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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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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黑暗中的曙光

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基础物理学并不存在。当时，犹太物理学是违犯法律的，而德国物理学则由位于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德国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部负责。然而事实上，1938年3月之前，德国物理学界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是一位犹太妇女，她就是莉泽·迈特纳。她与奥托·哈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里进行中子撞击铀的实验，发现了中子诱发铀裂变这一惊人事实。迈特纳博士是反犹主义政策下的例外，因为她不是德国人，而是维也纳人。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成了德国公民，作为一名非雅利安人，莉泽·迈特纳被赶出实验室，纳粹集中营的魔爪遍布左右。于是她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纷纷去拜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都辩护道：物理学只有对错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因为德国人有真理指引，所以才多次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次数是美国人的三倍。希特勒听此大怒，随即将他们归为“白犹太人”，并下发了对莉泽·迈特纳的逮捕令。迈特纳扮成游客，逃到荷兰边境，又前往瑞典的孔艾尔夫，一个靠近哥德堡的海边小镇。另外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和现居于斯德哥尔摩的哈恩，都非常好客，友善地接待了她。但是对迈特纳来说，她的事业已经被迫终结，人生也全数尽毁。

同一时期，她的同事以及美国物理学家正处于科学鼎盛时代，一项惊人的成果在五六个国家接踵而至。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因研究中子取得的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剑桥的哈恩、斯特拉斯曼、玻尔和查德威克以及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夫妇都走在科学的最前沿，努力寻求突破。30多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据他提出的相对论，抽象地测量出了原子能。爱因斯坦认为物体运动时的质量大于静止时的，其中的差异由光速界定。如今实验表明，中子撞击铀元素后，会发生核裂变，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铀的三个同位素已在研究中，并已写出方程式。这些原理一旦得到验证，爱因斯坦的推测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将成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不过，核物理学家们并未期望世界能够认同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成果。1938年12月22日，当哈恩在德国《自然科学》期刊发表分裂原子现象的报告时，他总觉得自己或许搞错了：“文稿寄出去后，我对这个研究成果再次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邮出去的文稿能够返回来。”但玻尔读到这篇文章时，激动得一拍脑门，喊道：“我们怎么这么久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对此，核物理学家们既欢欣鼓舞，又敬畏恐惧，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意见不一。爱因斯坦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威廉·L·劳伦斯，核裂变不能产生爆炸。玻尔与一位同事辩论时，提出了10条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不可能制成爆炸装置。哈恩对此事则解释说：“这必将违背上帝的意愿。”但在大西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看法。1939年2月2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物理学家）从美国寄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

约两星期前，哈恩的文章传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立即对铀裂变能否释放中子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然，如果它能释放出一个以上的中子，那其他一系列链式反应皆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爆炸性武器的产生，而且这种武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旦落入某些政权手里。

他并没有指明“某些政权”是哪些，但所有人都知道，也忧心忡忡——有了这种爆炸性武器，希特勒可以控制并摧毁整个世界。

出于恐惧和不安，欧洲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和莉泽·迈特纳一样纷纷移民。费米在离开法西斯意大利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在瑞典退了回程票，直接飞往纽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年轻的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魏斯科普夫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玻尔也整装待发，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投奔爱因斯坦。他建议迈特纳和她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暂时留在哥本哈根，继续完成这项实验。1939年1月16日，玻尔到达纽约后，收到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发来的越洋电报：这项实验得到证实，他们分裂的原子释放出了两亿伏特的电。如果铀能够被控制的话，理论上它产生的爆炸力将是TNT（三硝基甲苯）的2000万倍。

任何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无比惊讶，无论是对消息来源还是对事实本身。他们肯定以为科学家都是不切实际的怪人——像弗兰肯斯坦博士（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摆弄着各种蒸馏器、玻璃瓶和大型开关之类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当雷斯理·格劳维斯将军后来增聘一位工作人员和核科学家们共同工作时，他说：“你的工作不简单，因为你加入的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疯子团队’，我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的。”科学家们虽然知道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但无动于衷。不过，战前核物理学家们这种漠不关心、随意而为的态度，在6年后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而烟消云散。1939年，“物理学家”这个词并不常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会念这个词。许多在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博士年薪只有1500~1800美元，但他们也只好接受，因为别无选择。工厂不需要他们。1937年，全国只招聘了4位科学研究人员，并且政府把多数经费都拨给了农业部，所以提供的科研经费少之又少。

好处是，科学成了无人打扰的行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之间对科研成果也不保密。甚至在苏联，A·I·布罗茨基于193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铀元素分裂的文章，他的两个同事还在莫斯科地下通道的换气竖井里做过裂变实验。（不久，克里姆林宫便下令禁止这项实验，认为它无任何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蔓延至这一领域时，科学家们对此也丝毫不担心。他们仍无所顾忌地与同行谈论核裂变，因为外行们根本不理解。实际上，科学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核裂变的真正意义。玻尔离开丹麦之前，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可能要侵入这个弱小的国家，他还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重水中一个氢分子中包含两个原子，可以有效减小中子的速率。然而，又有多少纳粹知道这些呢？寥寥无几，所以，他把重水倒入一个大啤酒瓶里，放入冰箱。就这样，丹麦沦陷5年，这瓶重水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或许只有在美国，学术自由才能最大化，也正是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最初几步才得以完成，虽然都是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迈特纳–弗里施的电报也是用明码发送的，如果科学情报要用密码发送，是会被人耻笑的。同样，另外一次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研究成果的实验也非常简陋：1月25日晚，大家把哥伦比亚实验室腾出一点儿地方，邀请费米做指导，进行铀实验，并安装了示波器测量能量，然后按下开关就开始实验，结果示波器指针显示产生两亿伏特，从而再次确认了此类实验的准确性。为了深入讨论此事，所有人都转到位于百老汇街和第119街交汇处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平物理实验室的301演讲厅。讨论期间，演讲厅的门都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任何人只要走进去，即可了解核科学的最新发展——当然，他得能够理解那些术语，以及黑板上的图表、公式、零碎板书才行。

1939年，甚至连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也是对外开放的。费米和玻尔出席了当时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物理学会的春季会议，玻尔上台发表演讲，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含有一小块铀235的武器如遇到慢中子撞击，所产生的威力足以炸毁哥伦比亚特区的大部分地区。演讲期间，参会者们不时出入大厅，长途致电各自学校，报告这一爆炸性信息。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在一个黄色的本子上疯狂地涂写，粗略计算着铀的临界质量。当时现场还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但是他和他的编辑都没人能完全理解报告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但还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铀裂变成果的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突然注意到了该新闻，立即从理发椅上跳了起来，不顾自己身上还围着理发时用的遮布，冲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同事们。

除了核爆炸的道德问题——随即便有人提出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之后的研究表明，铀元素并不只罕见，而且其中99.6%都是铀238，太稳定而不易发生裂变，必须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达到一定纯度才可行，但这个纯度当时在美国从未尝试过。制造炸弹需要精密设计，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德国难民克劳斯·福克斯，他的政治见解颇耐人寻味。尤为重要的是，从物理理论到实际装备这样的大跨步，开支巨大，仅凭私人赞助是远远不够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筹集到——罗斯福，也许他们本已想要拜访罗斯福。当时大家对原子弹道德观念还不强，而对这门科学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争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面前摆着一个事实：科学家们现在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建造他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证据显示，他甚至领先一步。

纳粹当然知道核裂变原理，源自哈恩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1939年年初，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就去拜访过菩提树下大街69号，并提出可以建造“铀机”的想法。同年4月，德国最杰出的6位原子科学家在柏林会晤两次，同意接受这项秘密任务。随后，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傅吉博士得知此事。他无保密义务，认为各国科学界应该知道此事。于是，1939年，他在《自然科学》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铀链式反应的详尽报告，并且在接受《德意志汇报》采访时对此做了简单陈述（该报当时还未被戈培尔查禁）。因为这份材料对于一般纳粹和普通美国人来说过于深奥，所以它通过了审查，并在苏黎世以外的地区传播开来。但美国的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傅吉只透露了整件事的冰山一角，可是如果“一角”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世界已处于危机之中。1939年夏，此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实在令人震惊。德国突然无理由地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出口，并禁止发布关于铀的任何新闻。由于铀的已知用途仅限于陶器和钟表夜光盘的涂饰，所以禁运只有一种解释：在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科学家们肯定正在建造核武器。事实上，他们的确如此。作为德国人，他们自然要将这件事做得冠冕堂皇，于是该消息也就流传出苏黎世。该项目名为“铀计划”，由铀协会委员指导，并由位于柏林的陆军兵器局负责。

一定得让罗斯福警惕起来。可是怎么告诉他呢？在美国，知道核裂变的大部分物理学家们都是新来的外籍人士。他们无权无势，也无政治人脉，有一些甚至还在学习英语。西拉德和泰勒拜访过联邦政府，却遭白眼，甚至连诺贝尔奖得主费米也被冷落。因为陆军和海军都需要集中力量获取常规武器，没有时间和他们玩巴克·罗杰斯的游戏。国务院认为没有任何进行紧急戒备的必要。而且，据他们所知，铀稀有但无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都有。欧洲的和平日子已屈指可数，军队已开始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驻外联络官也顾不上理会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们关于原子分裂的言论。

但是，有一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的话，他肯定是最不修边幅的一位）可不容忽视，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名鼎鼎，只因他头发很长，后来“长头发”在美国成为科学家的代名词。7月，华盛顿政府的官僚最后一次拒绝接见费米之时，爱因斯坦已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长岛度假。然而，当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传话给爱因斯坦，说他们有要事一定要见面时，他竟然同意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怀疑甚至连爱因斯坦都见不到总统。但他们想出一个更可行的方法，即可以通过爱因斯坦的朋友——比利时王太后，先通知比利时政府。不过首先当然要去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可不容易。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他们拿着电话里所说的地址启程前往长岛。地址虽听起来像是美国城市帕乔格，实际上却是长岛配克尼克。甚至到那儿以后，他们还有些茫然。西拉德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先回去慎重考虑。这时，突然有一个小男孩自愿带他们去爱因斯坦家。

爱因斯坦穿着拖鞋出来，亲切地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到书房详谈。据西拉德所说，爱因斯坦“并不知道铀能够产生链式反应，但我刚开始讲，他立即就意识到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就像一句成语所说：‘在所不辞’”。于是，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提出了求助比利时的解决方案，希望爱因斯坦写信给比利时王太后（这也许会扭转整个大战的趋势，因为希特勒计划第二年春天就占领布鲁塞尔）。他们并不确定这是否与外交礼仪相符，于是决定离开长岛后，先将其副本发给国务院，看国务院是否有意见，两星期后再发送正本。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们和朋友一起讨论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古斯塔夫·斯托尔珀是《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他认识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为什么不直接去白宫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想法。8月2日，西拉德与泰勒（维格纳有事未能同行）一起返回长岛，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寄给总统的信，泰勒将它翻译成了英语。信中提及希特勒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铀矿的禁运令，以及柏林正在进行的铀计划。整封信的主旨在于解释核链式反应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有助于建成能量强大的新型炸弹，这样的炸弹，只要运一个在港口引爆，就很可能摧毁整个港口，以及部分周边地区。”

10月11日，萨克斯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为了确认这封信不会淹没于总统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他在总统面前将信大声读了出来。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信过长，罗斯福不耐烦了，并在最后说，政府如果在这个阶段干预是不成熟的表现。于是萨克斯请求在第二天早餐期间再一次面谈，总统终于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萨克斯那天晚上彻夜未眠，他一遍遍地走出卡尔顿酒店，走过两个街区，走到与白宫隔宾夕法尼亚大道相对的拉法叶公园，试图找出一个办法生动展示这一可怕威胁。终于，他想出一个办法。早餐时，萨克斯向总统提起了罗伯特·富尔顿建议拿破仑采用他发明的汽船，当时，拿破仑认为不切实际，便拒绝了他，从而丧失了用汽船打败英国的机会。总统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斟满两杯。

他向萨克斯举起酒杯，并说，“亚历克斯，你要说的是别让纳粹将我们炸死。”

“确实如此。”

罗斯福召来了他的军事助手“老爹”埃德温·沃森将军，并给他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和萨克斯带来的一些附加文件，总统说：“老爹，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因此，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悄然开始。此事只有总统钦定的几个人知道——非常之少，甚至连副总统都全然不知。像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有胜利的欢庆和英雄的诞生，而英雄并不只是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家们。在罗斯福与萨克斯达成共识的7个月后，法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完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阻碍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那些纳粹科学家们。德国人知道法国人几乎拥有欧洲所有的重水—185公斤，装于12个密封的铝容器中，是在1940年3月，从挪威海德鲁公司买进的。面对敌军的虎视眈眈，以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为首的法国科学家们将这些重水窖藏在里奥姆监狱的死牢里。纳粹知道重水就在附近，并且一直在搜寻。法国人还是成功用一艘英国运煤船将它们运出了波尔多港，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也成功欺骗了德国讯问者，说重水在另一艘船上。

1940年1月，参议员博拉去世，三个月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他所谓的“空头战争论”也随之结束。1940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希特勒发动的西线进攻。它就像奥逊·威尔斯执导的那部为期7个星期的万圣节广播剧。每日每时，军事战略家们都在不断移动着插在地图上的彩色图钉，评论员们也不断描述着德国装甲兵如何深入盟军后方，斯图卡轰炸机如何对难民进行屠杀，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一队队金发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如何高喊着“希特勒万岁！”攻占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等。但是，除了一列列穿着暗灰色军装的军人不断行进之外，很难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欧洲传来的消息自相矛盾，外界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注定要分道扬镳。而其他人，新任领导人们，正试图凝聚士气低落的盟军部队。保罗·雷诺接任爱德华·达拉第的法国总理一职，马克西姆·威刚接替莫里斯·甘末林成为新一任法军司令官。在伦敦，张伯伦下台，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的人们也从此开始领略丘吉尔华丽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

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何谓闪电战，但这才是其中最厉害的一战。德国的进攻开始于5月10日。4天后，荷兰投降；第16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接下来的一个周末，英军陷入绝望境地，不得不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最后只剩下号称世界最强的法国军队留在欧洲大陆孤军奋战。第7个星期，也就是纳粹突袭的最后一星期，美国政府接到一封电报，雷诺亲自请求罗斯福出面干预，虽言辞恳切，却并未如愿。

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占领巴黎，并在度假城市维希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维希政府），由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和赖伐尔统治。该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法国坦克部队将军戴高乐判处死刑。戴高乐将军蔑视维希政府中的官员，他坐在切尔西的一栋公寓里，写了第一批广播稿，表示既然与法国人民是同胞，必将生死与共。他和雷诺一样，也祈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丘吉尔亦有此想法，但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不愿亲自乞求美国帮助，而是说，在恰当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会倾注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我们的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在英格兰上空交战，争夺英国的制空权。为了给英国抵抗派一个下马威，德国摧毁了考文垂市，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惨死街头。但英国人并未因此畏惧，他们躲在防空洞和地铁通道里（其中有一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4岁女孩，还在那里学习歌唱），英国首相正告希特勒，英国宁死也不投降：“……我们绝不会退让、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在近海和远洋战斗。我们的空军将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本岛。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战斗。我们将在大街小巷战斗，在田野山岭战斗。总之，我们绝不屈服。”

然后，大众传媒开始发挥作用了。回想起来，当时关于“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广播就像试航，只为缓解下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而这次的战争却是事实，它就发生在欧洲，它恰似美国人之前所听到的，也就无法避免情感倾向。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支持纳粹。德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不仅犯下暴行，而且大肆宣扬暴行。他们从一开始就枪杀人质，即使在美国，也几乎没有族群支持它。不久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纳粹与自己的盟国意大利也开战了。随后，纳粹占领希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释怀的事情：一名德军军官命令一名希腊士兵把希腊的蓝白国旗从雅典卫城上降下来，士兵照做了，旋即身裹希腊国旗走下雅典卫城的边缘护栏，默然从300英尺高的城楼上纵身一跃。

即使没有希腊血统的美国人，听闻此事也会感动。1940年，不断为英国祈祷的并非只有亲英派。法国战败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建造吧！装配吧！运送吧！捐赠吧！

英国、法国，我们都要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厄运降临到了法国。那年夏天，英国所剩的也只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演讲以及莎士比亚的遗作“英国过去不会，以后也绝不会躺在侵略者的脚下”。既然莎士比亚使用的语言也是美国人的，便能唤起美国人特别的情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爱丽丝·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诗集——最不流行的艺术形式。诗集名为“白崖”，出版三个月就已重印11次。一些读者可以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的那4行诗，言语中强烈地表达出了作者和千万读者的亲英倾向：

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我不喜欢的，还有不少我忍着的，

但没有英国的世界，

我也不愿独活。

众多主张美国应加入战争的人建议全美关注英国的命运。现在，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是多么亏欠英国，以及美英两国的命运是多么休戚与共。喜欢听广播的人们（那个夏天，有些人简直寸步不离广播喇叭）可以听到德国士兵列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整齐步伐，也可以听到德国士兵们合唱《我们出征英格兰》。听起来多么令人绝望。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使英国作战告捷。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空军驾驶1500架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了440万磅炸弹。这是自1666年伦敦大火后，这座城市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圣玛莉里波教堂里的无价之宝——玻璃窗都被炸毁了，上议院也被一颗炸弹击中，白金汉宫惨遭5枚炸弹袭击。在地铁通道里，小女孩朱莉·安德鲁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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