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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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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一直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当时的美国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还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国家战争的爆发并未给美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美国参战后却做到了。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总统就职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马歇尔·菲尔德于7个月前成立的无广告报纸）用整个头版刊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人群的照片。这种情景在美国很常见。那时，全国有近900万人失业，近300万人登记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名单上，30%的黑人需要救济。这距离1929年美国股票大崩盘已经超过11年了。在20岁左右青年人的记忆里，美国经济就从未健康稳定地发展过。而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成长于“一战”期间，但在“二战”前，他们就已经看到自己的儿女如何为了生存而磨炼得既坚韧又强大。

1941年春，国家急需扩充兵力。所以，罗斯福组织了一次全国营养会议，希望能找到陆军医疗队拒绝了近半数选择性征兵制召集来的青年的原因。他们的调查结果可以说任何福利部门工作者都心知肚明，因为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原因就是10多年来美国人营养不良。根据1940年的人口普查，超过一半的儿童生活在年收入不到1500美元的家庭里，14的人口依然靠务农为生，而一般的农民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1939年秋末，托莱多市的学校还因为缺乏资金而停课两个月。在曼哈顿，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职工利用英国布里斯托尔被炸毁时留下来的残砖断瓦，为东河大道修建地基，每年薪资也只有832美元。

即使是这样，来访美国的欧洲人还嘲笑美国的物质生活，现在的欧洲年轻人再不会觉得美国人在战前多么备受呵护了。尽管农村的电气化建设正在稳步发展，但依然有34的农场只能使用煤油灯。就全国整体而言，平均每7个美国人才有一部电话，每5个美国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抽水马桶；大多数美国人八年级后就辍学了。在华盛顿，参议员瓦格纳提出了健康保险计划，但是由于美国医学协会的说客大肆抨击，该计划最终没有通过。对于5~15岁的儿童来说，最大的杀手是风湿性心脏病。

美国总人口为1.32亿。人口统计专家认为，美国人口数量不会再扩大了。只有17%的已婚妇女有工作——尽管已婚妇女就业的数量已悄然增长不少，20世纪30年代就增加了约50万。已婚妇女们大多都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广播肥皂剧，其中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还会听一些新推出的配乐广告，其中一首名为《金吉达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然播放2700次。

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每年900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基本在150上下浮动。简而言之，这些数字表明，美国经济依然低迷。后来成为《纽约邮报》经济版唯一一位记者的西尔维娅·波特对当时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单身公寓每月需支付25美元，热狗每个5美分，电影票每张20美分，大多数杂志一份10美分，一顿饭45美分，手表维修费平均每月10美分，15瓶威士忌1.25美元，一般情况下，与朋友打赌只投注5美分。

商人仍然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干预、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太懒，以及罗斯福拒绝接受胡佛关于允许“合理调整”工资和物价的提议。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商人并不是真正优秀的商人。他们都觉得国家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以及那些所谓的基础行业，例如钢铁产业，但他们都忽略了真正的关键——消费者及其所需的廉价商品和各种服务。“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和汽车汽油等的需求会直接上涨。”伯德小姐指出：“公共汽车、卡车、天然气、电力、商店、洗衣店和美容院也都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财富》杂志以惊讶的语气报道，自股市大崩盘以来，有一个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即一次性产品制造业，其中包括纸巾、纸杯、纸碟、不能回收的瓶子和卫生巾，男士在避孕套上的花费比理发要多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产品并未被放手生产，因为企业家们隐约感觉到，这些产品对人们无益。妇女们应该洗碗，她们没有理由吃完饭把餐具一扔就了事。免下车服务是不对的，因为让事情变得过于简单了。由于缺乏远见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富有的企业家拒绝投资超市、邮资计费器、空调、滑雪场、霓虹灯、晶体管、胶合板以及汽车旅馆等行业。除了富人，大家不知道消费信贷。大多数人都用现金支付小额账单，银行为了限制支票账户，提高了账户的最低余额。当时如果有人提议，银行为储蓄者保密，或提供给他们“先度假，后付款”的旅游服务，会令人大吃一惊，就像社会上的模范人物当众出丑一样。

很多改变战后美国面貌的新发明，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不仅包括雷达，甚至还有电视机，那个时候工程师们已经在进行研究制造它们的收尾工作。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进行了一项电视广播实验，曼哈顿接收到来自格沃尔·惠伦的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画面，尽管早期杜蒙牌电视机上的显示屏很小，但曼哈顿的人们还是可以接收到。当时哈佛大学的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肯定不会流行起来，因为“它只能在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观看，还需要不断的检查”。荧光灯照明也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就像尼龙和涤纶掀起了纺织界的革命一样，塑料制品也正慢慢取代各种产品中的钢、铝、锌、镍，从方向盘到钢笔（之后还有圆珠笔）等。1940年春，伊格·西科斯基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首次试飞直升机，一位记者描述这架直升机是“一个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推测西科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此时，美国的汽车还未成为某位社会评论家所称的“傲视群雄的战车”，但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奥兹莫比尔汽车打广告说，他们增加了57美元的成本，用以安装所谓的“液压离合器”，可以及时免除换挡。林肯·飘逸敞篷车也有一个神奇的按钮，按下就可以起落篷顶。听此消息，一向保守的底特律汽车业成员都耸耸肩膀，表示不相信，就像在和平时期最后的几个月里，出版行业都很鄙视口袋书公司的出版计划一样。该公司发行的第一批平装书——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只在部分杂货店出售，每本2.5美元。

任何人只要对这样的新发展有先见之明，肯定能够大赚一笔。但有时，没有先见之明也是一件好事。希特勒在横扫欧洲期间，华盛顿正在制订计划，以扩大预扣税原则的应用范围，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险和联邦个人所得税。1939年9月2日，《纽约时报》第20版刊登了一则简要新闻，大体内容是有一位名为A·H·罗福的研究员在向国际肿瘤会议做报告时，描述了他在小白鼠身上涂抹烟焦油从而引发癌症的实验过程。

1941年秋，如果去远方，肯定得坐火车。新提取的柴油燃料达到了其高效率和流行的顶峰。车站里到处都是戴红帽子的搬运工。路基也一直在维修保养，这样卧车旅客（至少在低铺位上的乘客）就能够好好休息了。还有服务员会帮你擦鞋、提行李，到了起床时间，他们还会轻轻地为乘客拉开绿色的窗帘。如果离开时，你给他50美分小费，他会说“先生，谢谢你”，这是他们由衷的谢意。在火车上进餐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桌上都铺着干净的亚麻桌布，菜单上各种食物应有尽有，人人彬彬有礼。

大家都不愿乘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食物难吃、机场距离远，而且还存在恐惧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飞机的服务质量和航班安排都在不断改进，而且泛美航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穿越大西洋的航班yankeeClipper只用26.5个小时就可以把你从长岛带到里斯本，但那时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急着赶路。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开车，不过就是受点儿苦。莫利特公园大道和宾州收费公路才开放不久，其他的高速公路还只是两车道或三车道，而且途经的每个城镇都要限速，超速罚款用以补贴当地警员的工资。沿途旅社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评价都不高。为此，J·埃德加·胡佛还带头发起过一个反对此类旅社的运动。胡佛在《美国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称这类旅社（汽车旅馆的前身）是一个“滋生疾病、贿赂、腐败、欺骗、强奸、逼良为娼、偷窃和谋杀的温床”。而且，他还提醒人们，那些夫妇们正在用的床垫，很有可能之前就被那些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人们玷污过。

火车穿过一些居民区时，看不到那些打折店或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像高速公路一样，这些商店在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时候，人们还未过分依赖私家汽车。他们工作、购物或上学，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那时起，被取消的公交线路不计其数。但我们还可以了解有轨电车的发展，1940年，全国电车铁路轨道达19600英里，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减少到2049英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已废弃不用。

火车站附近都有至少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酒店，这种酒店具有孟莎式屋顶，服务员们随时待命，而且每晚只需一美元就可享用干净的床铺。服务员随时都可提供酒水。只需三美元就可以叫来镇上的妓女，如果是军人的话，两美元即可。酒店的餐厅既安静又便宜，如果你想要更热闹一些，可以去四周找个小餐馆，有点唱机和当地八卦消息。有一些俚语连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都不一定听得懂，比如他们不说“派对”，而说“狂欢”；不说“分开”，而说“滚开”；把“风流汉”叫作“色狼”；如果你想让一个“色狼”“滚开”，你就说“赶紧消失”、“去死”、“干掉你”或“吹走你”；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意思，就可以夸他“有风度”、“可爱”、“俏皮”或是“时髦”；与这个男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女孩可能会发现他有点儿“呆”，不过要是他非常机灵的话，一个“亲吻”就足可让女孩儿接下来都顺从他了。

这些酒店、餐馆、电影院、妓院等都是推销员们常转的地方。如果你去拜访朋友或走亲戚，他们会去车站接你。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还来自有钱人家，那就很有可能穿着双排扣格子花呢西装，而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可能住在后来被称为“内城”的地方。但哪儿有繁华的毕肯山市区，哪儿就有像布鲁克莱恩那样的郊区，所以你完全可以止步于此了。因为当时格林尼治和温内特卡的郊区生活与20世纪70年代的莱维敦和帕克·福莱斯特是截然不同的。战前，郊区都住着富裕人家，他们独享这里，而且都接受过预科学校和大学的教育，郊区也是地位尊贵的象征——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乡村俱乐部的延伸。这里住着作家约翰·P·马昆德笔下的人物，住着约翰·奥哈拉所羡慕的人们，住着詹姆斯·古德·科森斯认识的人——共和党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厄尼斯港能有一处自己的房子，就算是约瑟夫·P·肯尼迪也要与人竞争才能得到。如果说一个天主教徒勉强可以的话，犹太人根本没有机会。住在这里的肯尼迪的邻居们，像他在夏令营或冬季游轮出游期间一样，大力宣扬自家“严格执行饮食标准”。如果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出去读大学的话，他们也会成立自己的小团体，不会盲从他人。

战前，除了担心这里太偏僻，郊区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这里的老房子宽敞，新豪宅高雅。“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美元就可以在这里买下一栋大房子。尽管这里到处都在不断修建有现代感的建筑，但人们最喜爱的还是都铎王朝和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风格。工人们除草劈柴，父亲们打高尔夫，母亲们修整花园，年轻的男女们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去俱乐部跳跳舞。没有人抱怨有压力、有竞争。大家都穿着灰色法兰绒布料的衣服，要是有人举止失礼，就有可能被俱乐部开除。夏天傍晚，一家人坐在庭院里，草坪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家具，有个被称为“滑翔机”的摇摆式沙发，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青年人肯定坐不住）。约会时，大家不会穿蓝色牛仔裤，因为这种布料的衣服只有牛仔和体力劳动者才会穿。青少年们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潮流，也想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尊贵、体面，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即使战争来临，所有人也都认定这些有背景的男孩们日后肯定会成为军官，部队也这样认为，因为特权世袭已经根深蒂固。无论怎样，这种趋势是必然的。

但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大不相同了。吉姆·克劳法（歧视黑人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军事机构的潜规则之一。1940年，陆军中只有两名黑人军官，而海军中一个都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集中在“港口”营，主要负责装卸船上货物，只有三个团接受黑人战斗兵。黑人水手也仅限于在食堂工作，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也许会有机会穿着白色短外套，站在一旁等候军官差遣，只要军官开口说话，他们就要深鞠躬。1942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整理的各种资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有色人种问题”的（没有人认为这是其他肤色人的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确实难以解决，但他取消了对战地记者报道种族事件的限制，这也算是一次进步。一些记者与他争论，担心国内的一些“好事者”会夸大相关事件。艾森豪威尔将军否定并反问他们，美国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记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就可能会指出，那里的立法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美国军队是“为白人至上而战”。战争开始前的最后几星期里，种族歧视观念盛行于乡村地区。犹太人已经被禁止与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来往，去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只收基督教徒”的工作，他们无权应聘。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曾经站在国会大厅的正中央，骂一位新闻记者是“小犹太人”，没有一位同事责备他。但反犹太主义从来没有像反黑人种族主义这么厉害。参议员“大人物”西奥多·G·比尔伯是兰金的老乡，同样来自密西西比州，他典型的“比尔伯式”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让正式会议活跃了起来，例如“我们南方人一定要把种族界线画得更重”、“白人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那些同情黑人的美国佬，你们都下地狱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的一个栅栏外挂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寻找复活节彩蛋：白人儿童，早上9点半；黑人儿童，下午3点半”。同样的，在梅生迪克生线以北地区，白人种族主义也相当盛行。国会拒绝通过不可以对黑人处以私刑的提议。《巴尔的摩太阳报》自认为是一份开明的报纸，却在报道中称，联邦工作赈济营里“黑人妇女们住在以布当墙的小屋里”这则新闻是恶意诽谤，但实际上，这是事实。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丈夫声称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一半黑人血统，于是妻子艾丽斯·莱因兰德不得不脱掉上衣来证明他先前肯定是知道的。埃德加·胡佛是歧视黑人节目《阿莫斯和安迪》的忠实粉丝，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关于种族关系的分歧，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芝加哥著名的黑人报纸《芝加哥保卫者报》，提醒南方读者不要再幻想了，北方并不需要他们。

留在南方的人民却意味着要饱经磨难。他们不仅要受到T·尤金·康纳等流氓恶棍的欺辱（此人后来竟然成为负责伯明翰市公共安全的一把手），而且还要穷苦度日，南方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才634美元，农村只有566美元。而纽约和底特律市的居民年收入是南方的两倍，于是100万美国黑人开始向北方迁移，但也只能住在北方的贫民窟。为了能够拥有更好的衣食条件和教育环境，他们不得不忍受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困难重重的生活。许多在这段时间美国北部贫民窟出生的孩子，成长为20世纪60年代奋勇反抗的英雄人物。

早期从他们中诞生的英雄人物多为黑人音乐家和运动员，如杰西·欧文斯（美国田径明星）和乔·路易斯。体育新闻类作家称路易斯是史上最优秀的职业拳击手——当时他第9次成功卫冕，他也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我要诚实地比赛，这样其他黑人才会有机会和我取得一样的成就。如果我耍诡计，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会让他们很失望。”在他的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原名马尔科姆·利托），他在自传中写道：“每一个黑人男孩刚学会走路，就想成为下一个‘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的绰号）。”

许多美国最动听的音乐，都在这些年灌的唱片里。但白人相当歧视黑人音乐家，这是美国的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加入了自己的乐队，但酒店经理不允许威尔逊与乐队一同在舞池演奏。在纽约，技艺超群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奏，但不允许在派拉蒙剧院和斯特兰德剧院表演。对他们来说，更糟糕的则是各地的巡回演出，每天连找个地方吃饭、睡觉都会惨遭羞辱。一次，古德曼带领乐队到南方巡演，有两个警察硬要逮捕莱奥内尔·汉普顿，幸好他们的局长及时出现（因为局长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比莉·哈乐黛出入宾馆时都不得不走后门。在底特律市，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作为黑人皮肤显得不够黑，于是她只好化妆，让自己的皮肤更黑些。一次，比莉跟阿蒂·肖的乐队一起去南方巡演时说：“我几乎每次吃饭、睡觉或上厕所，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偶尔他们也会出口恶气。珀尔·贝利就谈过她曾在芝加哥某中餐馆与服务员对峙的经历。她回忆说，当时一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刚开始说的语言我并不怎么懂，但……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我却听得清清楚楚。够了。于是，我用东方人的说话腔调，慢慢地说：‘你们以为我来美国是摘棉花的吧？但我听说，你们到美国只能当洗衣工。所以，哥们儿，还是接待我们吧！’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他真的接待了我们”。黑人爵士歌手莉娜·霍恩在某个关押第一批俘虏的战俘营里，做了一个很无畏的举动，公然挑衅白人。当时，战俘营的指挥官让前排都坐满德国俘虏，而监管监狱的黑人士兵反而坐在最后面，于是，莉娜慢慢从台上走下来，走到过道上，背对德国白人，面对黑人同胞们唱起了歌。

罗斯福总统想把民权法案项目推迟到战后，但形势所迫，他不得不有所行动。黑人领袖眼睁睁看着联邦政府把大量资金都投入国防工厂，而对申请工作的黑人置之不理。1941年春，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负责人A·菲利普·伦道夫对总统说，政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支持种族歧视，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就要在华盛顿发起一次大规模抗议游行。总统仍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调集了兄弟会联盟的成员们，定于7月4日举行游行。罗斯福担心他们的游行会影响国家团结，终于在6月25日做出让步，发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措施委员会。命令规定，所有雇主、工会必须“在国防工业中为所有工人提供充分而平等的就业机会，不能因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但该项命令未能充分贯彻实施，所有那些期盼立竿见影的黑人领导者感觉还是失败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自此之后，大规模的黑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后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得面临这一挑战。

在政府内部，埃莉诺·罗斯福和哈罗德·伊克斯二人对美国黑人遭受不公平待遇这件事最为敏感，他们两人的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玛丽安·安德森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歌手，托斯卡尼尼曾夸赞她：“你这样的声音，真是百年不遇。”但她也是一名黑人。一次，一个叫玛丽·约翰逊的红头发女记者，聪明机灵却好事，听说安德森计划在宪法大厅举办一场音乐会，便想从中使坏。约翰逊小姐知道，宪法大厅属于美国革命女儿会。于是，她便去拜访美国革命女儿会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她女儿会对此事有何打算。拥有绝对权力的罗伯特夫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计划即刻叫停。自此以后，无论是玛丽安·安德森，还是其他黑人艺术家都从未在宪法大厅表演过。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他提出，要想让大家关注到革命女儿会的种族歧视事件，有一个好方法，让安德森小姐在华盛顿开办一场免费的露天演唱会。安德森同意此事，协进会一致认为林肯纪念堂是最合适的地方，但没有内政部长的同意，那里是不允许举办音乐会的。伊克斯听说了革命女儿会的事情后，便致电白宫。当时总统正准备前往沃姆斯普林斯，伊克斯恳请他稍等片刻，他即刻赶到。罗斯福详知此事后，就命令伊克斯负责举办这场大型露天音乐会，并且规模越大越好。

埃莉诺·罗斯福听闻此事，宣布退出革命女儿会，她接受怀特的建议，和伊克斯一起发动内阁成员、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及一些其他杰出社会人士，组成了一个蓝带发起委员会，以促成安德森的音乐会。音乐会以美国革命女儿会之前做过的事情为宣传点，大力提高了关注度，这真是用钱都买不到的。被邀请的赞助商中，只有几个借口自己的地位不方便参与如此有争议的活动而没来，绝大多数还是出席了，包括外交使节团。音乐会现场共有7.5万名观众。从开场第一首歌《美国》到结尾曲《没有人知道我的烦恼》，观众们都沉醉其中。结束后，大家纷纷涌向歌手安德森，局面难以控制，好几次几乎发生踩踏事件。在所有人都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时，怀特注意到有一个穿着复活节服饰、身材瘦小的黑人女孩，泪水浸湿了她的脸颊，虽然年纪不大，但伸出的双手却布满体力劳动的痕迹。怀特后来说：“从这个女孩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到她心里在说‘玛丽安·安德森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这起不平凡的事件吸引了百万人的注意，但不能就此误认为，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都忙于国家大事或议题。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那时候都在全神贯注地处理个人问题、生活琐事和工作事务。甚至在底特律市，尽管工程师们正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轻型坦克的弱点，但是人们谈话中最常见的话题却是销售。这是底特律的销售业最蓬勃发展的一年。汽车经销商已经售出500万辆汽车，这令老板们笑得合不拢嘴，也令前来咨询的英国官员们惊讶万分。亨利·福特刚开始以关闭福特公司为威胁，不愿意接受国防订单，接着又坚称无论如何都不为加拿大制造飞机，这让英国人更加惊诧。哈特福德市的普拉特·惠特尼集团负责为驱逐机（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战斗机）制造引擎，但困难重重。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份1.31亿美元的合同，以制造1000架B–26轰炸机，最后却只有20架上了装配流水线。

在好莱坞，卢韦拉·帕森斯和赫达·霍珀为女演员多萝西·拉莫尔的慷慨举动而欢欣鼓舞，因为她刚把自己在电影《她的丛林之爱》中所穿的布裙捐献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也欣然接受。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静静地躺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你这个‘浑蛋’，还真是可怜！”这一年，很多名作家相继离世，6个月内，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夫先后离开了。

1941年，《波士顿晚报》在连续发行了111个年头后，宣布停业。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美国报纸产业开始陆续倒闭，虽然历时较长、过程缓慢，但规模巨大。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14的日报类报纸都消声匿迹了。作为《波士顿晚报》编辑们的母校，哈佛大学为它的停业悲叹。哈佛大学和当时这个巨变时期所有的大学一样，思潮汹涌，需要一份能够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发表了他的诗作《焦虑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一书，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震惊了所有非沙文主义者，约翰·皮尔·毕晓普在《凯尼恩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看到欧洲目前的战争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于是，他欢迎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前来美国避难，并认为他们应该会留下来。他写道：“艺术的前途将在美国，因为只有在这儿，知识分子们可以既不受国家的限制，继续向前探索，又不受权贵的干扰，发表新的研究成果。”

当订阅者反复研究毕晓普那充满希望的文章时，有一个叫约瑟夫·R·麦卡锡的人赢得了威斯康星州第10区的选举，并成为一名巡回法院法官。此人先前是乡下养鸡户，后半工半读，先后做过加油站值班员、洗碗工、馅饼烘烤师和道路修建队铲土工，才完成了法学系的学业。斯皮罗·T·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理赔人。惠特克·钱伯斯现在体型肥胖，穿着松松垮垮的蓝色西装，一脸沮丧，是《时代周刊》的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依然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是国务院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如果施乐静电复印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发明，那希斯就无需用他的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抄录文件，钱伯斯也就无法证实他的指控，那么钱伯斯的支持者理查德·尼克松能否赢得全国关注，成功入主白宫，也就充满疑问了。现在想想这些事情，都还是会惊恐万分。

对体育记者而言，1941年并不景气。只有一匹名叫“海洋饼干”的赛马还值得一写。鲍伯·斐勒能投出一场无安打比赛，乔·迪马吉奥轻松地连续赢得56场比赛。然而，卢·格里格于6月逝世，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橄榄球赛，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也因战争被陆续取消。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也被迫暂停。体育版的编辑们会报道职业橄榄球赛的赛况，但显得并不积极，因为当时橄榄球还没有那么受欢迎。不过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他还去观看了那场华盛顿红人队的主场比赛。

那是个天气晴朗的金秋，美好的秋色正适合为青年们送别。等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昔日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还失去了生命。而那些女孩，待到士兵们坐着军舰回国时，都已近中年，身材也没有那么婀娜苗条了。那时美国女孩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5英寸（比现在矮），体重为120磅（比现在重），这确实令人惊异。也许，往事已模糊不清，不过从当年人们的穿衣打扮上可略知一二。1941年秋，最流行的发型就是及肩童花头，或者卷曲波波头。她们让头发自然垂在背后，穿过校园，一个个像极了年轻的女神，这正如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所说：“这些女孩，从背后看，个个都是大美女。”

女大学生们平时都穿着及膝袜，跳舞时穿上露肩蝉翼纱礼服。如果在史密斯学院，她们的日常校服就是毛衣或毛衣外套，并佩戴一串珍珠（瓦萨学院的女孩们喜欢戴三串）。她们穿的鞋子多是宽帮低跟的。那些走读的女生大多用发带将头发束起来，穿着露腰服装，但在公共场合裸露就是反常行为了，魅力尽失。男孩们的穿着就不太吸引人了，他们的上衣翻领偏宽，裤管偏胖。现在看当年的老照片，肯定会尴尬无比。白衬衫（1941年百货商店里每件两美元）是当年的标准服装。情侣在当时是早期消费者，感恩节一过，他们就开始跟着广告语说：“在科蒂香水的遐想中，祝你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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