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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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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

1937年12月12日，就像4年后那个晴朗的星期日一样，是美国海军船舶的休息日，“帕奈”号军舰上的官兵也在享受周末。这艘重达450吨的浅水军舰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航运和美国公民免受长江沿线游击队的侵扰。但前两天，舰上的船员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南京即将被日军攻陷，蒋介石的外交官建议美国人离开南京。星期六整整一天，巡逻舰搭载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记者、摄影师和美国商人离开南京。“帕奈”号满载着人，在日军大炮近距离攻击下，起锚开航。日军炮火的侵袭不断，“帕奈”号往上游方向航行27英里后就在附近一片安静的水域停靠下来，旁边还有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随后，美国的孤立派指责“帕奈”号为中国油轮“护航”，罪有应得。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可笑，根据条约规定，长江是一条国际水道，插哪个贸易国国旗的船只都有，所以谈不上为任何国家护航。

事实上，“帕奈”号指挥官J·J·休斯少校选择在那里泊船自有原因。12天前，驻日美国大使就把美国军舰的位置及其可能执行的任务告知了日本政府，休斯也早早给军舰插上了星条旗。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也知道休斯的确切位置——但后来却证明，这反而造成了他和军舰以及标准石油公司油轮的不幸。下午1点半，两架三菱战斗机俯冲轰炸并扫射军舰和油轮，直至它们全部沉没。后来，运输幸存者的救生艇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其中，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平民遇难，11名船员受重伤。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回忆起“缅因”号战列舰于1898年被炸沉的遭遇，以为美国将对日宣战。

但事情却没有按照同样的轨迹发展。日本以各种解释和道歉为托词，美国很快接受了。美国国务院同意日本所言其攻击只是一次“失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军事调查法庭后来发现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沉船命令是日本军官下达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此次事件意在试探美国的勇气。如果是这样，攻击者有理由感到高兴。在东京，格鲁被告知，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国果真关闭国门，最大的入侵者是日本皇军。这个观点其实互相矛盾，但侵略者并不在意。现在他们知道，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组织关于“帕奈”号事件的民意测验，发现70%美国人赞成美国从远东完全撤出，包括撤出神职人员和传教医生。“显然，除了格鲁先生外，美国没人记得‘缅因’号沉船事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犀利地写道。

有些还记得此事的人可能会指出，“缅因”号被炸飞的地方离美国大陆92英里，而“帕奈”号沉没的地方却距离美国大陆7000英里之遥。距离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比在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大得多，这意味着信使无法立即乘班机回国，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国际航线。一年半以后，泛美航空公司才开通跨大西洋定期航线。即使只是从美国西海岸飞到美国东海岸，仍然要花一天一夜。只装载邮件的中国“飞剪”号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花费59小时48分钟。大多数美国人出国（人数很少）都乘坐远洋轮。一艘顶级蒸汽船从纽约到罗马需要10天。如果船长技术娴熟加上天气适宜，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也要15天才能到达东京。只要了解战前在美国人印象中，海洋浩瀚无边，这样“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就很好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和平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法想象如上次那般愚蠢又恐怖的战争还要再上演一次。1918年的美国鄙视欧洲盟友，因为它们赖账不还。英国尤其惹人讨厌，只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一带，亲英派才多些。既然如此，对旧世界的不满在政治层面自然有所体现。正如理查德·H·罗维雷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海洋中，美国孤立派一直最喜爱太平洋，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主义与美国政治中引入的‘欧洲观念’相悖，但它从来没有反对引入‘亚洲观念’，因为几乎没有人曾试图介绍它们。那些更激进的孤立派的确仇恨欧洲。”而且，人们可能对东部那些富有又有教养但偏爱欧洲的人仇恨更深。

1937年，这种情绪被人们的无知所恶化。国外事务被国内萧条所掩盖，美国人无暇顾及他人的麻烦。而且每次国际危机加深，美国人的注意力就会被国内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以下为各阶段的对此，颇具启发性：

随着“帕奈”号军舰沉入水底的人们没有被遗忘，但正如总统在事变的两个月前就发觉的一样，为他们申冤的时机还未到。在“外出巡视”回来的路上，总统就曾在芝加哥停留，准备为公共工程署的一个名为“外链桥”的项目主持落成典礼。当天，总统下榻芝加哥枢机主教乔治·威廉·芒德莱恩家。芒德莱恩是第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高级教士（也正是这位大主教曾骂希特勒是个“奥地利的裱糊工人，破裱糊工”）。第二天，在典礼上，罗斯福放飞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他说：“无法纪的现状正在世界蔓延。疾病开始蔓延时，为了控制疫情，保护社会不受疾病的危害，大家会赞成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总统说，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和世界上各国配合。这富有文学色彩的布道是罗斯福总统的特色所在，正如总统所望，这的确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却是震耳欲聋的反抗声。社论以及私人来信都指控他是个好战者。隔离侵略者？口吻太像伍德罗·威尔逊了。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电报发到了白宫，内容是：如果你“憎恨”战争，就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言论煽动战争。他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一夜间，他就被逼到了防守地位。后来，他向一个朋友坦言：“你努力引导人们向前，回头却发现无人跟随，这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不过，还是有几个跟随他的人。芒德莱恩枢机主教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纽约的犹太教拉比史蒂芬·魏斯，以及曾任胡佛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在这个“检疫”提议被否决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识到，美国尚无法接受强大的政治良药。”当然，总统小心多了。尽管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院还是平心静气地在一次会议中与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形势，而这种行为很难被看作“检疫”。伊克斯认为总统“多少已经有放弃这个‘检疫’方案的想法了”。

其实这只是假象，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的，说话也会前后不一致。他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在黑暗中孤独地呐喊。他必须留在战场上战斗，在那里展现他的才华。他很少让自己与群众意见的距离拉大。但是他也从未否定那次“检疫”献词。相反，他在默默地实施这一方案。12月21日，他说美国是不可能与20世纪的世界隔绝的，虽然他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他保证，如果加拿大受到攻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他会时常重申自己对战争的憎恶，甚至会赞赏这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中立法》。罗斯福是自威尔逊以来第一位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了美国国际地地位的总统，并且在孤立主义盛行时扭转了乾坤。但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总统做什么、朝什么方向，都会激起强烈抗议。双方的自由派参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和博拉）已经团结起来，共同支持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手段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仍然坚持孤立主义观点，发表文章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国际强权政治”，并称赞博拉，甚至一段时间内的所有国外新闻报道都加上“强权政治”这一标题。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战争的美国人，会被吊销护照。日本一半的石油和废铁都是美国公司供应的，这是日本与中国打仗必不可少的。此外，国家防战委员会甚至设法禁止传播“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短片，因为这“难免会触怒美国人”。

就在这几个月里，戴斯委员会发现新政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库格林神父在布朗克斯的一次集会中向纳粹敬礼并高呼“如果我们消灭所有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就会觉得德国的手段都不算什么了”。戴斯委员会对库格林神父的“十字军”、公民保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者、公司以及德美同盟等这些组织的行为视而不见。右翼组织恐吓国会，有时会得逞。众议院否决了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护的提议，原因是东京很可能把此事说成是挑衅性行为。最后投票结果是205∶168，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兴高采烈地呼喊“关岛，关岛，不要算了”。这下好了，关岛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日本将其占领。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将近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伤亡。

1937年4月底，国会延长了《中立法》，《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报道：“在这个国家，通过了名不副实的《中立法》可能标志着孤立派情绪的高潮。”《纽约时报》太过乐观了。9个月后，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条荒唐的立法，至此才到达顶峰。勒德洛称，国会宣战也要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投票通过后才能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议长威廉·B·班克里德说，这样的修正案无法处理国际事务。然而，国内投票显示，73%的公民支持这个想法。第二次测验显示支持率降到了68%，这使决议又被退回委员会。与此同时，议会投票结果为209票赞成、188票反对。幸好赞成人数不足23，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美国躲过了一劫，否则其他国家将可以肆意对待美国，并逍遥法外了。

同年，墨索里尼就说“民主是风吹散的沙粒”，有时看起来确实如此。美国国务院受到《中立法》的制约，对日军的种种行为束手无策，如日军抢占中国广西省，到达中南半岛边界，并在越南凉山与法国官员交好——接下来的30年，军火通过这里，输向越南。孤立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有时甚至有些偏执。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别有用心，当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问美国时（目的是要对“辛普森事件”做些弥补），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危言耸听道美国会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波士顿众议员乔治·霍尔顿·廷克汉说“美国的外交正在偏离轨道，走向邪恶”，参议员博拉建议总统在同英国国王和王后谈话间歇，不妨顺便问问两位，1914~1918年向美国借的213.385亿美元，何时能还。

记住反对派们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本性，也正因为罗斯福总统深知美国正处于危险境地，他才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进退两难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不得不开启新的先例——扩大总统的权力。后来这些权力被那些忘记了国会才拥有宣战权的总统们滥用，但如果不这样做，用塞穆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说：罗斯福总统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履行总统誓言而自食遭受弹劾的恶果。当批评者们在国会肆行时，罗斯福与赫尔已看到欧洲发来的外交电报。1938年，他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临近，看到了希特勒的狼子野心，看到了英法两国政府一无胆量，二无应对的本领。无论是伦敦的白厅还是巴黎的奥赛河岸奥赛码头，都为之战栗不安，唯恐战争再次爆发。当然，美国政府里也不乏对战争前景不看好的失败主义者。在上一财年，为军队配备新武器的计划被压缩到只限购1870支加兰德步枪。大概因为将军们都很实际，因为要钱太凶，国会很难批准。然而罗斯福却看到了其他的出路。最固执的孤立派都相信只要将美国打造成防守的要塞之地，定能万事无虞，所以他们也愿意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便促成了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款10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得到了批准，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罗斯福将霍普金斯派往太平洋沿岸视察，他想了解民航客机制造商需要多少时间能转为生产军用战机。霍普金斯后来记录：总统预感到战争正在逼近美国，“并且他坚信空中力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在1938年发表的声明中，罗斯福总统提出的8000架战机的计划几乎令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吃惊。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是唯一的例外，在对总司令做的报告中，阿诺德提到纳粹德国拥有8000架轰炸机与战斗机，而美国只有1650名飞行员、寥寥几百架老式飞机，以及13架还没到货的B–17轰炸机。阿诺德将军特别强调了现代武器的交付周期非常长，这13架战机要等到1938年年底才能收到。罗斯福总统当即决定开辟绿色通道，让阿诺德扩建空军。“二战”结束后，阿诺德将军称，没有总统的支持，就无法于1944年在诺曼底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这多事之秋里，缺少军事编制的现实问题使得罗斯福承担起游说者的责任。从来不会有国家洗耳恭听他国讲道理，但至少要尝试。他试图以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取代相互侵略，尽管这一尝试在西班牙与中国皆已失败，他仍然勇敢地致信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提出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的建议：在不付诸武力的情况下，修订条约，保证各国都能获得所需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在回复罗斯福的提议时说，这一协议会影响大英帝国对纳粹独裁者们奉行的“新政策”。

他没有说这项措施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世界将会见证。1938年春，希特勒大叫道：苏台德区（那里山峦叠起，戒备森严，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居住的德国人受到虐待。戈培尔进一步指责布拉格窝藏苏联战机，并允许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建造大型机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人否认，但戈培尔根本不接受，依然喋喋不休地指责。在骂声最大时，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去世了。葬礼期间，因布拉格警方镇压了苏台德区游行示威活动，故苏台德区的代表拒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议会，而希特勒磨刀霍霍，扬言要武力解决。一时间，欧洲陷入令人绝望的危机之中——美国公众通过广播也对此了如指掌。

横跨大西洋用广播报道鲜有先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通过短波传送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摘要，6名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播送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盛况。早在1938年，伦敦和芝加哥就互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听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东西海岸互换广播：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的演奏和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的演出。常驻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和“快嘴”弗洛伊德·吉本斯（他一分钟竟然能说217个字）都能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不等新闻见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固定的驻华盛顿记者，如果临时需要，就派参议员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顶缺。直到纳粹入侵奥地利（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6个月之前），美国才开始严肃报道欧洲大事。整个欧洲一片哗然，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理保罗·怀特致电在伦敦的威廉·夏伊勒，要求他做一个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5地的“综述”，时长半小时。他问：“你能办到吗？”

夏伊勒有充分的理由说“不”。爱德华·默罗在60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德国军队正在逼近，生命线随时都可能被掐断。即使他俩愿意干，他们还不得不在5国首都分别招聘没有经验的评论员、雇用工程师、租用发报机，协调现场直播衔接下一个城市。更何况，时间还十分紧张。纽约希望“综述”当晚能如约播出，但这一天是星期日，办事处大门紧闭，技术员都在休息，只有管理员负责通信，但他没有权力做主。而复杂的无线电行话，即使用本国语言几乎都无法理解，更不要说用英语了。技术上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所以说这种想法几近疯狂。但夏伊勒表示，他们会努力尝试。

他拨通了默罗的电话，当时默罗正在观看赛斯–英夸特手下的暴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在板栗树间行进。渐渐地，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起设计出了基本框架：罗马有国际新闻社记者弗兰克·格维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一位夏伊勒的朋友在报社工作，这位女议员同意牺牲自己的周末到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广播。这样，除罗马以外的所有首都信息传输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些意大利人没有想出任何方法，能够使格维西的声音跨过瑞士边境传输到日内瓦的大型发报机上。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话使他和伦敦方面联系上。于是，他在公用电话亭解说，然后夏伊勒再向纽约方面复述。这样，世界新闻“综述”艰难地开始了，对于未来局势和美国舆论，都影响深远。

1914年7月，合众国际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发了一封138字的电报，该通牒最终引发了“一战”。但威甘德却因此遭到报社批评，说他浪费。现在尽管孤立派势力很强，美国人仍想了解海外发生的一切。春末，暂无战事。捷克斯洛伐克人坚守阵地，希特勒因为打了败仗，也同意谈判。然而奥地利一被吞并，就改变了中欧的战略局面。德国扩张领土，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三面受敌。之前英法两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条约，而捷克斯洛伐克又一直桀骜难驯，英法两国都感到极为尴尬，后悔有此约定。但是整个夏天都在谈判，看不出要发生什么大事。

9月12日，希特勒到纽伦堡参加一年一度的纳粹聚会并发表演讲。正如《综艺报》所说，美国的两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的处理截然不同。全国广播公司将实况转播该讲话，但“对欧洲的骚动和紧张气氛采取轻描淡写的方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认为这是历史性事件，要对其进行大肆宣传。在那个星期一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告诉听众：“整个文明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一字一句都可能使整个欧洲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中。”下午2点15分，一位播音员截断节目信号说道：“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年会上的讲话，关乎德国外交政策，万众期待，为了让我们的听众也能聆听这一讲话，我们暂停播放伊诺兹·莱特的节目……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该演讲由柏林一家短波广播电台转播，听起来比较清晰。第二天，《综艺报》就评论道：“这位雄辩家真是活力四射、煽动人心。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鼓动下，在场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都疯狂高呼‘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纽约的职员库尔特·埃曼在来自纽伦堡的库尔特·冯·佛斯特梅尔的帮助下，一边播放演说，一边翻译了演说各章节。《综艺报》抱怨全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有意弱化这篇演讲的影响”，也不发表任何社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编辑是个毫不起眼的60岁老头，毕业于哈佛大学，具有德国血统，叫作汉斯·冯·卡尔滕博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结束后，卡尔滕博恩发表了一篇周密的分析文章：“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演讲完了，世界也听到了他的演讲……演讲自始至终，他都明确表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对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将不再忍气吞声。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与苏台德区人达成协议。必须这么办，要不然德国人就要不客气了。”卡尔滕博恩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其余再无新内容，无非就是希特勒透露28万德国人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齐格菲防线上。

那时，美国报纸还想和广播电台一争高下，每当有大事发生就发几期特刊。特刊很快就能印好，然后就分给报童们上街贩卖，他们大声喊着“号外！号外！重大新闻”，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有人高喊。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格兰开始动员了，大批军队正在向那里开进，舰队也出动了，飞机被派去掩护阵地。污迹斑斑的报纸上印着张伯伦的照片，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在高德斯堡、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之间来回奔走。英国孩童戴着小型防毒面具，被送到了乡下；法国人正在公园挖战壕。欧洲随时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第一次在短波上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他的仇恨之深，听众都为之震惊。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日耳曼语听起来冷酷无情，如同四溢的毒液。那些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人能够直接明白他说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就只能依靠翻译了，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位首席分析师，据《综艺报》讲，他在“广播历史上听众最多，他的分析最吸引人，仅次于英国国王退位时发表的演讲”。对于像卡尔滕博恩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星期一算起，18天内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第17层的第9工作室里已经发表了85次即时广播。当工作没那么紧张时，他就在吊床上打个盹。第19天时，有人见他衣衫不整、憔悴不堪。由于公众对德国人心怀仇恨，他把名字也稍微改动了一下，改成H·V·卡尔滕博恩了。一时间，他成为美国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星期一晚上7点半，捷克斯洛伐克摊牌的时刻到了，罗伯特·特劳特接班主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特劳特：当世界各国都还在回味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长篇大论时，我们接下来会连续收听到伦敦、柏林、布拉格和巴黎4地发回的报道。4位播音员分别是：本台驻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本台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伊勒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约翰·T·惠特克。现在是默罗先生从英国伦敦发来讲话……

默罗：今夜，伦敦的乐观情绪不高……

以上安排听起来非常到位。但只要是资深记者就不难发现，其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人手不足。尽管他们头衔唬人，但30岁的默罗先生和34岁的夏伊勒先生其实是其仅有的两位分析师——当然在欧洲采访的也必然只有这二人。他们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通过电话互相联系。他们把这些琐碎的报道融合在一起，这种广播方式真是超乎想象。对于他们巨大的成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对欧洲局势知之甚少。不过要想找出真正原因，还要过些时日。几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加强采访工作，当荷兰人得知他打算当天发回新闻报道时，惊得目瞪口呆。之前所有从荷兰发回美国的报道都是有关郁金香和风车的。在欧洲人心中，广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让新闻媒体里的保守派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广播电台报道欧洲的动荡局势不仅可行，而且越来越有效。卡尔滕博恩在第9工作室里任职，此时正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接收莫罗和夏伊勒草草搭伙所结成的信息通道源源不断从大洋彼岸发回的准确消息。因为欧洲本地的新闻记者受限于新闻检查，而在美国，言论自由，所以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了解9月的危机。英国广播公司不允许丘吉尔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有人甚至怀疑他可能会破坏和平（这样说有理可证）。一位英国的杂志编辑建议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听众调频收听美国的短波广播。

默罗先生很快就变得像卡尔滕博恩一样出名。9月，他自己播报了35次，还组织其他新闻记者从18个城市发回新闻报道116次。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区负责人，他是第9工作室联结欧洲大陆的纽带。信号遇有故障或声音不清时，迷惑的听众们就会听到卡尔滕博恩着急地小声说：“呼叫爱德华·默罗，呼叫爱德华·默罗！”危机刚开始的几天，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从春天开始，欧洲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接线员已转接100通电话。因为天气条件好，欧美两方通话也很顺畅，甚至可以和通讯员隔海召开“圆桌会议”。那些听众对照手中承索即寄的“危机地图”，收听默罗或夏伊勒与卡尔滕博恩或特劳特的对话，并且能实时了解法国向马奇诺防线或西里西亚进军的情况。如果你不想太多，这其实很像“大富翁”游戏。

9月15日，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4天，广播电台发生了故障。各国军队已经各就各位，外交冲突异常激烈，几乎一小时就要播报一次，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看不顺眼——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英国首相的目光很快就会变得柔和。变天了。短波传输不同于其他普通的频率，它受大气环境的影响很大。日复一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频道都收不到信息。卡尔滕博恩呼叫默罗也无法联通，只能靠电报发送消息。突然，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全国广播公司驻欧洲的工作人员已经可以接通了，并且信号很清晰。这是因为全国广播公司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即开通一条开普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的短波传输线路。这么一来，从欧洲发出的广播信号要多跑两倍距离，但是也只延迟几秒而已。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依葫芦画瓢，尽管他们还是觉得直播更好。

大西洋的天气很糟糕（洋面发生什么事了），当时布拉格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固执将被他的两大盟友抛弃以示惩罚。9月21日凌晨2点15分，英法两国首相直接冲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官邸，将他拖下床，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们的政府要背弃盟约了。尽管有约在先，他们还是不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要么向纳粹投降，要么孤军奋战。整整一天，贝奈斯忙于和他的内阁、政党领袖和军事将领们商讨解决的办法，最后累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的政府决定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向世人解释道：“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我们已经被卑鄙地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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