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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时”与明代社会生活
探究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与本质,显然无法离开“礼”。明太祖制定一代之礼,规范人们的生活。然究其制礼的观念,仍然遵行一种“因时制宜”的准则,
强调的是其时代性。蕴涵在“时”背后的,无疑就是一种“变通”。尽管太祖定下了“祖训”,要求他的子孙继承,但他这种重“时”的观念,显然也为后来的君主遵行一种“礼自我起”,提供了方便。而明世宗即位以后的议“大礼”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时”这一概念,其中蕴涵着一种变化,应该包括下面两个层次:一是时代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生活方式的日益淘汰,新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开拓,必然会形成一些左右人们生活的“时尚”;三是一年中的“四时”乃至“月令”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的差异。
一由继承与变化看社会生活的时代性
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俗,既有对前一时代的继承,但同时又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体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
明朝人的生活、风俗,对前代往往有很多继承性的内容。在饮酒习俗方面,诸如“把盏”、“换盏”,都是一种“胡俗”,也就是元代蒙古人的习俗,在明初尽管已被禁止,却时有人仍然沿用这种礼节。
以妇女社会交往的拜礼来说,明代民间妇女的礼节,有些就自元代承袭而来。如明代士民家庭中的妇女,平常所行的“伏地顿首”之礼,几乎与男子所行无别,显然沿袭了“故元之习”。
明代宫中端午节时所举行的“龙舟骠骑之戏”,尤其是“骠骑”之戏,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旧俗。而宫中的翦柳之戏,更是源自胡人的“射柳”之俗。
生活、风俗的基本内涵,除了有继承性之外,还突出表现为差异性。以社交礼仪的表现为例,明代与宋及宋以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同样是表示一种“敬”意,明代在很多方面就不同于前朝。在宋代,岳飞初次入狱时,垂手于庭,立也欹斜,被隶人呵斥,说:“岳飞叉手正立!”岳飞就悚然听命。可见,在宋代,以叉手、正立为敬,而从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中,也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但在明代,不论是胥吏趋承长官,仆从侍候主人,还是军队中偏裨卒伍事奉大帅,每当相见时,必定“軃袖撒手”,以示敬畏。所谓“軃袖”,就是将衣袖垂下;所谓“撒手”,就是垂手。一则是以“叉手正立”为敬,一则以“軃袖撒手”为敬,其间不仅是一种礼仪上的差别,甚至正好相反。在明代以前的历朝,凡是卒伍在公庭之上,全是横梃待命,只有对待那些怠傲不遵命之人,才直杖。在明代,无论是禁门守卒,还是在军营,每当遇到大僚出入,全是直立其杖,大呼“送迎”,表示一种尊敬。在明代以前,军队中的大帅莅事,下面那些文武属吏,不过是“庭趋声喏”。但在明代,这些属吏全都蒲伏叩头,不再敢说“喏”字。
在一家一姓的王朝之内,各朝的统治政策的相对不同,法律疏密或者礼教的松紧,生活、风俗也会随之改变。改变的前提或者说决定因素,乃在于“世道”或者“人心”。但如果以明朝人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表达,这种风俗的转变,是一个从“盛世”向“衰世”的变化过程。在明朝人自己看来,明初是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无不尚同,人们同心同德,而其具体的体现则是“道德一,风俗同”。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转变,已经属于一种“衰世”,在这样的衰世中,人们的生活与行为尽管未尝不尚同,却已是同流合污、败常乱俗、邪说破道,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是逐波随风,一颓百靡。
正是这种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从“盛世”向“衰世”的转变,才真正反映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一种转向。
明代社会生活乃至风尚,在前后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时间,尽管各种史籍的记载互有差异,或以成化、弘治为界,或以正德为界,但无不肯定这种变化的存在。
以士大夫的生活趋向为例,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府为例,通过细微的观察及其记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明代士人从不讲“积聚”向无不求利的变化历程。按照他的记载可知,在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尚未追求财富、田产的积聚,如周佩之父周舆为翰林编修,而周佩自己也官至郎中,应该说已是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还是如寒士一般无异;曹时中之兄曹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声名,曹时中自己也官至按察副使,其弟曹时信也在京为官,门阀应该算是很高了,但他们家的产业算起来也不过是中人十家之产;其他如蒋性中、夏寅、许璘等人,致仕回到老家之后,所过的还是原来秀才一般的生活。至正德年间,士大夫开始竞相营产谋利。一中进士,其日逐奔走于门下之人,全是言利之徒。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于法无碍,而可以坐收银子若干。一时如宋恺、苏恩、蒋凯、陶骥、吴哲等人,其家产的积聚都到了十余万。
在南京,诸如士大夫、读书士子、军民以及妇女,其生活风尚在正德、嘉靖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正德、嘉靖以前,缙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读书士子,以佔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一般军民,则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抛头露面,以治酒浆、工织纫为常。正德、嘉靖以后,风尚大变。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娼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一般军民也开始在服饰上突破等级,几乎可与士大夫抗衡;而妇女则开始穿着珠翠绮罗,甚至与娼妓的打扮几乎相同,在外抛头露面。
这是南京社会风尚从醇厚向浇漓的转变。
王可立(丹丘)《建业风俗记》一卷,所记之事,自冠、婚、丧、祭,以及饮食、衣服;所记之人,自乡士大夫、秀才,以至市井小民。从此书中,同样不难发现正德、嘉靖前后南京在社会风尚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引述如下: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已不逮先辈,也少涉猎,但聚会之间,还是言辞彬彬可听;然自嘉靖初年以后,士人只是诵读诗文,而在言谈之际,已几乎与村巷百姓没有区别。嘉靖中年以前,民间还是遵循礼法,见到尊长,多执年幼之礼;嘉靖中年以后,礼法荡然无存,或与先辈抗衡,甚至在道上遇到尊长乘骑不下。嘉靖初年,即使是在市井僻陋之处,也不乏丰厚俊伟的老者,不但忠厚朴实,而且其礼貌、言行也颇可观;但嘉靖初年以后,即使寻遍整个南京城,这样的老者也很难找到了。嘉靖初年,一些脚夫常常聚集在市口或十字路口,头上戴的是阔边深网,身上穿的是青布衫裤,手上拿的是青布长手巾,脚蹬靸鞋,看上去人都很肥壮,一遇到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礼娶亲,俱有青布摺,人也都很有行止;嘉靖初年之后,即使是在相当繁富的市口,所能见到的脚夫,也不过是三五个黧瘦之人,衣衫褴褛,已经没有旧时景象。正德中年,士大夫给自己取别号者,不过十之四五,即使有别号,但在交际之时还是称字居多;嘉靖以后,人在束发之时,就已经给自己取了别号;到了嘉靖末年,即使像奴仆、舆隶、俳优,无不都有了自己的别号。嘉靖十年(1531)以前,富厚之家,多谨守礼法,居室不敢太淫靡,饮食不敢太奢侈。但其后也发生了变化,变得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全都是僭拟使用。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即使是一些好事者,虽有一些雕梁或者画栋,也是朴素浑坚而已;嘉靖末年以来,士大夫家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般老百姓家,造三间客厅,也能花费高达千金,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使用重檐兽脊,如同官衙一般,而所造园囿也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也都是画屋了。
二时尚的出现及其流行
时尚的形成,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苏州在明代一直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新潮流。在明代,苏州风尚也处于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而其社会经济、生活的繁华,大概也是在成化年间以后。关于此,明人王锜有如下真实的记录: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居,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间檐负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这段记载所透露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历程。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物产益多基础上的“人心益巧”。
流行时尚一旦形成,当然可以引动天下百姓翕然从之,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但既然是时尚,则如一股流行之风,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其变化之快,有时正如一阵风,转瞬即过。晚明南京妇女服饰的变化,正好是明代城市流行时尚的最好注脚。据记载,南京妇女衣饰,在嘉靖、隆庆年间,还是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则是不到二、三年,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铀之样式,漂染之颜色,以及鬓发之饰,履綦之工,都有了新的变化。时尚流行、变化之快,其结果则是显而易见:正当流行之际,大众普遍以此为美,无不崇尚,殊不知时尚流行速度太快,先前还以为美妍的服饰,等到大众上身,穿戴出去,反而被人掩口而笑。
时尚变化之快,令人咋舌。
时尚流行的结果,无疑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明初的新的“世道”。在这种世道中,读书的士人无不鲜衣美食,浮谈怪说,玩日愒时,而将农工视为村鄙;妇女开始傅粉簪花,冶容学态,袖手游乐,而将勤俭看成是一种羞辱;官员更是盛从丰供,繁文缛节,奔逐世态,而将教养视为迂腐。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时尚的形成,当然免不了有一个始作俑者。这从一些已成为人们普遍崇尚的器物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从明代前期已经形成并在明代成为时尚的器物,很多就是以一个人物命名的。宋人苏轼、秦桧所创之物,流传至明,并成为一时时尚者,有以苏东坡命名的东坡椅、东坡肉、东坡巾,以及以秦桧命名的太师椅、太师槅。在明代时尚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以人命名之俗,如陈子衣、阳明巾,则为陈献章、王阳明所创。尤其是明末著名的山人陈继儒,他所制作的花布花缬绫被,以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无不以他的字命名。
这显然已成为晚明的一种时尚。
在明代,大众传播往往以讲究时代性为主。歌谣词曲显然在当时具有很好的大众传播功能,而内容却正是紧贴时代。在松江,凡是士大夫的举措稍有乖张,就有人将他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凡是欺诳人处,必曰“风云”。这两个字就是时代性的体现,也是晚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一种明证。随之而来者,是妇女骂人也随手拿当时人人熟知的例子,如“活邢敖”之类,而这个邢敖,就是当时刚刚被处决的盗犯。
在晚明,出现了很多反映时事的戏剧作品。如张居正死后不久,就有人以张居正的事编成戏文,“传入禁中”。
一人倡之,众人应之,人们相习成风,于是也就有了“时尚”。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器物的喜好上。明人袁宏道专写《时尚》一篇,介绍了很多苏州一带的著名工匠,以及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风行全国的过程。据他的记载,当时瓦瓶的制作名家有龚春、时大彬,每一件器物价至二三千钱;铜炉以胡四所铸最为有名,他人效铸,皆不能及;扇面当数何得之;锡器以赵良壁所制最为精良,一只瓶子可值千钱,敲之有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相购买,惟恐不及。这种时尚,起初始于吴中獧薄之子,转相售受,用来欺骗一些富人公子。其后慢慢浸淫至士大夫中间,于是也就形成一时的风尚。
当然,这些著名工匠所制器物,确实精良,非别的工匠所可比拟,并非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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