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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腐败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第3页）

除此之外，由于君主不断发动战争以扩大国家版图，所以需要筹措资金的数目越来越大。例如，17世纪的英国国王拥有大量的账户，但这些账户通常都是现金不足的。无论今时还是往日，没有什么比穷兵黩武的政府闹饥荒更糟糕的事了，和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人们通常认为主权债务比私人债务更加安全（尽管这具体取决于是哪一国的主权债务）。但在当时，主权债务被看作市场上风险最高的债务。主权债务比私人债务盘子更大，偿还时间更长，特别糟糕的是，君主们可以轻易违约。朕没钱，奈若何！那些专门借钱给君主的投资者们的资金不再牢牢地和土地拴在一起，因此变得越来越灵活，这一特点促使君主们纷纷推出了更廉洁、更透明的制度。

这些制度一开始比较简陋。但是，它们为欧洲的投资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可预测性。例如，法院更加注重判决的时效性，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偏重精确性。如此一来，投资者能够大概估算出走完法律程序所需的时间，以及判决会对业务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在一个腐败横生的体系中，不可预测性的害处实际上可能要大于腐败本身。

[5]经济学家KrislertSamphantharak和政治学家埃德蒙·马莱斯基（EdmundMalesky）在他们的论文《可预见的腐败与企业投资》（PredictableCorruptionandFirmInvestment）中指出，对一家企业的投资决策而言，贿赂的可预见性和贿赂数额同等重要，前提是这一数额没有高到令企业望而却步的程度。

KrislertSamphantharak、埃德蒙·马莱斯基（EdmundMalesky），《可预见的腐败与企业投资：自然实验得到的证据与对柬埔寨企业家的调查》（PredictableCorruptionandFirmInvestment:EvidencefromaNaturalExperimentandSurveyofCambodianEntrepreneurs），《政治科学季刊3》（Quarterly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3），2008年3月31日，第227—267页。

埃德加·坎波斯（J.EdgarCampos）也曾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在腐败对投资的影响当中，可预测性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阐述可参阅他的论文《腐败对投资的影响：重要的是可预见性》（TheImpactofCorruptiononInvestment:PredictabilityMatters）。

随着欧洲市场的扩大，法院系统也在相应地进步。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普通欧洲人的文化，促使人们为这些透明度更高的新制度赋予极高的价值。新制度行之有效。重要的是理解它们为什么有效：这些制度提升了透明度，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同新市场紧密结合的，是新市场维系了这些制度，并把它们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制度。

500年过去了，今天的环境显然不同了，并不是每个贫困国家都像当时的欧洲国家一样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有一个极度缺钱的政府。但是，那个基本等式依然没变。想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遵纪守法，需要有足够好的理由才能办到。还记得阿根廷政府为了收税要求小承包商申报收入的例子吗？为了做到这一点，阿根廷政府曾经费尽了周折，却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是IguanaFix公司改变了这一切。这家企业的做法很简单，它为阿根廷人带来了道德责任之外的好处，那就是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取得进步的能力。

让公开透明扎下根来

有些国家看起来和美国以及欧洲诸国非常不同，但是，在通向公开透明的道路上，这些国家依然表现出了与欧美相似的模式。朴正熙（ParkChung-hee）将军是韩国1963年至1979年的独裁统治者。假如当时有人告诉他，他的女儿朴槿惠（ParkGeun-hye）有一天会成为韩国总统，他当然不会惊讶。但是，如果那个人接着告诉他，他的总统女儿有一天会遭到韩国国会的弹劾，并被指控贪污腐败，朴将军也许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在韩国。2016年年末，因为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和其他与贪腐有关的罪名，朴将军的女儿朴槿惠被解除职务。2017年3月，韩国宪法法院一致通过，支持国会的决定。2018年4月，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判处24年监禁。

要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先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朴将军曾领导韩国多年，直到1979年遇刺为止。在他的铁腕独裁统治下，韩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令人艳羡的程度。然而，朴将军治下的腐败问题同样严重。当时的韩国政府为个别大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投之以桃；这些企业向政府官员提供回扣，报之以李。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支持着韩国的体制，只要经济保持发展，这些腐败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实际上完全不是微不足道的。

经济学家穆什塔克·可汗（MushtaqKhan）是这样论述腐败与区域制度发展的：“谈到制度的质量，如果按照官僚体制、法律规则、政府没收风险及拒绝履行合同等标准来衡量的话，20世纪80年代那些成功的东亚国家仅仅比现在许多表现极差的国家略微好些。”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加纳得分相同，韩国与马来西亚得分相同，泰国与科特迪瓦得分相同。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的东亚各国的清廉指数得分相当于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得分。而现在的韩国正在稳步迈向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

[6]穆什塔克·汗（MushtaqH.Khan），《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失灵与国家改革策略》（StateFailur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InstitutionalReformStrategies），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欧洲，2003年（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Europe2003），http:eprints.soas.ac.uk36831State_Failure.pdf。

马修斯·麦克科特尼（MatthewMcCartney），《经济增长与发展：比较概论》）（EconomicGrowthandDevelopment:AComparativeIntroduction），伦敦：PalgraveMacmillan出版社，第217页。

随着各国对创新投入的增加，这些创新为国民带来了繁荣。与此同时，各国的反腐系统也日渐完善。作为这种完善的必然结果，弹劾一位腐败的国家元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是极为可能的。很多今天贪腐成风的国家都有可能迎来更加公开透明的未来。想做到这一点，务必保证正确的先后次序。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

那么，要怎样做才能减轻腐败呢？按照我们的理解，人们“雇用”腐败，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生活获得进步。从这一点理解出发，我们可以给出两点建议。第一，能否不再把全部重点放在与腐败的斗争上？这是因为，假如不能在反腐的同时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供人们“雇用”的话，就很难把腐败降到最低程度。这就像打地鼠，每打掉一种腐败，总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冒出来。

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和安德鲁·施莱弗指出，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来决定实行哪一种制度或者哪一种执法机制。格莱泽和施莱弗的模型表明，“如果一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极为有限，法院和监管机构容易受到恐吓的威胁和腐败的侵害，也许这个国家应该接受已经发生的市场失灵和外部效应，而不是尝试通过行政过程或者司法过程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纠正市场失灵，就势必要颠覆司法体系，各种资源只会浪费在这种颠覆上，而它纠正市场失灵的尝试也会失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落实纸面上的法律，那么，无论它颁布多少新的法律、制度来打击腐败，都无济于事。

很多贫困国家的政府真心实意抓反腐，不断地把非常有限的资源投到大刀阔斧的反腐斗争中去。它们为什么不试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新市场的开辟上，以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只要开辟出足够多的市场，让人们从这些市场的成功中受益，政府就能收获更多的收入，并用这些收入来改善司法系统、执法系统和立法系统。不仅如此，新市场还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可以替代腐败，切实地成为人们积累财富的新手段。要知道，在没有提供其他“雇用”对象的情况下，强求人们不再“雇用”腐败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数据告诉我们，这种做法通常是徒劳无益的。

组织运营的整合与内化

第二条建议，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通过运营的整合和内化来降低腐败发生率。为了控制成本、提高日常经营的可预测性，每一个组织都能理解纵向整合与横向整合的重要性，这也是很多大型企业在新兴市场开展横向及纵向整合的原因之一，如果放在较繁荣的国家，这些整合工作就没有必要了。就像前文提到的，为了保障稳定的、可预测的供应，营多方便面的制造商托拉拉姆为自己的运营提供电力，还建立了配送和零售网络。

一个组织通过商业模式纳入经营之内的要素越多，该组织减轻腐败的机会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像一个组织拥有了一块崭新的画布，它可以在画布上书写新的规则，定义新的奖惩制度。这正是罗山公司（Roshan）这家领先的阿富汗通信企业控制腐败的做法。

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阿富汗的得分是15分（满分100分），该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在第177位。“透明国际”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表明，尽管阿富汗举全国之力打击腐败，但它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承诺的目标。罗山公司清楚地知道，想要征服阿富汗多年养成的腐败文化，一味打击是不够的，还需要做些别的工作。

也许很多人已经忘了20年前在阿富汗打电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幸好有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Auerswald），他的著作《正在到来的繁荣》（TheComingProsperity）能够帮助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奥尔斯瓦尔德引述了罗山公司创始人凯利姆·库拉（KarimKhoja）的一段话：“除非你富得流油，否则，你要走上几百公里，到最近的邻国去打电话。当时的阿富汗只有一家移动电话公司，它的收费标准是500美元一部手机，每分钟12美元的国际长途通话，每分钟3美元的国内通话。即使这样，如果不‘表示表示’，你连电话公司销售人员的面都见不到。”时至今日，罗山正在为大约600万人提供服务，它还为自己赢得了合乎道德标准的美誉。罗山公司共有1200名员工，几乎全部由阿富汗本地人组成。然而，这一切来得并不轻松。2009年，罗山为每一位阿富汗员工支付的培训开支超过了1500美元，这些员工得到的不仅是技术培训，还包括业务培训和商业伦理方面的培训。

[7]菲利普·奥尔斯瓦尔德（PhilipAuerswald），《正在到来的繁荣：企业家是如何改造世界经济的》（TheComingProsperity:HowEntrepreneursAreTransformingtheGlobalEconom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页。

凯利姆·库拉（KarimKhoja），《联结一个国家：罗山公司为阿富汗带来通信服务》（ConnectingaNation:RoshanBringsCommunicationsServicestoAfghanistan），《创新4》，no.1，（2009年冬）：第33—50页，https:.mitpressjournals.comdoipdf10.1162itgg.2009.4.1.33。

然而，罗山公司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商业伦理的培训，它希望人们永远选择人性中良善的一面。这家公司清楚了解进一步整合的必要性。为此，罗山建立了专门的政府关系部门，以处理腐败相关的指控和新闻报道。无论何时，只要遭到索贿，员工必须立即向这个部门汇报。该部门将把情况通报给阿富汗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涉事部门和媒体。今天，罗山公司被看作阿富汗希望的灯塔和国家之宝。

在很多腐败指标上面，阿富汗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是，罗山公司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经营环境里，防止腐败依然是可能做到的。既然公开透明能够在今天的阿富汗扎下根来，那么它同样能在别的国家里生根发芽，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

从盗版到订阅

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对生活在贫困国家里的人们来说，腐败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只要给他们一种替代性方案，多数人不会继续“雇用”腐败来谋求发展。强制施行的道德通常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策略，它会带来好坏参半的复杂结果。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就不会有随之开辟的新市场。没有比开辟新市场更理想的反腐之道了。

以21世纪初美国的音乐产业为例，在几次相对较快的更新迭代之后，盗版和非法音乐分享文化早已被用户付费的流媒体音乐取而代之了。

如果你的年纪足够大，一定还记得“混音带”（Mixtape）的黄金时代。你一定记得，双卡录音机这一伟大创新出现之后，复制一盘磁带是多么轻松的事。只要买上一盘磁带，就能轻松地为自己和朋友们复制很多盘一样的磁带。当时，很多人都会为派对准备混音带，送混音带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长途自驾旅行更是离不开混音带。有了自制混音带，我们就能为自己制作蒙太奇式的音乐合辑，想听就听。音乐行业的管理者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游说国会出台更加严格的版权保护法律，并且耗费数百万美元用于各种宣传活动，力图让群众提高认知，不再通过这样的方式“盗窃”音乐产品。然而，这些努力丝毫没有改变拷贝磁带的做法。评论家杰弗里·欧布莱恩（GeoffreyOBrien）把个人混音带称为“流传最为广泛的美国艺术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我们喜爱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所谓的艺术确实是一种盗窃。仿佛一夜之间，美国成了一个充满音乐窃贼的国度。而且，除了音乐业内人士之外，似乎没人在意这一点。

实际上，音乐行业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它就是纳普斯特（Napster）。这是一种开创性的点对点文件分享技术，它让在家里翻录磁带的做法变成了老古董。忽然之间，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相互分享音乐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分享任何音乐。人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不加选择地大量分享。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音乐行业里的每一家公司都把纳普斯特告上了法庭。纳普斯特输掉了官司，停止了运营，并最终宣布破产。尽管音乐行业赢得了针对纳普斯特的战斗，但它输掉了阻止热爱音乐的美国人非法分享音乐的战役。非法分享从此转入更深一层的地下运营。

斯蒂芬·威特（StephenWitt）是一名记者，他出类拔萃的自白体著作《谁把音乐变免费》（HowMusicGotFree）描述了自己在盗版音乐世界里令人激动的初次体验以及最后回心转意的过程。威特之所以不再盗窃音乐，并不是因为道德意识的突然觉醒。相反，多年以来，威特在偷偷摸摸的音乐盗版产业里怡然自得地享受了多年。他之所以在2014年决定不再盗版，主要是因为这“太麻烦了”。威特在书中写道：“盗版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耗费时间，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订阅‘声破天’（Spotify）和‘网飞’（Netflix）的服务更划算。‘私人’数字财产的个人所有制正在消失；在新的范式之下，数字商品属于一种企业财产，用户购买的是这些数字商品的有限访问权。当我第一次使用声破天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一次是公司赢了——它的巨大规模和便利性让种子下载显得老旧不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合法企业的产品比地下世界的产品还要好。”

音乐行业也许能偶尔赢得一些盗版官司，但是，只有真正理解了人们为什么“雇用”这些替代方案，正版唱片公司才有可能占据上风，完全掌控属于自己的打地鼠游戏。这个道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是有效的。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打击个别腐败政客或者贪污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理解人们为什么选择腐败手段，我们就只能不断地把辛苦得来的资源用在抗击腐败的斗争中，这种投入是看不见底的。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大家对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等开辟式创新来对付腐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想说的是，想为正在进行的反腐斗争赢得一线胜利的曙光，就必须大刀阔斧地运用开辟式创新来支持我们正在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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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向我索取“保护费”的那位韩国大哥的行为算是腐败吗？按照我们的定义，这当然是腐败。贫困国家里索要贿赂的警察的行为算是腐败吗？绝对是！这些人之所以贪赃枉法，是因为他们是道德沦丧的败类吗？我不这样看。对他们中的每个人来说，腐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在他们身处的社会中，想要取得生活上的进步、养活家人，腐败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就像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简单地颁布新的法律是不可能改变这些人的行为的。它只能让腐败转入地下，变得更隐蔽。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社会能够彻底根除腐败，但是，我们相信，腐败是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减轻的。因为控制腐败能够提高可预测性，可预测性是提升信任和透明度的关键所在。所以，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问题。实现繁荣是一个过程，做到公开透明同样是一个过程。

许多人认为，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扫除腐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审视这个广为人们接受的看法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创新，尤其是开辟式创新，能够成为改变发生的催化剂。无论是在健全的制度中，还是在腐败的环境里，开辟式创新都能够拉动必需的要素。这些要素会随着开辟式创新一起到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发展拼图中最显而易见的一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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