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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第2页）

鱼鳞册和黄册是一种良法，一条鞭则出于事势之自然，所以都为清代所遵循。清朝户口之法，其初系五年一编审。州县造册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抚，督抚以达于部。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十户为一甲。甲系以户，户系以丁（民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计丁出赋，以代力役，都和明制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一以五十年册籍为准。雍正年间，遂将丁银摊入地粮。于是乾隆初，停五年编审之制，民数凭保甲造册（保甲之法：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有长。每户发给印单，令其将姓名职业人数，都一一书写明白）。每年十一月，随谷数奏报（八旗户口，三年一编审。由将军、都统、副都统饬属造册送部）。田税亦分夏税，秋粮。当编审未停以前，州县亦有黄册和鱼鳞册，用一条鞭法征收。编审停后，就只剩一种鱼鳞册了。清朝征税之制，又有一种“串票”。写明每亩应征之数，交给纳户，以为征收的凭据。其法起于顺治十年。初用两联，官民各执其一。因为奸胥以查对为名，向纳户收回，以致纳户失掉凭据，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官民与收税的人，各执其一。编审停后，造串票仅据鱼鳞册。因为丁赋业经摊入地粮，征收只认着田，所以无甚弊病。

又历代赋税，都是征收实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还很多。见《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银，从此遂以银为常赋了（清朝漕粮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银，本色征米。无漕粮处，一概征银）。这也是税法上的一个大变迁。其理由都在币制上，可参看第七节。

又明朝的时候，浙西地方，田赋独重。其原因起于宋朝南渡之后，豪强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极重。其后变作官田遂以私租为官税（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五节）。有元一代，这种弊窦，迄未革除。张士诚据浙西时，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明太祖攻张氏时，苏州城守颇坚。太祖大怒，尽借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的（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均，可谓达于极点了。从建文以后，累次减少（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所减尤多）。然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以与张士诚一个人反对，而流毒及于江南全体的人民，这种政治，真是无从索解了。

第六节　赋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蔚为大宗的，就是盐茶两税。明代的盐，亦行通商法，而两淮、两浙的盐，则又兼行人中法。谓之“开中”，其初颇于边计有裨。后因滥发盐引，付不出盐，信用渐失。孝宗时，乃命商人纳银子运司，给之以引。而以银供给边用，谓之银盐法。清代的盐则由户部发引，商人纳课于运库或道库（盐法道），然后领引行盐。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袭，就变成一种商专卖的样子（这种引谓之正引。有时引多商少，则另设票售之于民，谓之票引。票引是没有地界的，商人亦系临时投资）。国家为收盐税起见，保护这几个商人专卖，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制的时候，是算定什么地方要多少盐，然后发引的。所以引数和一地方需盐之数，大略相当。到后来，户口多了，盐便不够销——或因特别事故，户口锐减，则又不能销。（二）什么地方吃什么盐，初时也是根据运输的状况定的。后来交通的情形变了，而引路依然，运输上也不利益。（三）因盐不够销之故，商人借官引为护符，夹带私盐，销起来总要先私而后公，于是官盐滞销，而国课受其影响。（四）而且商人的得盐，有种种费用，成本比私盐为重，运输又不及私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夹带的盐，也敌不过私贩的盐，何况官盐？（五）私贩既有利可图，就成无赖棍徒的巢窟；于产盐和邻近产盐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六）私销既盛，不得不设法巡缉。然实利之所在，巡缉是无甚大效的。其结果，反弄得巡缉之徒，也扰害起人民来。（七）保护部分人专利，使人民都食贵盐等根本上的不公平，还没说着，其流弊业已如此。这种违反自然状况的税法，是不可不根本改革的。茶亦行通商法。明代尝设有茶马司，由官以茶易西番之马，禁止私运。初时也很有成效。后来私茶大行，价较官茶为贱，番人都不肯和官做交易，遂成为有名无实的事情。清代之茶，无官卖之事，但对蒙、藏，仍为输出之一大宗（通商以后，丝茶亦为输出之大宗。其事甚长，非本篇所能尽，故不论）。

此外杂税尚多。在明代，大抵以税课司局收商税（三十取一），抽分场所科竹木柴薪、河泊所取渔课。又有市肆门摊税、塌房税（官设的货栈）、契税等。明代此项杂税，大抵先简而后繁。随时随地，设立的名目很多，就《明史》也不能尽举。清代牙税契税，是通十八省都有的。此外，芦课、矿课、渔课、竹木税、牛马牲畜税等，则随地而设，都由地方官征收。

商业上，内地的通过税，明朝本来就有的。宣宗时，因钞法不通，于各水陆冲衢，专一设关收钞，谓之钞关（参看下节）。其初本说钞法流通之后，即行停止的，然此后遂沿袭不废，直到清朝，依然存在。清朝的关，有常关、海关之分。常关专收内地的通过税。有特派王大臣监督的（京师崇文门左右翼），有派户部司员监督的（河北的张家口、山西的杀虎口），有由将军兼管的（福州闽海关），有由织造兼管的（苏州浒墅关、杭州南北新关），各省钞关税，由督抚委道府监收。后来离海关较近之处，都归并洋关管理。洋关则各关都有税务司，其上又有总副税务司，都以洋人充之，由海关道监督。光绪三十二年，又特设督办税务大臣，以董其事。税额：洋货进口，土货出口的，都值百抽五，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的，值百抽二点五，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的，在三十六个月以内免税，逾期照正税一样完纳，为复进口正税。洋商运货入内地，和入内地买土货的，都值百抽二点五，为内地半税。税则列入约章上，成为协定税率，是中国和外国人交涉以来，最吃亏的一件事。《辛丑和约》曾订明裁厘之后，加税至一二点五，但到如今没有实行。厘金起于洪杨之时，本说事平之后即行裁撤。其后借口地方善后，就此相沿不废。各省都由布政司监督，委员征收。有分局，有总局，一省多者百余处，少亦数十处。层层阻难，弄得商贾疾首蹙额。其实国家所得的进款，不及中饱的一半，可谓弊害无穷（税厘制可参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节）。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明清两代币制的变迁，也得略论一论。在这两代，可称为“钞法废坏，银两兴起”的时代。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也颇想仍用铜钱；但是这时候，铜钱业已被钞币驱逐净尽了，要用铜钱，不得不鼓铸。而要鼓铸，则（一）要多大的一笔费用，国家一时颇难负担。（二）责民输铜，人民颇以为苦。（三）私铸颇多。（四）而商贾也有苦铜钱太重，不便运输的。于是乃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系钞1贯=钱1000=银1两=金14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行之未久，钞价便已跌落。于是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然到底不能维持。价格跌落，至于只有千分之一二。到公元1428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于停造新钞。然而已出的旧钞，还无法收回。于是想出种种法子来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总括为两种：一种是添设新税目；一种是旧有的税，加增税额。本来征收别种东西的，也一概收钞。收回了，都一把火烧掉。这种临时加增的负担，有许多就变作了永久的。这要算我国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滥发纸币”最后之赐了。

从此以后，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就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直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从钞币行用以后，倒又已破坏了，一时不能恢复。而“银”就应运而兴。

钞法既坏，铜钱又无，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所以《金史》上说：金哀宗末年，民间就但以银市易了（元朝的行钞，亦用银相权）。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还在那里行钞。所以银的作为货币，还没有发达完全。到钞法已废之后，这种趋势，就日甚一日了。田税征银，已见第五节。其余各方面的用银，见于《明史》的，今再略举如下：

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正月，户部奏准扬州、苏、杭、九江等处船料钞二贯，收银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奏准凡课程：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及天下税课司局，仍旧钱钞兼收外，余钞关及天下户口食盐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钱七文，折收银一分（按：这都是为收钞起见，临时增设的税。现在钞已收尽，故改而征银）。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户口盐钞，仍折银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五月，户部奏准将明年应征旧欠户口食盐钱钞，及崇文门分司商税钱钞俱折银。

十四年九月，令各处钞关，并户口食盐钱钞，俱折收银。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直隶巡按魏有本，奏请钞关俱折银。从之。

从此以后，银两便变作“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终明清两朝，都未能使银进为铸造货币，以成为本位货币；仍旧听他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以致弄成无本位的神气。

清朝对于铸钱，颇能实行前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其鼓铸，在世祖的时候，就颇认真的）。户部设局，名曰宝泉。工部设局，名曰宝源。各省亦多设局，即以其地为局名。初时铸钱，每一枚重一钱，后加至一钱二分，又加至一钱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钱二分为常制（欲知其详，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作参考）。亦知银铜二者，不能偏废。乾隆时，屡有上谕，责令各省官民，满一贯以上，便要用银。但是货币是量物价之尺，就是价格的单位。价格的单位，同时不能有两个的。银两是一种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认为货币的铜钱，常保一定的比价，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倘使这时候，能悟到银两与银币不是一物；把银也鼓铸成一种货币，且单认银为货币，而把铜钱当成银币的辅助品；中国就早可进为银本位之国。本位观念既已确立，就再要进而为金本位，也容易许多了。惜乎清朝顺、康、雍、乾四朝，对于币制，都很有热心整顿，始终没想得穿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银两需用既广，而实际上专用秤量量法，也觉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国交通以后，墨西哥的银币，就成为一种商品而输入了。这是“钞币废而银两兴”（而且中国自古是专用铜币的，到这时代，才可以称为银铜并用）的时代中的得失。至于中国现在，究应进为金本位；抑应废金用纸，径与货物相权？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是本书所能兼论的。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明清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关系极大。这种变迁，起于明末，而极盛于清朝乾嘉之时；道咸以后，又别开异境，就和最近输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触。要论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几句话。他说：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杂志》三卷三号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原来中国学术，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此时期可称为创造时期。中国一切学术，都从上古时代逐渐发生，至春秋战国而极盛（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二、两汉时期。此时期可称为经学时期。因此时期之人，对于学问，无所发明创造；只是对于前一期的学问，抱残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只得儒家一家。此时期中又可分为两时期：前汉的今文学，是真正抱残守缺，守古人的遗绪的；后汉的古文学，则不免自出心意，穿凿附会，但其尊信儒家则同（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节）。

三、魏晋时期。东汉时代的学问，不免流于琐碎，又不免掺入妖妄不经之说，渐为人心所厌弃。由是思想一转，变而专研究古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变成哲学，存于儒家道家书中，而魏晋以后的神仙家，亦窃取其说以自文的。合观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及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中国古代的哲学，虽然高尚，究竟残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则本来偏于宗教和哲学方面。这时代，佛教以整然的组织，成一种有条理系统的哲学而输入，自然受人欢迎（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五、宋元明时期。这一派的学术，可谓对于佛学的反动力，因为佛学太偏于出世之故。但其学问，实在带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节）。

六、晚明有清时期。这时期可称为“汉学”时期，便是现在所要论的。

原来中国人的学问，有一个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谓空，不是抱褊狭的现实主义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对象，在于纸上，而不在于空间（譬如汉朝人的讲经学，就不是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儒家的经为对象）。这是由于尊古太甚，以为“宇宙间的真理，古人业已阐发无余；我们只要懂得古人的话，就可懂得宇宙间的真理”的缘故。

这种毛病，是从第二期以后，学术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学术是要拿来应付事物的。这种学术，拿来应付事物，总不免要觉其穷。于是后一期的学术，起而革前一期的学术的命。第五期的学术，是嫌第四期的学术，太落空了，不能解决一切实际的问题而起的。然而其实第五期的学术，带有很多第四期的学术的色彩；而且仍旧犯了“以古人之书为研究的对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应付一切实际的问题。到后来，仍旧变为空谈无用。明朝的时候，王学出，而其落空也更甚。这种学术的弊坏，达于极点，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汉学，乘之而起。汉学虽亦不免以古人的书为对象；但（一）其所“持为对象的古人的书”，是很古的，很难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种种实事求是的考据手段。因为用了这种手段，而宇宙间的真理，也有因此而发明的（考据古书，本是因为信古书而起。然其结果，往往因此而发现古书的不可信）。（二）其所持为对象的，是第一期人的书（传注虽是汉人的书，实际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遗说）。“以古人之书为对象，而不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还是以事物为对象。看他的书，好比看初次的摄影一样，究竟去事物还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间事物”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贯的。这是经过汉学时代之后，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这一期学术之中，又可分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适当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其最著的，如万斯大、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献廷的书不传。又他所研究的学问（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刘继庄传》），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相去得太远了。颜元是专讲实行的，凡是书本上的功夫，他一概不认为学。主张研究兵农，身习六艺。这一派学问，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甚适于发达（因为专制的时代，不容人民出来做事。中国社会是静的，也不欢迎出来做事的人）。所以到后来，专讲做实事的颜元一派消灭了，讲一种特别的学问的刘献廷一派也不传。因为当时的思想，带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之故（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于后世的事情，无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并其力于考古之一途。于是史学等也不甚发达，而清朝人的学问，遂集中于经。继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攻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阎若璩，著《易图明辨》，以攻宋以后盛行的河洛图书的胡渭等（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节）。这一派人的学问，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说，求其可信者而从之”，不一定薄宋而爱汉，可称为“汉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吴两派。皖派起于戴震，其后最著的，为段玉裁、王怀祖、王引之。王氏之后，为最近的俞樾、孙诒让。吴派则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世相继。其后著名的，如余萧客、江声、江藩、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这一派的特色，在于专标汉儒，以与宋儒相对待。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个不同。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这是汉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这是纯正的汉学。若绝不问人，单是坐在屋子里，凭虚揣度，便变成宋学了）。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所以循进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汉宋兼采派，当然要进为第二期的纯粹汉学派。这一期可称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前此亡逸的经说，都在这一期中辑出。汉人的传注，有不明白的，在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记》外，《十三经》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学问，经学而外，最发达的是小学，在这一期中，也焕然大明。讲考据最切要的功夫，使古学复明最紧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辑佚，到这一期而其法大备。又推治经之功，以旁及诸子，且及于史，真能使古学灿然复明。近人以清朝的汉学，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一期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了。

第三期与第二期，同是汉学，然可对第二期的古文学而称为今文学。汉朝人的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两派（已见第二篇第八章第六节）。既然复古，要复得彻底。以“东门失火，在西门判断传说，先审查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等条件”为例，当然今文的价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后，又有这一期，也是当然的趋势。这一派的学问，发生于武进的庄（存与）、刘（逢禄）。而传衍于仁和之龚（自珍）、邵阳之魏（源）。播之于近代的王闿运、皮锡瑞、廖平。而康有为创孔子托古改制之说，直追寻到儒家学说的根源。且可见得社会是进化的，古代并不比后世好（好的话，是改制者所托）。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制的孔子，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后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这一点，不能与其余迷信者流，等量齐观）。

第六期的学术，如剥丝抽茧，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

清朝的学术，在别一方面的，要论起来，也还多着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时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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