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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付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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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付出

多年来，我花费了几乎全部精力打造黑石，它是我生命的重中之重。经营公司感觉像是应对一系列无休无止的压力测试，压力来自竞争对手、现有雇员、前雇员、媒体、动荡的宏观环境、政治因素等。当然，有的时候，压力来自时运不济或天意使然。

但是，创业经历有一点很棒，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一切顺利，生活就会变得更简单容易。随着公司业务的成熟，周围人的素质和能力会日益提升，公司的各个系统也会变得更具一致性。公司一旦采取了正确的风险控制措施，找到了热爱和倾力于企业发展的接班人，便会声名鹊起，客户也会不速而至，良性循环随之加速。对黑石而言，客户和投资人为我们提供的资金源源不断、与日俱增。

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我有时间环顾四周，看看利用自己的资源、人脉和实际知识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看到过祖父雅各布·施瓦茨曼每个月收集假肢、轮椅、衣服、书籍和玩具给以色列的孩子们。我见过父亲给来店里买东西的新移民提供信贷。他会告诉他们：“去买你们需要的东西吧，有能力的时候再还给我。”与祖父一样，父亲会定期给耶路撒冷的男孩之城捐款，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和许多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一样，我们会每周节省下来10美分，凑够一定金额，在以色列种植一棵树。奉献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很幸运，自己有能力继续保持这一传统、传承这一美德。我会捐款给我关心的机构和需要自己帮助的人。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陌生人，他们因为在自己控制范围外的原因而身陷困境。

作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主席，我已经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关系，为中心筹集了很多资金，提高了中心各方面的标准和档次，增加了表演艺术的种类。我们给美国最伟大的创意人才颁奖，以此提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在纽约、洛杉矶等艺术之都的影响力，而我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加深了我对政治和政治家的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我更加积极地、有针对性地投身于国内外政治活动、慈善活动和非营利活动，并在参与中积累经验。例如，我深知教育对我生活的深远影响。如果没有搬到宾夕法尼亚州，进入高质量的阿宾顿学校系统，我永远无法获得进入耶鲁大学或哈佛商学院的资格，而大学生活随后为我开启了许多重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正因为如此，我热衷于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同样，我的从军经历帮助我理解了军人为保护普通公民所做的牺牲，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奉献必须得到认可。我与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会面使我确信，参与政治可以对改善个人未来、对全球和平与繁荣产生巨大影响。

2008年，我向纽约公共图书馆捐赠了1亿美元，用于翻新图书馆在第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的主楼及其他几个地方的分馆。我希望自己的捐赠可以在城市中心打造外观优美、安静舒适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笔资金还可以扩大图书馆扫盲计划的覆盖范围，为没有网络的社区提供互联网服务。

克里斯汀是天主教徒，通过她我了解到了天主教学校的卓越系统——学校90%的学生是少数族群，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98%的人继续上大学。这些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让他们有能力实现个人抱负，追求幸福人生。在2009年感恩节前不久，克里斯汀和我参观了纽约由贫民区奖学金基金资助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而奖学金基金的执行董事苏珊·乔治告诉我，很多学生都已辍学：学生的父母失业了，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整个城市的天主教学校都是如此。

我告诉苏珊，学校应该联系每个决定退学孩子的家庭，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样。他们只需支付能力范围内可以负担的学费，我会为他们提供剩下的学费。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必须承受失学的痛苦。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并不懒惰。他们只是受到了意外事件的冲击，这不是他们的错。学费就是我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

我在2013年又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我开始支持美国田径基金会，每年为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训练的最有潜力的运动员提供补助金。我想确保美国年轻的田径精英有时间和资源进行训练和比赛，不必担心经济负担。如果没有补助，这些运动员可能需要打两三份工才能养活自己，这样就不能保证每天两次的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被迫退出比赛。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接受我捐赠的运动员赢得了4枚金牌、3枚银牌和2枚铜牌。现在，我是美国田径基金会最大的个人捐赠者。能够保证那些天分远超出我的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我深感自豪。

同样在2013年，我参加了一场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会议中谈到美国服役人员、退伍军人及其家人需要特殊的支持。她指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这一群体失业率偏高，这导致他们面临种种困难，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每天都会有20起自杀事件。她请所有出席的公司参与她的全国性计划，推动降低退伍军人的失业率。那天晚上，在从华盛顿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回想起她所说的一切。我们有义务增加对美国军人的帮助，至少，我们要降低他们过渡到普通人生活的难度。在到家之前，我向第一夫人做出口头承诺，我会要求黑石及其投资组合公司在未来五年内雇用5万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以往，在做出此类决策之前，我通常会先跟黑石的管理委员会讨论确认，但这次我自行决定了，因为我确信黑石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知道团队会支持我的决定。最后，黑石用了短短4年就雇用了5万名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因此在2017年，我们承诺再增加5万个招聘名额。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由于公司规模庞大、涉及领域广泛，黑石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参与了更多的慈善事业，并开始思考，除了捐钱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是不是可以把自己打造黑石的创业精力和技能应用于解决慈善领域的挑战呢？是不是也可以开展类似规模的慈善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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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中国节活动。开幕之夜，我坐在中国文化部部长旁边，看着一群舞者和体操运动员表演叠罗汉。在管弦乐队的伴奏声中，他们人上架人，越叠越高。每叠一层，都会有一个舞者在舞台上加速、起跳，从这个人体金字塔上翻过去。我们都在想表演可以持续多久。

后来，有一个舞者开始围着舞台加速奔跑，起跳……结果撞到了金字塔。金字塔瞬时倒塌，舞台上都是跌下来的罗汉。如果是芭蕾舞或花样滑冰，那么表演者会站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表演。但中国人不是这样。音乐停止了。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罗汉们重建了金字塔，舞者也开始再次加速。我们都捂住了眼睛。他起跑、跳跃，勉强地跳了过去。

我看着文化部部长。他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这让我印象深刻。我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淡定？”我从他的回答中领悟到，中国人一直在追求卓越和伟大，如果一次没有成功，他们会一直尝试下去，直至目标达成。

之后我访问中国，拜访我们的中方投资人，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此时，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方在黑石2007年上市时进行投资的战略意义。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都有来自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摄制组跟随我。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对黑石的投资。我没想到自己在中国还小有名气。当我发表演讲时，过道里站满了人。我的一言一行都出现在新闻里。但关于中国，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研究。

幸运的是，作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委员，我找到了优秀的老师给我讲述中国故事。清华大学的诞生源于美国的一个重要举措。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向八国联军赔款白银4.5亿两。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同意退回美国的部分赔款，用于设立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的奖学金以及开设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清政府批准将预备学校更名为清华学堂并订立章程。最终，其演变为现今被广泛认可的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清华一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U.S.News&WorldReport）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校，排名高于麻省理工学院。清华经管学院成立于1984年。经管学院是最早与美国企业建立深厚关系的中国机构之一，并成为华尔街和硅谷企业高管到访中国的常规站点。其顾问委员会委员是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军人物。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从相当于美国GDP的11%增长到2019年的67%，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低：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6.5万美元，但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33倍，同期，美国的人均GDP仅增长了5倍。中国的出口量从相当于美国出口量的6%增长到100%以上。中国的经济规模一度小于荷兰，而现在每年的增幅已经相当于整个荷兰的经济总量。自2007年中方首次投资黑石以来，中国许多主要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指标都赶上或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出口量、存款总额和能源消耗总量都超过了美国。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智能手机，中国的市场都比美国更大。2007—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近40%都是中国贡献的。虽然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仍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

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是对中国发展研究得最透彻的观察家之一。在2015年3月去世前不久，他被问道，是否认为中国最终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为什么不？他们怎么可能不渴望成为亚洲第一？假以时日，他们还希望成为全球第一。”他又补充说：“届时，全球都要按照中国的规则来，而不是西方国家的规则。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毋庸置疑的地缘政治事实。”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警告说，这种从西方到东方的权力再平衡过程包含一个陷阱。随着美国逐步退后、中国逐步提升，两个国家及依赖这两个国家的其他国家会感觉到失衡，觉得与近几十年的历史状况有所偏差，这时，即使是最轻微的误解、怨恨或攻击，也会把各方推入战争的陷阱。这一情况曾经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过，当时雅典的崛起威胁到了斯巴达，因此艾利森把这个陷阱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记录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那场决定了历史进程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也曾出现在20世纪，当时德国威胁到欧洲的现有秩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美之间经济权力的转移正在发生，如果两国找不到一种互信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必然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转换，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可能会再次出现。

2012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希望和我在巴黎会面（当时，我和克里斯汀已经在巴黎生活了8个月）。我知道他在为清华寻求捐赠，实际上我已经开始思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为清华做些什么。

我从来没有在清华大学学习生活过，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联系。清华大学与我相隔万里，中国的文化我也刚刚开始了解。因此，在我准备迎接陈校长到访巴黎的同时，我也在四处寻找灵感。我知道，无论我有什么创意，都要靠自己和周围的一个小团队努力推动，把想法变为现实。

2010年，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和潘庆中教授在纽约拜访我的时候，提出了交换生计划，但我对传统的交换生计划没有兴趣——我要设置一个独特并与众不同的项目，因此我想到了塞西尔·罗兹。他在23岁时，尚未在非洲建立自己的财富帝国。但在那一年他写道：“生活中的至高幸福是报效祖国。”在他1902年去世时，后人根据他的遗嘱设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把来自大英帝国、英国殖民地和德国的年轻人聚集在一所英国的大学里学习，旨在“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他们的生活和礼仪提供指导，以及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保持大英帝国的统一有利于联合王国、有利于殖民地”。他的愿景最终成为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罗兹本人颇具争议，他是一个残酷的雇主，还助推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然而他的奖学金仍然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学金之一，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最优秀的青年男女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最能影响其人生的阶段共同生活和学习。

我向陈校长提出，如果在中国创立类似的奖学金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计划，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在清华大学一起学习。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各个部委和企业轮流实习。他们可以在中西方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在这些前辈的帮助下，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些体验会丰富每一批奖学金获得者的生活和学习。当他们日后成为影响各自国家的领军人物时，他们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化和信仰。他们会在友情和理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摒弃导致各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疑虑和不信任。陈校长赞同我的想法，但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些中国学生，理由是如果我们想让学生真正融入中国，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允许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这点有道理。在会议结束前，陈校长又补充说：“成本会很高。”我承诺首笔出资1亿美元，并向他保证我们可以筹集其余的资金。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就此诞生。

只有一个问题，我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自1972年以来，我就再没有进入过教室。我对从零开始建立学院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在中国做这件事了。

哈佛商学院前院长杰伊·莱特也是黑石董事会成员。他介绍我们认识了比尔·柯比教授，他是哈佛大学中文系的前任系主任，兼任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里亚建议我们去找沃伦·麦克法伦教授，他在哈佛商学院授课已有很长时间，也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的人脉关系极广。就这样比尔和沃伦一起组建了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加入了我们的探索之旅。

我们之前给自己设计了很多问题，他们都能帮助我们一一解答：学生的年龄范围应该是多少？正确的学科组合是什么？在学生毕业时我们如何提供职业建议？每一位学生的花费是多少（包括住宿费、学费和单人往返北京的机票费用）？还有学生的生活问题，等等，事无巨细，不一而足。如果有人认为出资人支持高等教育只是写张支票、换取荣誉学位，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确认项目细节的时候，我回想起自己接受高等教育时的情形——我经常在课堂上辛苦地学习，却得不到什么回馈和鼓励；我在华尔街的前几个月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或指导。那段经历告诉我，第一份工作表面声望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我丧失的学习技能的机会。我最终在雷曼兄弟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在雷曼兄弟的经历成为我日后成就最高水平的基础。

因此，我开始设想一个可以加速学习进程的项目，一个旨在为年轻人提供良好学术体验的项目，帮助他们与同龄人建立受益终身的关系，获得导师的指导性建议，并取得工作实践经验。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项目的时间长度。应该是一年还是两年？我想象自己就是项目申请人：他们其中许多人就像我们在黑石聘请的年轻分析师一样，对一个雄心勃勃的23岁的年轻人来说，两年的时间似乎感觉太久了。如果我们想找到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年轻人，我们就必须给他们一个丰富而完善的体验，而不是占用他们太多时间去追求其他目标。一年是完美的时长。

接下来，我们必须确定师资队伍：是全部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国教师，还是全部采用外籍教师，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到清华的几个班上去观察中国的教学模式。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我发现，即使班级人数较少，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也是教授在讲、学生在听。如果是大型讲座，就全部是教授在讲。这些课程的时长超过了普通的西方大学，而我想象中的苏世民书院的学员会很快感到厌倦。

但我也不想要一个完全国际化的教师团队。我们的学生将来自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最优质的大学。如果他们在北京获得的学术体验与在本国别无二致，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们选择混搭：一半是外籍教师，一半是中国教师，有时两人同时教授同一个班级。一个课堂，两种文化。

学术项目的第三大宗旨是深入了解中国，其中包含三个要素：让在中国商界、非营利组织或政府工作的知名领军人物参与教学，他们教授的内容要与每个学生相关；学者在中国游学，以便了解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他们在中国组织中参加工作实习，观察组织如何运作。

最开始，苏世民书院的学术顾问委员会就课程设置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书院决定采用“体验式”教学模式，为苏世民学者配备了“实践导师”，同时安排他们参与“社会实践——行知中国”，在中国各地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游学。我们得到了学校领导层的理解和支持。在我们与学校内部各层级艰难“磨合”时，中国高层领导的教育目标成为一个利好因素，希望提升中国一流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并设定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并号召中国的大学兼收并蓄西方顶尖高校的最新教学方法。

艾米·斯图尔斯伯格是黑石基金会的负责人，后来担任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执行理事。我们两个人一起成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完全进入了创业状态。任何企业家领导团队的首要任务是围绕自己的愿景进行造势动员，营造一种必然成功的浓厚氛围。所以我们去见了美国和欧洲各大学的负责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美国的常春藤联盟、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250所大学。我们鼓励他们派出最优秀的学生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不遗余力地向每一所大学的校长、院长和奖学金项目主任推荐苏世民学者项目。

这些工作都开支不菲，我们意识到我最初1亿美元的承诺肯定不够。这就像盖房子一样，不知不觉，花费的时间和成本都是我们预期的两倍。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成本费用，我不得不开始推销自己的理念，希望能找到出资人。当我和彼得在1986年筹集第一个收购基金时，我们见了17个潜在投资人，才有一个愿意出资。从那时起，随着黑石创造了卓越的绩效纪录，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我会去找预先筛选出来的投资人，知道有90%~100%的机会拿到投资。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比例。

然而，对苏世民学者这个项目而言，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令人看好的国家并不重要，中国贡献了40%的全球经济增速、我们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构想未经证实、史无前例，根本不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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