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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危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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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危机

第一章个人危机

一场个人危机

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波士顿长大，是家中的长子。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对求知充满热情。从一所很优秀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所很棒的大学（哈佛大学）。我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每门课都成绩优异，本科期间就已完成了两项实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1958年9月，我进入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到剑桥大学读书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吸引力，包括第一次远离家乡，可以去欧洲旅行，还有说外语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从书上习得6门外语。

很快我就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是我在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出色的生理学家，他正准备研究电鳗中电流的产生，我们共用实验室及办公室。导师让我测量带电粒子（钠离子和钾离子）在电鳗的发电细胞膜之间的跨膜移动，我需要先设计实验所需的设备。可我向来笨手笨脚，就连制作简易无线电这种高中生的作业，我都无法独立完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研究电鳗细胞膜的容器，更不用说还包括电力这么复杂的东西了。

为了使我能到剑桥大学读书，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顾问在我的推荐信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此刻，我和导师都意识到，我要让他失望了。我在研究上帮不上导师的忙，他把我转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让我自己想一个研究项目。

我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这种技术菜鸟的项目，最终锁定了胆囊对钠和水的输送作用的研究。胆囊是一种简单的囊状器官。这一项目对技术的要求很初级：我只要每隔10分钟把充满液体的鱼胆囊悬挂在一个精确的天平上，称量胆囊中水的重量就可以了。我肯定能做到的！胆囊本身意义不大，但它是上皮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器官，例如肾脏和肠道。到1959年，研究表明，包括胆囊在内，传送离子和水的所有已知的上皮组织都会在传送带电离子的过程中产生电压。但是，无论我怎么试着去测量胆囊中的电压，得到的读数都是0。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的是，要么是我连探测胆囊电压（如果有的话）所需的最基本的技术都不具备，要么是我在实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上皮组织，使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无论是哪种原因，我再次尝到了作为一个失败的实验生理学研究者的苦涩滋味。

1959年6月，参加了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物理学会会议后，我的失落感更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汇聚一堂，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我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我感到很羞耻。我曾经是班里的佼佼者，现在却是个无名小卒。

我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生涯产生哲学层面上的怀疑。我反复阅读梭罗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这本书似乎向我传达了一种信号：我对科学的追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认可。（没错，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我因此产生了动摇。梭罗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这样的动机尽是虚空。《瓦尔登湖》传达的主旨是：我应当找到自己这一生中真切的追求，而不应为虚名所累。这加深了我对自己是否要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科研的疑虑。不过，离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暑假过后，我的研究生第二学年就要开始了，如果选择继续科研道路，我就得重新注册。

6月末，我去芬兰度假。这一个月的经历既精彩又深刻，我在下一章会详细讲述。第一次到芬兰，我没有借助书本，仅仅通过倾听周围的人说话并与他们交流，就学会了高深又美丽的芬兰语。我喜欢这门语言。学芬兰语对我来说有多满足，多有成就感，做生理学研究对我来说就有多挫败。

在芬兰的最后几天，我正式考虑放弃我的科研生涯，确切地说是彻底放弃学术之路。我对语言的热爱和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使我想去瑞士，在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译员。这意味着我要彻底与科研生涯、创新性思维告别，要与我曾幻想过的、如同父亲那般的学术声誉告别。做译员的收入不高，但至少我会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场个人危机在我从芬兰返程时达到高潮，那时我和父母（我们已有一年未见）相约在巴黎共度一周，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困惑和哲学疑虑，还有想成为一名译员的想法。我想，目睹我的迷茫和惨况，他们一定很痛苦。幸运的是，他们用心聆听了我的困惑和疑虑，但并没有贸然替我决定接下来该如何做。

我的这场危机在一个早上得到了解决。当时，我和父母坐在巴黎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再一次直面我应该放弃还是坚持从事科研的问题。最终，父亲没有对我施压，而是温和地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认为，我确实对自己的科研生涯产生了困惑，但这不过是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我对胆囊的研究也才进行了几个月，现在就放弃计划好的毕生事业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剑桥大学，再花半年时间去尝试解决胆囊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成功，我可以在1960年春放弃科研这条路。此刻，我无须做出一个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

父亲的建议对我来说，仿佛绝渡逢舟。我有了一个不错的理由来推迟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再试半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推迟做决定不会把我禁锢在科研道路上，半年后我依然能选择做一名同声传译译员。

尘埃落定。回到剑桥大学后，我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继续做我的胆囊研究。我终生感激生理学系的两位年轻的教职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解决了实验中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位确认了我测量胆囊电压的方法毫无缺陷。在适当条件下，胆囊的确会产生可以测量的电压，也就是所谓的“扩散电位”和“流动电位”。但是，由于胆囊在传送水和离子时正负离子相当（这在当时已知的上皮组织传送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造成净电荷为0，因此未能产生传送电压。

我的研究结果逐渐引起其他生理学家的兴趣，也让我感到兴奋。随着胆囊实验的成功，关于想要得到其他科学家认可的哲学疑虑也烟消云散。我在剑桥大学待了4年，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生理学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教职（开始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成为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

以上便是我的首次重大职业生涯危机，这是个人危机当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当然，这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危机。后来，我大约在1980年和2000年分别经历了两次相对缓和的职业生涯危机，这两次危机涉及我研究方向的转变。随后，我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在第一段婚姻持续7年半之后离婚。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职业生涯危机从细节上看是独一无二的：我怀疑，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人会经历这样一场在胆囊生理学研究和同声传译之间做抉择的危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我在1959年所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个人危机。

有迹可循

本书所有的读者几乎都曾经历或是将会经历与我在1959年相似的个人危机。当身处其中时，你没法停下来思考“危机”的学术定义，但你明确地知道自己身处危机当中。当危机过去，你终于有时间回顾时，你可能会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你发现以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面临的重大挑战，因而你试图找到新的应对方法。像我一样，你会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怀疑。

毋庸置疑，个人危机产生的形式、缘由以及发展轨迹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个人危机始于一个出其不意的冲击，比如深爱的人突然离世，在未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突然被解雇，遭遇严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这些冲击带来的损失之所以会引发危机，不仅仅是因为损失本身的实际影响（例如失去配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导致的人们对公正世界的信仰遭受打击。对椰林俱乐部大火中遇难者的亲属和好友来说，正是如此。还有一些个人危机是因为问题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比如一段婚姻关系瓦解，自身或亲友患上严重的慢性病，还有那些与金钱或职业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是发展式危机，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人生命中主要的过渡时段，比如青春期、中年、退休以及晚年。举个例子，身陷中年危机的人会觉得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只能试图从余生中寻找满足感。

上述是个人危机的不同形式。引发个人危机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例如离婚，亲密关系分崩离析，与伴侣之间因为存在很深的矛盾而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维持这段关系。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让人扪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他她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怎么就做了这么糟糕的选择？下一次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我还会有下一次吗？如果我和最亲密的人或自己所选择的人之间关系都处理不好，我还有什么事情能做好？

除人际关系问题之外，另外一种常见的引发个人危机的原因是珍爱之人生病、去世，或个人健康、职业、财务安全状况的变动。还有一些个人危机与宗教有关：一生虔诚的信徒可能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相反地，无神论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某种宗教吸引。然而，这种种不同的危机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引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前应对生活的方法已经不管用了，必须找到新的方法。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兴趣最初来自发生在我和我的亲友身上的危机。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妻子玛丽的职业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一兴趣。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咨询师。我们结婚的头一年，玛丽在一家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实习，这里有一个为陷入危机的当事人提供短期心理治疗的诊所。当面临无法自行解决的巨大挑战时，因不堪重负而身陷危机状态的当事人会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给诊所寻求帮助。每当诊所的门被打开，新的当事人走进来，或者是前台的电话响起，当事人开始说话的时候，心理治疗师并不能预先得知这个人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但他们知道，如同之前接待的其他当事人，这名当事人也正处于一种严峻的个人危机状态，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既有的应对生活的方法不再有效。

心理健康中心提供的危机治疗疗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最不幸的情况是，一些当事人自杀或自杀未遂。还有一些当事人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新的应对方法而重蹈覆辙，最终可能会被自己的悲痛、愤怒或挫败击垮。最好的情况是，当事人找到了全新的、更好的应对方法，在经历危机的洗礼之后变得更为强大。中文中的“危机”一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结果。“危机”一词中，“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关键点”“机会”。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凡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更强大。”无独有偶，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

那些旨在帮助人们度过严峻的个人危机的治疗师观察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危机发生后的6周时间是关键过渡期。在这个短暂的过渡期内，我们会反思自己的信仰，比起此前漫长的相对稳定阶段，我们更能接受个人变化。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悲伤、痛苦、失业或者愤怒的状态，但我们必须要在这6周内找到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在这6周内，我们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这条路径最后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

当然，这些对个人危机的观察结果不代表我们的生活遵循一种过度简化的模型：（1）受到冲击，开始6周倒计时；（2）承认既有应对方法的失败；（3）探索新的应对方法；（4）6周时间一到，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旧路，要么成功解除危机，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现实不是这样的，生活中的许多转变是渐次展开的，而非速战速决。许多迫在眉睫或日趋严重的问题在变成危机压垮我们之前就被成功地识别并解决掉了。甚至有些突发式危机会有漫长的恢复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年危机，尽管身陷中年危机的人起初对生活的不满是突发式的，并且会很急切地寻求解决方案，但实际上要解决这样的危机得花上许多年。况且，危机的解除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例如，因不想离婚而努力解决分歧的夫妻可能在未来再次面临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在解除了一种危机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危机，我就是这样。不过，这些事情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应对危机的进程确实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应对个人危机

治疗师是如何帮助身陷危机的人的呢？传统的长期心理治疗法通常通过了解当事人儿童时期的经历找寻问题根源，但这不适用于危机治疗，因为这太慢了。危机治疗主要关注当下的危机本身。椰林俱乐部大火后，精神科医师埃里克·林德曼率先使用了这种治疗手段。当时，波士顿各大医院的医疗人员要打一场医学上的硬仗——拯救被严重烧伤，甚至命悬一线的患者。同时，他们要应对心理学领域的挑战：安抚众多遇难者的亲友和幸存者，此时这些人正在被悲痛或愧疚吞噬。这些濒临崩溃的人问自己：为什么上天会允许这场灾祸发生，为什么至亲至爱的人被烧死、踩死或者窒息而亡，自己却苟延残喘。有一名在大火中失去了新婚妻子的丈夫，因为自己把妻子带去椰林俱乐部而自责，在内疚中跳窗殉情了。当外科医生竭尽全力去挽救在火灾中受伤的病患时，心理治疗师能为在这场大火中遭受心灵创伤的人做些什么呢？这正是椰林俱乐部大火给心理治疗领域带来的一场危机，也正是这场大火催生了危机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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