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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善用政策以政策为本跟着政府风向走（第2页）

当然，办好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好办事，但显然善举总能为一个商人赢得更宽阔的投资空间，这一点不能不说李嘉诚无论是在经商还是做人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用实力说话，争取发展权

在任何时候，用实力说话都是金科玉律。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有所成就，有所收获。年轻人若想成就大事就不能怕冒风险，因为越大的风险越能带来大的收益。但是如果你想赢，就不能只靠运气，你能靠的只有自己。这就如同李云龙的“亮剑”精神，如果只有吹牛的“实力”，怕是上阵也不过剑封鞘中，毫无实际的威力。

李嘉诚的许多大手笔都得力于他的雄厚的实力，东方广场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嘉诚曾经说过：“即使本来有一百的力量足以成事，但我要储足二百的力量去攻，而不是随便去赌一赌。”他所说的力量也就是实力，只有你拥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以去“碰碰运气”。如果实力不够，光想靠运气成事，那成功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用实力说话。无独有偶，这样的例子不仅限于商界，现实生活里的许多领域也都不时会有类似的案例存在。

曾在媒体轰动一时的“无手车王”何跃林，在云南昆明汽车越野赛正常赛事中获得冠军。人们禁不住要问：一个连手都没有的人，何以驾车？就更不用说当“车王”了。但是正是这个9岁时双手掌被炸飞的何跃林，以超越亚军3秒的成绩，最终摘取了冠军奖杯。不得不提的是，这并不是一场残疾人比赛，除何跃林外全部选手都是健全人，而他是经特批的唯一一位参赛的残疾人。而赛后何跃林一句看似淡然的话，让人感触深刻：“靠实力说话。”

的确如此，无论是做最好的企业家，做最好的赛车手，还是做最出色的球员，都要求你拥有最好的思想，进行最好的实践，用最有效的做事方法，追求高品质、高效率。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有竞争力，你才有打败你的竞争对手的可能。

在NBA球星里，乔丹无疑是最耀眼的一颗。他的每一场球，都在争取发挥出自己的最佳实力，打出最漂亮的球。乔丹是一个全能球员，场上5个攻防位置都能打，而且能示范多种高明的打法。他练就了最精彩的动作：从三分线外飞身跃起，高举着球，在众人仰视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扑近篮筐扣篮，或者空中旋转360度反身灌篮，使所有在场的球迷如痴如狂。而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0%，甚至更高，令对手防不胜防。同时乔丹具备绝佳的弹跳力，他的弹跳力和爆发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制空能力也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飞人乔丹带给球队的，不仅是无与伦比的球技，更包括他对篮球打法的深入了解。

也许乔丹的外在身体素质并不是最被看好的，身高只有1.98米，体重90公斤，无论怎样看在巨人林立的NBA中，乔丹都不是十分出众的一个。但是，“飞人”用他自己的实力打破了这一切，球场上，一切其实都不重要，唯有实力说明一切。

商场和球场虽然不同，但实力说明一切却是共通的。乔丹是球场上王者，飞人，而李嘉诚则被誉为商界“超人”，凭什么？一句话，凭的是实力。所以无论飞人还是超人，他们当之无愧。

及时沟通，企业与政府良性互动

有一句古话“在官言官，在商言商”，讲的是各司其职。然而走到今天我们便能明白，纯粹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做好，做出色。而只有在专长之外有旁通，才能因势而动，才能不栽跟头。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是这样的。李嘉诚与政治家们的一些会面也都是政府与商人之间这种息息相关的联系的体现。

后来，李嘉诚谈到这一点时认为，邓小平倡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不仅使中国13亿人民从中受益，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香港也从中受益良多。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了香港问题，香港在过渡期得以保持繁荣稳定，港人充满信心。及时沟通稳定了当时香港的环境，为进一步理解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企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扶植，企业与政府之间实际上应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得好，企业和政府各取所需，最终是个互惠互赢的皆大欢喜。施正荣和无锡市政府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年施正荣在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做完学术报告之后，一位高新区的领导握着他的手说：“您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人才，我们就是要吸引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到高新区来创业。”而施正荣在各种场合和媒体，始终不忘记把尚德成功的重要原因归于无锡市政府的强力支持。他说道：“到无锡去的几处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们非常的热情，就是欢迎，用他们的话说，我们已经找你这样的人才找了几年了，今天终于把你找出来了。这听上去的感觉就像是找到了知音。而且更让我感到有信心的一点，就是在回国之前，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位为总经理，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当副总、技术副总，这就是我的定位。但是一到无锡呢，无锡的领导就跟我讲，你要到我们这儿干，我们就要让你科学家当老板，你必须干一把手，这更加强了我到无锡来创业的信心。”

无锡市政府一开始对施正荣的定位超出了他本人的期望值，本来只想当一个技术副总，却被政府要求和扶持当了尚德的总经理。如果当初的施正荣真的只是个技术副总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么全面地接触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成就不了今天的施正荣。不管如何，总经理的定位说明了无锡市政府对他的信任，并且也有将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的打算。

之后，无锡市政府在创业资金的融资上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前期的600万美元资金就是政府派代表负责落实的。不仅如此，当时的高新科技园区还帮助施正荣建立起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包括部分销售网络，让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施正荣尽可能顺利地进入企业家的角色。在地方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协调下，当地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中一批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纷纷来到施正荣麾下，从资本运作、营销渠道等方面为尚德打通了快速发展的通道。高新区还帮助尚德积极拓展产学研合作，与南京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在尚德上马第二条、第三条生产线的时候，几千万的资金缺口也是政府出面四处去争取担保贷款得来的，并且协助尚德解决了新厂房建设、进出口业务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最关键的尚德上市前，国有股退出，正是因为无锡市委书记的识大体、明大义，才让尚德顺利走过了这一关。

当然，尚德也用自己一路走来的实际业绩证明了无锡市政府没有看走眼。尚德光伏产业园正在抓紧建设，2012年新区光伏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的目标已经确立，已经成为行业领先企业的尚德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更紧密了。

“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诞生什么样的企业，成功的企业绝不是偶然出现或孤立存在的。怎么营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奇迹诞生，这可能是尚德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施正荣说这话的用意其实也很明显，那就是，尚德今天的成功和支持它的政策与投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施正荣说：“我们尚德公司跟无锡市政府之间的沟通，可以讲是政企沟通，也许达到了一个最高境界。”对于一些人质疑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政企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正常，施正荣表示，在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市场是尚德自己去开拓的，只是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遇到一些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通过实事求是地向政府做汇报，来争取得到政府的支持。

施正荣的这番话，与李嘉诚的经历可谓不谋而合。从后来李嘉诚的几个大型项目的投资建设过程来看，李嘉诚也确实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不小的支持，比如像东方红广场、盐田码头以及汕头大学的筹建等。或许这正可以揭示出企业与政府之所以可以良性互动，共同创造出一个成功的投资环境的秘诀，同时也为中国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按政策出牌易摔跟头

纵观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地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一直是紧密相关的。回顾中国地产业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每一阶段都是制度改革在推动着行业的繁荣。

从1998年到2002年，主要依靠房地产分配制度的改革，出现了福利性需求的集中爆发。从2002到2005年，则是由于金融创新制度引发了投资需求，如果没有按揭制度的引进，中国地产业不可能如此繁荣，更不可能出现如火如荼的地产投机行为。2005年以后，由于汇率制度改革引发了本币升值对地产内在价值的提升，地产形成了投资和投机共振的局面。所以，不管怎样发展，政府依然是牵着风筝飞的绳，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心。

纵观李嘉诚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地产业对于地产大亨李嘉诚来说，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崛起和发展产业。李嘉诚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进驻内地，不但是因为内地稳定，更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政策在起着杠杆作用。然而无论如何，他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经营，还有其他地产商分着数杯羹。

然而，在其他产业呢？我们把目光投入货柜码头业。众所周知李嘉诚堪称货柜码头大王。那么，他自然不会放过黄金码头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航空的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因而，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事宜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志在必得。

有很多人对此分析过李嘉诚为什么会失败，他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却依然失败。论地利，李嘉诚国际货柜是同业中的龙头老大，业绩骄人，经验丰富，人称“葵涌地头蛇”；论人和，李嘉诚方方面面都有良好关系，在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的9名非官议员中，6名都是李嘉诚的私下“幕僚”，通常决议不会否决，享受不菲酬金；论天时，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到港不久，就视察葵涌码头。李氏借公司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客观上取悦了港督。

然而，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彭定康新官上任，港府大换血，李嘉诚在港府的经营前功尽弃。行政局议员又在此时踩了一脚，公开发表言论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而彭定康则说，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灵活性大，不难意味着难度也大）。最终，“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舆论普遍认为，港府是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故而再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也不行。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洗雪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际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7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其实，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李嘉诚在惯用商战中忘记了一项原则，那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原则。李嘉诚的垄断已经渗透到了政府职员身上，那么，面对新进领导来讲就是一个大麻烦了，即便是李嘉诚于其有恩，对方也未必就此肯顺水推舟。于是一场意料之中的商战，变成了政府的重新洗牌。因为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于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香港政府虽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利之时，“均衡”仍然能是其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更何况彭定康乃英国职业政治家，对此中道理自然更是了然于胸。

李嘉诚是成熟的企业家，故而依然如故。但是相信其对于“按政策出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故而之后的数次投资，李嘉诚都没有遇到过此类的情况。李嘉诚曾说过，从失败中获取成功的经验，他的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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