寺院所辖田地,很多采用“寄庄”的方式,只纳秋粮,别无科差,无疑也会影响到朝廷的赋税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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