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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别人物法则 联络员内行和推销员（第2页）

我有一个名叫米基·香农的朋友，他住在纽约。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格什温的作品。我见过乔治·格什温以前的女朋友埃米莉·佩利。她也是艾拉·格什温注释标题艾拉·格什温（IraGershwin），美国抒情诗人，美国著名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兄长。——编者注的妻子勒诺的妹妹。她住在维利奇，邀请我们去共进晚餐。因此，不管怎么说，我见到了埃米莉·佩利，而且我看到了格什温给她画的肖像画。她的丈夫卢·佩利早些时候曾与艾拉·格什温和乔治·格什温一起进行创作工作，当时，艾拉·格什温仍然自称阿瑟·弗朗西斯。那算是一层关系……

我和一个名叫利奥波德·盖道斯基的家伙一起吃过午餐，他是弗朗西丝·格什温的儿子，弗朗西丝·格什温又是乔治·格什温的妹妹，她嫁给了一位名叫盖道斯基的作曲家。阿瑟·格什温的儿子当时也在场，他名叫马克·格什温。当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凭什么把《疯狂女郎》的重演权交给你呢？你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介入过舞台剧。然后，我就开始摆出一堆巧合之事。我说我去过你姨妈埃米莉·佩利家，还谈到了我披着披肩与她的合影照片——你们见过那张照片吗？我把所有挨得上边儿的关系都抖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好莱坞，还顺道去拜访了格什温夫人，我对她说见到她非常高兴，而且我认识她的妹妹，我很喜欢她丈夫的作品。然后，我又把我洛杉矶的朋友也抖了出来。当我在马库斯公司注释标题尼曼·马库斯公司（NeimanMarcus），现为美国一家以经营奢侈品为主的高端百货商店，该公司于1988年收购了霍肖所创建的HorchowCollection公司。——编者注工作时，有一位女士出过一本食谱，她名叫米尔德里德·克诺夫。她的丈夫叫埃德温·克诺夫，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他制作过奥黛丽·赫本的电影，他的兄弟就是这本食谱的出版商。当我们在达拉斯推销她的这本书时，米尔德里德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非常喜欢她，我每次去洛杉矶都要去拜访她。我总是与朋友们保持联系。后来，我却意外发现埃德温·克诺夫是乔治·格什温最要好的朋友，他把格什温的照片挂得满屋子都是。当格什温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创作《蓝色狂想曲》时，克诺夫正和他在一起。克诺夫先生现已过世，而米尔德里德仍然健在，她已98岁高龄。所以，当我去拜见李·格什温时，我们向她谈及我们刚去看望过米尔德里德·克诺夫，她说——你们认识她呀！哎呀，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见过面呢？于是她当即就把重演权给了我们。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霍肖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把他生平所遇到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在他70岁生日时，他竟设法找到了自己60年未曾谋面的小学同学博比·亨辛格。他给自己所能查到的每一位名叫博比·亨辛格的人寄去一封信，询问他们是否是那位曾经住在辛辛那提市1号巷4501号的亨辛格。这种做法不是正常的社交做法，甚至听上去有点儿疯狂。霍肖积攒人脉的方式与别人积攒邮票的方式相同。他能记住60年前与他一起玩耍的那群孩子、成长过程中最要好的朋友的地址，甚至大学时的女朋友在海外旅游邂逅并迷恋了一段时间的那位男士的姓名。这些细节对于霍肖来说都极为重要。他在电脑上记录了1600个人名和地址，在每个人名旁边都详细记录了当时他遇见此人的情况。在我们俩交谈时，他取出一个微型日记本，说：“如果我遇见你，也喜欢你这个人，而且你无意中提及自己的生日，我就会写下来，这样未来你就会收到寄自罗杰·霍肖的生日贺卡。瞧瞧这里，周一是金吉尔·布鲁姆的生日，也是威滕伯格斯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艾伦·施瓦茨的生日在这周五，我们的园丁的生日是在这周六。”

我想，大多数人对这种结交朋友的方式会感到不舒服。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也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但我们对泛泛之交还是会保持一定距离，不会给自己不太在意的人寄生日贺卡，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背负陪他们吃饭，陪他们看电影或在他们生病时前去看望的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结识他人的目的是看看自己是否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朋友。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与每个人都保持亲密关系。霍肖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些人的信息被他记入日记和输入电脑，尽管他们与他仅是泛泛之交——这些人可能每年与他只见一面，或几年才见一面，但他却没有回避自己对这种关系的义务。他把握住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微弱关系”，即一种随意的社交关系。此外，他对这种微弱关系感觉很好。与霍肖结束会面之后，我还是有点儿困惑不解。我想更加深入了解此人，但又不知道是否还会有此机会。我想他不会与我有同样的困惑，因为他是那种在简单交往中就能感觉到价值和快乐的人。

为什么霍肖与我们一般人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认为这与他年幼时父亲经常外出有关。但是，这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也许我们最好把这种性格简单地称为联络员的冲动，这也只不过是一种能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性格特征。

我遇见了最棒的人

联络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认识的人多，还在于对于他们认识的人来说，他们具有很大的作用。理解这一点的最好方法也许是做“凯文·贝肯六步游戏”。

该游戏要求大家设法把任意一名演员——通过他出演过的电影——与演员凯文·贝肯联系起来，其中不能超过6步。如，O.J.辛普森与普丽西拉·普雷斯利一起演过《白头神探》（TheNakedGun），而普丽西拉·普雷斯利和吉尔伯特·戈特弗里德一起演过《福特·费尔兰历险记》（TheAdventuresofFordFairlane），吉尔伯特·戈特弗里德又与保罗·赖泽一起演过《妙探出差2》（BeverlyHillsCopII），而保罗·赖泽又与凯文·贝肯一起演过《餐馆》（Diner）。这样一共就用了4步。玛丽·皮克福德与克拉克·盖博一起演过《荧屏快照》（ScreenSnapshots），而克拉克·盖博与托尼·罗马诺一起演过《美国战斗》（CombatAmerica），托尼·罗马诺在35年之后又与贝肯一起出演了《从头再来》（StartingOver）。如此一共才用了3步。最近，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电脑专家布雷特·扎登收集了大约25万个上过电视屏幕或演过电影的男女演员的名单，计算了他们的“平均贝肯步数”，得到的答案是2.8312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做过演员的人平均用不了3步就能与贝肯联系到一起。

这听起来令人震惊。然而，扎登又从头做了一项更加繁杂的计算，他算出了每一位曾在好莱坞上镜的演员的平均联系步数。比如在好莱坞，每人平均需要几步才能与罗伯特·德尼罗、秀兰·邓波儿或者亚当·桑德勒联系起来？当扎登把好莱坞所有男演员按照“关联度”顺序排列出来时，他发现贝肯仅排在第669位。相比之下，马丁·辛能用2.63681步就与所有其他男演员联系起来，这使他领先贝肯将近650个名次；埃利奥特·古尔德能与其他人联系得更快，他只需要2.63601步。排在前15名的有罗伯特·米彻姆、吉恩·哈克曼、唐纳德·萨瑟兰、谢利·温特斯和伯吉斯·梅雷迪斯等，而关联度排名最高的男演员却是罗德·斯泰格尔。

为什么凯文·贝肯远远落后于这些演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贝肯比他们大多数人年轻得多，因此，他出演的电影数量相对比较少，但这只能解释某些差异。还有许多人也参与演出了很多电影，但他们的关联度排名却不是特别高。比如，约翰·韦恩在他60年的演艺生涯里出演了179部电影，却仍然排在第116位，他的“平均贝肯步数”是2.7173步。问题就在于，约翰·韦恩一半以上的电影都是西部片，也就是说，他总是与同一群演员出演同一类电影。

但是，我们来看看斯泰格尔的情况：他出演过一些很棒的电影，比如获奥斯卡大奖的《码头风云》（OntheWaterfront），也演过一些烂片，比如《无妄之灾》（Carpool）。他因在《炎热的夏夜》（IntheHeatoftheNight）中的出色表演荣获奥斯卡奖。他还出演过“黄色”电影，糟糕的是，这些片子都直接被录制成了录像带。他扮演过墨索里尼、拿破仑、彼拉多和艾尔·卡彭。他先后出演过38部剧情片、12部喜剧犯罪片、11部惊险片、8部动作片、7部西部片、6部战争片、4部纪录片、3部恐怖片、2部科幻片和1部音乐剧，以及其他电影。罗德·斯泰格尔是历史上关联度排名最高的演员，因为他扮演了演员职业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角色，涉及各个领域、各种亚文化背景、各种职业和各种社会地位。

联络员就应如此，他们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罗德·斯泰格尔。他们应该是大家用不了几步就能找到的人，因为不论原因如何，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亚文化背景及不同职业的人群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就斯泰格尔的情况来看，他的高关联度正与他多才多艺的演员天赋有关，可能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而对于联络员来说，他们之所以能跨入许多不同的领域，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在发挥作用，这种天性集好奇心、自信心、社交能力和活力于一体。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遇见一位名叫洛伊丝·韦斯伯格的一流联络员。韦斯伯格在芝加哥市文化局工作，她把拥有不同经历和不同事业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也是最近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初期，韦斯伯格在芝加哥经营一家戏剧团。1956年，她决定举办一届戏剧节，以纪念乔治·萧伯纳百年华诞，然后就开始出版一份萧伯纳专刊，专刊后来变成了一份两周一期的非正式报纸——《萧报》。每周五晚上，整个芝加哥市里对该报感兴趣的人们汇聚一堂，讨论报纸的编辑工作。威廉·弗莱德金是讨论会里的常客，后来他执导了《法国贩毒网》和《驱魔人》两部电影，埃尔默·格茨律师（他是内森·利奥波德案件的律师之一）和位于同一条马路前方的《花花公子》杂志社的编辑们也常来参加讨论。如果阿特·法默、塞勒纽斯·蒙克、约翰·柯尔及莱尼·布鲁斯这些人没有外出，他们也一定会来参加讨论的。（布鲁斯实际上与韦斯伯格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韦斯伯格曾经说：“我母亲对我们俩住在一起火冒三丈，尤其是有一次当她按了门铃后，布鲁斯裹着浴巾出来开门。我们的走廊上有一扇窗户，因为他没有钥匙，所以这扇窗户总是为他开着。那栋房子有不少房间，里面常常高朋满座，而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待在那儿。我受不了他的玩笑话，也不喜欢他的行为。我甚至受不了他讲的所有话。”）

办完《萧报》后，韦斯伯格去了一家伤后康复研究所从事公关工作。之后，她开始在一家名叫BPI的公益法律公司任职。在BPI公司工作期间，她发现芝加哥的公园变得越来越脏乱，也没人对此表示关心。她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于是就把各种各样的环境爱好者召集在一起，其中有历史学家、市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家庭主妇，她因此创建了号称“公园友谊会”的宣传组织。后来，她得知密歇根湖南岸一条从南本德到芝加哥市的通勤铁路即将关闭，感到十分震惊，所以就又把各行各业的关心铁路事业、环境保护和需要通勤的人士召集在一起，创建了“南岸娱乐会”，从而挽救了这条铁路。此后，她成了芝加哥律师学会的执行理事，该学会是一个法律进步组织。接着，她负责举办了一次地方议会竞选活动，而且她曾在芝加哥第一任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任期内担任特殊事务部部长一职。后来，她辞去了政府官员职务，在一个跳蚤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再后来，她成为理查德·戴利市长任期内的芝加哥文化局局长并工作至今。

如果你回顾韦斯伯格的这段工作经历，并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她涉足过8个领域，即演艺领域、写作领域、医务领域、法律领域、公园保护领域、政治领域、铁路保护领域及跳蚤市场领域。当我请韦斯伯格本人列出一份清单时，她写了10个领域，因为她增加了自己目前涉足的建筑领域和礼仪领域。但是，她很可能还是有意表示谦虚，因为如果你再仔细研究一下韦斯伯格的生平，你就可能把她的经历划分成15个领域或者20个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联络员的特点就是：涉足许多不同领域，并把所有这些领域联系到了一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次，韦斯伯格一时兴起，就坐上火车去纽约出席一个科幻作家大会。会上，她遇见一位名叫阿瑟·C.克拉克的年轻作家。克拉克对韦斯伯格颇有好感，他在再次去芝加哥时给她打了电话。韦斯伯格回忆说：“他当时在公用自动收费电话亭，他问我，在芝加哥有没有他应该去见一面的人，我就让他到我家来。”韦斯伯格有半个世纪的吸烟史，嗓音被尼古丁熏得又低又刺耳，她在两句话之间总要停顿一下，以便猛吐一口烟。即便在没吸烟的时候，她也会习惯性地停顿，好像还在进行吸烟动作。“我打电话给鲍勃·休斯。鲍勃·休斯给我的报纸撰写过文章。（停顿）我说：‘你在芝加哥有没有朋友乐意与阿瑟·克拉克交流交流？’他说：‘有呀，艾萨克·阿西莫夫就在本市。还有罗伯特这家伙，罗伯特·海因莱恩。他们都过来了，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停顿）然后，他们来我家串门，他们说，洛伊丝……我记不清他们是怎么说的。总之，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说我是那种能把朋友召集在一起的人之类的。”

这是关于洛伊丝·韦斯伯格人物原型的一些写照。首先，她能主动去联系自己领域以外的某个人，比如，在她从事演艺工作时，阿瑟·克拉克在创作科幻小说。同样重要的是，她联系到的那个人会对她的主动联系做出回应。我们许多人也会主动与一些从事其他职业，比较知名、比较成功的人士联系，但是这种姿态却不是双方都具有的。当阿瑟·克拉克来到芝加哥想要与别人联络时，韦斯伯格就为他推荐了阿西莫夫，她说阿西莫夫恰好也在芝加哥。但是，即便阿西莫夫不在芝加哥，韦斯伯格也会为克拉克联系到其他人的。

20世纪50年代，韦斯伯格举办的周五夜沙龙活动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这些沙龙活动总能轻而易举地把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如果没有这些沙龙活动，黑人就无法与住在北区的白人进行社交往来。虽然当时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接触非常罕见，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问题的关键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黑人与白人进行交际不是因为他们偶然相识，而是因为某人的介绍。这正是阿西莫夫和克拉克在谈及韦斯伯格时所提到的她那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特点，无论这种特点叫什么。

温迪·威尔里奇为韦斯伯格工作过，她评价说：“韦斯伯格一点儿都不势利。我和她一起去过一家专业摄影工作室。有许多人给她写信，她会把所有的信都读一遍。那家工作室的老板邀她出去，她就答应了。这位老板是位婚纱照摄影师，于是她决定考查一下他的水平。当时我想，天啊，我们是不是得在摄影棚里摆上45分钟的姿势呀？可实际上我们是在飞机场旁边的空地上拍摄的。她可是芝加哥文化局局长啊！但是，她当时觉得工作室老板是个很有趣的人。”

他是否真的那么有趣？谁知道呢。关键在于韦斯伯格发现他很有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觉得每个人都很有趣。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韦斯伯格总是说：‘哦，我遇见了最棒的人。你一定会爱上他的。’她对此人的感兴趣程度就好像这是她在人世间碰到的第一个人那样，而且她所说的情况通常都符合事实。”她的另一个朋友海伦·多里亚告诉我说：“洛伊丝能看到你身上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甚至是你本人都没有发现的。”

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的观点，即由于某种奇特的天性，韦斯伯格和其他像她这样的人能把他们自己遇见过的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当韦斯伯格望向外面的世界，或者罗杰·霍肖登上飞机坐在你身旁时，他们眼里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他们能发现许多可能性，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在忙于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排除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或住在机场附近的人，或者我们65年来都未曾与之谋面的人，而韦斯伯格和霍肖却喜欢所有这些人。

微弱关系的威力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作品中有一个关于联络员发挥作用的精彩例子。在他1974年的著名研究课题“找到一份工作”（GettingaJob）中，格兰诺维特采访了波士顿郊区几百名职业工人和技术工作者，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就业经历。他发现，有56%的受访者是通过个人关系谋得工作的，另外18.8%的人是利用正规渠道——招聘广告、猎头公司——找到工作的，还有大约20%的受访者是自己直接去申请职位的。最好的求职办法是利用人际关系，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最让格兰诺维特吃惊的是，他发现这些人利用的人际关系大部分都属于“微弱关系”。利用人际关系找工作的人中，只有16.7%与自己所求助的牵线者（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好友）“经常”来往，有55.6%的人只不过是“偶尔”见到牵线者，还有28%的人“很少”见到帮自己牵线的这个人。而且，人们通过朋友介绍通常都找不到工作，反而一般都是靠仅有一两面之交的人找到工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格兰诺维特认为，要想了解新工作的有关情况，或者有关工作的新信息或新想法，“微弱关系”总是比牢固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毕竟，熟悉的朋友与你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可能是你的同事，就住在你附近，你们去相同的几家教堂，上相同的几所学校，参加相同的聚会。所以，能有多少事情是他们知道而你却不清楚的？而你的那些“泛泛之交”，从另一方面来说，顾名思义，他们的圈子与你生活的圈子大不一样，他们很可能知道一些你不了解的情况。为了表达这一明显矛盾说法的准确含义，格兰诺维特自己创造了一个精辟的短语：微弱关系的威力。简而言之，认识的人数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认识的人越多，说明你的社交能力越强。像洛伊丝·韦斯伯格和罗杰·霍肖这类善于运用微弱关系的人，都属于社交能力不同寻常的联络员。就是依靠他们，大家才有机会去了解那些与自己不相关的领域。

当然，这一法则还适用于个人求职以外的其他领域，诸如餐饮、电影、时装潮流，以及任何借助于口头信息传播就能推动流行的现象。这不仅仅意味着当个人离联络员越近，他的社交能力就会越强，他也会更富有，并且得到更多机会，还意味着当一种观念或一种产品离联络员越近时，这种观念或产品得到推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否也是暇步士鞋骤然风行的原因之一呢？从东村到美洲中部，一路上一定有一个或者几个联络员突然对这种鞋一见倾心，由于他们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长长的微弱关系人名单，由于他们在各个领域和亚文化社会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一定能立刻使这种鞋广为人知且风靡。在某种意义上，暇步士鞋很走运。无数在某些地区流行的时尚不能进入美国主流时尚行列，也许其原因之一仅仅是运气不佳，因为它们无缘受到某位联络员的青睐。

霍肖的女儿萨莉给我讲述了她带父亲去一家新开张的日本餐馆的经历，她的一个朋友在这家餐馆做厨师。霍肖非常喜欢这里的饭菜，所以他在回家后就打开电脑，把住在附近的相识们的名字调出来，并给他们每人发送了一条消息，告诉这些人他发现了一家很棒的新餐馆，大家都应该去品尝一下那里的饭菜。这就是一种口头传播信息的方式。这并不像我把新开餐馆饭菜美味的消息告诉你，你再把这条消息传播给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转而再把消息传播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么简单。口头信息传播是从这条链的某个关键点开始的，这个点就是有人把消息传播给罗杰·霍肖这类人的那一刻。

成为事件中心人物的不可思议的天才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能把消息迅速传开，而威廉·戴维斯的“骑马夜行”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保罗·里维尔是那个时代的罗杰·霍肖或洛伊丝·韦斯伯格。他是一位联络员，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人。他去世时，出席葬礼的队伍——用当时一家报纸的话说——“是一支送葬大军”。他既喜欢垂钓，也喜欢打猎；他既喜欢玩牌，又喜欢看戏；他经常光顾酒吧，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活跃在当地的共济会，也是好几家入会资格要求严格的社交俱乐部的会员，还是一位实干家。戴维·哈克特·费希尔在他著名的《保罗·里维尔骑马夜行》（PaulReveresRide）一书中，把保罗·里维尔描写成一位“成为事件中心人物的不可思议的天才”。费希尔写道：

1774年，波士顿市引进首批路灯时，保罗·里维尔受命安排这件事情。当时政府需要规范波士顿市场，保罗·里维尔被任命为市场规范管理员。独立战争结束后，一场疾病疫情暴发，此时他又被任命为波士顿市卫生官员和萨福克县验尸官。当火灾几乎摧毁了这座以木质建筑为主的城市时，他积极参与了马萨诸塞州火灾保险公司的创立，他的名字也首次出现在法人组织合同书上。当新建共和国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时，他组织会议，组建了马萨诸塞州福利协会，并当选为首届会长。当波士顿社会被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搅得人心惶惶时，保罗·里维尔又被任命为陪审团主席。

如果从1775年波士顿人口普查名单中随机抽取250个人的姓氏交给里维尔，毫无疑问，他的得分会超过100分。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北美殖民地居民普遍对英国统治者感到非常不满。在新英格兰地区涌现了几十个由愤怒的殖民地居民组成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有效的联络手段。但是，保罗·里维尔很快就为那些分布广泛的革命小组扮演起了联络员的角色。他常常骑着马南下费城或纽约，或者北上新罕布什尔州，把情报从一个小组传递到另一个小组。在波士顿市内，他同样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在那个革命年代，波士顿有7个由革命者组成的“辉格党”小组，其成员数量达到255人。但其中80%以上的人只属于一个小组。没有一个人同时属于这7个小组，只有两个人同时属于其中5个小组，保罗·里维尔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当英军在1774年发起秘密战役，打算一举铲除独立战争游骑兵所掌握的武器和军火库时，里维尔便成了一个非正式抗英情报交换枢纽。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认识每一位游骑兵士兵。1775年4月18日的那个下午，你如果是那个马童，无意中听到两名英国军官谈到第二天要采取行动，自然也会跑去告诉里维尔。那天晚上，里维尔骑马前去列克星敦时，他心里就已经明白该如何把消息最大限度地扩散出去，这毫不奇怪。他在沿途见到行人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施展自己的社交魅力，停下来把消息告诉他们。每到一座城市，他很清楚应该去敲谁家的门，谁是当地民兵首领，谁是城里的关键人物，因为大多数人他以前都见过，而这些人也认识他，尊重他。

但是，威廉·戴维斯又是怎么回事？费希尔认为戴维斯既然骑马跑了17英里到列克星敦，他一路上不可能没有与任何人讲过话。但是戴维斯显然没有里维尔的那种社交天赋，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记录说明那天晚上有人见到他在散布消息。费希尔写道：“保罗·里维尔北上沿途每经过一个市镇，都马上会有地方官员和工厂领导拉响警报。而威廉·戴维斯南下沿途路过的地方则只是到后来才开始防备，而且至少有一个小镇根本就没有任何戒备。戴维斯也没有引起罗克斯伯里、布鲁克莱恩、沃特敦或者沃尔瑟姆等市镇的地方官员和民兵首领对此事的警觉。”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罗克斯伯里、布鲁克莱恩、沃特敦和沃尔瑟姆这几个小镇不在波士顿地区。戴维斯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拥有正常社交圈子的人，也就是说，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一旦离开了家乡，就不知道该去敲谁家的大门。戴维斯骑马经过之处，只有一个很小的社区得知了这一消息，即沃尔瑟姆农场附近聚居的几个农场主。但是，仅那几户人家相信他的情报，根本不足以拉响警报。快速口头传播信息只有联络员才能做得到，威廉·戴维斯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绝对内行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联络员才能在社会流行浪潮中发挥关键作用，那也是错误的。罗杰·霍肖发出去了几十封电子邮件，这些邮件赞扬了他女儿的朋友所开的新餐馆。他并不是自己发现这家餐馆的，而是别人在发现后告诉他的。暇步士鞋在流行起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被联络员发现的那一刻，然后此人就开始最大范围地将其进行传播，暇步士鞋因此流行起来。但是，是谁把暇步士的信息传递给这位联络员的？联络员完全有可能是在无意之中获得新信息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么多人，所以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得到新信息。然而，我们如果认真研究一下社会流行浪潮被引爆的情况，就会清楚这样一个道理：正如我们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样，我们也是依靠一些个别人物才能与信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既存在人际沟通专家，也存在信息传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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