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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数字外交 科技的地缘政治（第3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趣的回应正在亚洲等待我们。2018年7月，我们在东京会见了日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希望成为日本第一家签字的大企业。当我们到达它的总部准备签字盖章时，他们坦言：“我们遭到了WannaCry的攻击。我们想保持沉默，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和你们一起做些这样的工作，我们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们的话切中肯綮。我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一家在一个比美国公司更保守并以此著称的行业中经营多年的日本科技公司，反而愿意挺身而出，而像谷歌、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却还安坐不动。我们在东京讨论认为，科技行业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建立新形式的多边联盟。

我们最想看到的结果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领导层愿意维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发挥基石作用的多边安全策略。但白宫或其他国家的领导层目前都没这个心思，大家都在忙自己国内的事。

作为一家公司，接过多边主义的衣钵并继续把它推向前进似乎很讽刺，甚至让人不舒服，因为多边主义的主角通常是政府。但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支持远远多于批评。而且随着我们取得进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愿意加入。

如果要让外交工作更加有效，我们就需要迈出科技界和商业界的圈子。政府、公司和非营利组织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共同行动。我们四处寻找合适的机会，最后得出结论，最好的机会将是2018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决定主办被他称为“巴黎和平论坛”的活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他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我们反复看了好几次。视频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间，民主不断削弱，多边主义分崩离析，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马克龙呼吁世人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21世纪加强民主和多边主义做出贡献。对于我们想要开创的事业，这简直是一份完美的邀请。

巴黎的官员们对此很感兴趣。法国也有一位与丹麦的卡思珀·克林奇类似的官员，他就是法国网络外交和数字经济大使大卫·马丁农，负责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言论自由和人权。在马克龙总统外事顾问菲利普·埃蒂安的领导下，马丁农和其他法国官员早已将重点放在了规划未来上。我们与他们讨论了制定新的宣言和倡议以解决网络安全的可能性。

在法国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世界各地持续数月的认真对话，在停战100周年纪念日后的第二天，马克龙总统宣布了《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巴黎倡议》（简称《巴黎倡议》），强化了现有国际规范在保护公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系统性或无差别网络攻击方面的重要性。它还呼吁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保护民主进程和选举进程免受民族国家的网络威胁。我们认为还需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下给予这一领域更明确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巴黎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支持。马克龙演讲的当天下午，法国政府就宣布已有370个缔约方。名单里既有世界各地的51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包括欧盟全部28个成员国以及29个北约成员国中的27个，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政府，包括日本、韩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新西兰。到2019年初，这一数字将达到500多个，包括65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谷歌、脸书等大部分科技企业，尽管亚马逊和苹果仍然不在其列。

令人感到讽刺，而且在我们看来很不幸的是，《巴黎倡议》是在没有美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获得了所有这些支持，美国政府自己并没有在巴黎签署这项声明。虽然我们原本希望华府能够签字，但在巴黎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形势变得明朗起来，美国政府显然还没有做好站队的准备，无论用哪种方式。白宫的某些幕僚的态度表明，他们并不支持多边倡议，不管哪个领域的多边倡议都不支持。这就让我们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因为我们的政府事务团队正在世界各地要求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努力。

尽管如此，《巴黎倡议》仍然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创新。它采用了对20世纪维护国际和平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多边主义战略，并将其转变为多元利益参与战略，为当今世界解决全球科技问题提供了所需的方法。它团结了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或地区，并将它们与全球大部分科技企业和领先的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会有更多缔约方在倡议上签字。

《巴黎倡议》所采用的模式很快就引起了全球关注。2019年3月，基督城惨案发生后不久，我们在新西兰会见了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及其内阁成员，讨论如何防止恐怖分子以互联网为平台攻击民众的悲剧重演。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到了《巴黎倡议》上，探讨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将政府、科技界和民间社会团结在一起。我们考虑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当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加入会议时，屋子里已经开始讨论《基督城倡议》可以解决哪些问题了。

在阿德恩的领导下，新西兰政府牢牢掌握着主动权。正如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对阿德恩所说，她会给这个问题带来一种道德权威感。她很快回答说，全世界的愤怒终将消散，她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追寻一些更长远的重要意义，而不是挣什么公关分。她派遣新西兰网络安全官员保罗·阿什前往欧洲，探索与某个欧洲国家在《巴黎倡议》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阿什发现马克龙的团队愿意快速行动。

科技行业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找出我们可以采取的务实措施，防止我们的服务像在基督城那样被用于扩大极端主义暴力。在微软内部，我请总法律顾问戴夫·斯托尔科普夫和她的办公室主任弗兰克·莫罗牵头研究，寻找思路和对策。尽管我们没有经历过曾对脸书、推特、谷歌和YouTube的服务造成影响的广泛视频上传，但我们很快就得出结论，我们有9种不同的服务可能会受此种弊端影响。从领英和XboxLive游戏在线互动，到通过OneDrive云存储共享视频、必应搜索结果以及使用我们的Azure云平台。

其他科技公司不仅准备向前迈进，而且准备更上一层楼。谷歌、脸书和推特都认识到，基督城恐怖分子使用了它们的内容共享服务，它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值得称道的是，亚马逊表示，尽管其服务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它也愿意参与解决方案的构建。

显然，面对不同的技术服务，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不同的取舍和平衡。我们既要考虑工程方面的要求，也要保持敏感，注意回应公众对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广泛关切。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召开了一系列电话会议，提出了解决网络极端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内容的9项具体建议，迅速赢得了各大公司的支持。我们建议各服务部门可以采取五大对策，明确服务条款，加强对直播视频的管理，对有关滥用的用户报告迅速响应，改进技术控制，发布透明度报告。小组还制定了4项全行业措施，包括发布危机响应协议，基于开源的技术开发，加强用户教育，以及支持非政府组织开展研究和更广泛的工作，促进多元和尊重的网络文化。

阿德恩迫切要求做出决定，并且要在即将于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宣布，而当时距离开会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新西兰和法国政府的代表在北加州与民间社会团体和科技公司会面，讨论《基督城倡议》拟议草案提出的具体问题。新西兰政府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尽量兼顾来自政府领导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萨提亚和我有一次深夜打电话给阿德恩，我提到自己对其政府的反应速度感到吃惊。她回答说：“如果你个子小，那么你就必须灵活！”

5月15日，新西兰恐袭发生两个月后，阿德恩在巴黎与马克龙和其他8位政府领导人共同发起了《基督城行动倡议》。文件呼吁各国政府和科技部门做出承诺，通过单独和联合行动，应对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发布的网络内容。我也在巴黎，代表微软与多位科技界领袖和政府首脑一起签署了倡议。我们5家公司组成的集团还公布了将要采取的九大步骤，以帮助《基督城行动倡议》付诸实施。

巴黎和基督城两份倡议的发起仅仅相隔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彰显了全世界推进“科技外交”——卡思珀·克林奇喜欢这样称呼——所取得的成功。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利益外交，“科技外交”不再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是将政府、民间社会和科技公司团结在一起。

在某些方面，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东西。正如最近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游说集团、智囊团、社会运动和教育团体的积极参与下，各种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由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在日内瓦开创了这股非政府组织的浪潮，而当今最成功的举措之一，则非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禁止地雷运动莫属。1992年，6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发展至今已有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000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该组织“成功将地雷改造成人道主义和道德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并在加拿大政府的支持下，将禁止地雷运动发展成一个特设论坛，“于1997年12月通过了一项禁止地雷条约，距禁雷运动发起时间仅仅过了5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黎倡议》和《基督城行动倡议》最新颖的地方可能是企业开始参与新一代人道主义和军备控制问题，这是一种与其他类型的非国家行动者截然不同的组织形态。毫无疑问，有些人对于企业的怀疑胜过非政府组织。但考虑到这些企业在拥有和运营网络空间方面的重要地位，说它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似乎很难站住脚。

巴黎和基督城两份倡议还涉及另一项创新，我们认为它对开创数字外交时代十分重要。军控和人道主义保护一直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在20世纪，新的思想有时需要先成功地借助智库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政策界的深入对话实现传播，最终再通过国际政治家的重要演讲为公众所知晓。但在当今时代，传统媒体碎片化，社交媒体兴起已成为主流趋势，人们需要，同时也有机会采用新的方式与公众保持联系。

这是我们从关于《数字日内瓦公约》的公开讨论中得到的若干感悟。尽管一些传统的外交官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这一想法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相比之下，在意义重大但没那么高调的国际网络安全《塔林手册2.0版》的讨论中，专家们并未想到这种方法。这是我从卡思珀·克林奇的创新策略和频繁发布的推文中学到的一点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将《巴黎倡议》的工作与支持公民外交结合起来，例如，我们推出一项网上承诺，从世界各地征集了10万多个签名，以支持“数字和平现在时”运动。

或许，我们同时还需要以勇往直前的决心来推进数字外交。这种决心的基础，不仅是我们面对的新环境，也不仅是对以史为鉴的希冀，更包括历史上那些发人深省的失败案例。2017年11月，我们访问了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在发表演讲时，我们想起了这段历史。现为联合国驻地的万国宫，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国际联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楼里仍有几个小型会议室，保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艺术装饰风格。

万国宫充当国际外交舞台之时，正是20世纪最悲惨的一段时期。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不久之后，希特勒的纳粹政权逐渐成为欧洲之患。当时，来自31个国家的政府齐聚一堂，用了5年多的时间，试图通过一系列会议限制军备竞赛。但是，美国犹豫不决，不愿意发挥它的领导力，因为在它看来，问题主要是欧洲人的。希特勒带着德国退出了谈判，后来又退出了国际联盟，为实现全球和平的努力敲响了丧钟。

在1932年外交会议召开之际，爱因斯坦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他提醒世人注意，“要是人类组织能力的发展能够跟得上科技前进的脚步”，科技进步“早就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愉快幸福且无忧无虑了”。相反，“这些辛苦赢得的大机器时代的成就掌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但却像把剃刀交给一个三岁小孩一样危险”。日内瓦会议以失败告终，在那个10年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一失败已经蜕变为无法想象的全球灾难。

爱因斯坦的话揭示了当今挑战的关键所在。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它所创造的未来能否被世界控制？导致战争的原因，往往就是人类跟不上创新的步伐，在新技术的管理上几乎无所作为，而且为时已晚。随着网络武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越来越强大，我们这一代人将再次接受这一考验。

如果我们要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威慑方法，同时辅以新型数字外交的力量。2019年4月，我们与卡思珀·克林奇以及他那些来自20多个政府的同行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会议，看到新一代网络外交官更加紧密地合作，我们感到无比振奋。

无可否认，虽然丹麦是一个小国，只有570万人，比华盛顿州还要小，新西兰的人口甚至更少，但丹麦外交部长说的话完全正确。在21世纪，解决全球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组建一个团队，不仅能与其他政府合作，而且能与定义科技未来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低估一个思维敏锐、领导坚决的小国是错误的。新型数字外交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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