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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ldo;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rdo;。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ldo;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rd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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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ldo;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rdo;，应当建立&ldo;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rdo;。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ldo;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rdo;，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ldo;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rdo;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ldo;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rdo;，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ldo;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rdo;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在空中决着雌雄，大炮轰鸣，机关枪声密集，炸弹声彼伏此起，火光映红蓝天。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战斗呵!&ldo;这是喜炮，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rdo;沫若无比兴奋，心律随着战声或紧张或弛缓，他几乎不加思索，诗句便涌上笔端：

战声的一弛一张关系民族的命运，

我们到底是要作奴隶，还是主人?

站起来呵，没再存万分之一的侥幸，

委曲求全的苟活决不是真正的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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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战声集&iddot;战声》。

&ldo;国亡与亡，国存与存&rdo;，沫若磨拳擦掌，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ldo;买郭沫若&rdo;。《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广大读者纷纷送来丝棉背心和各种慰劳品，要报社转交前方抗日将士。一时间，《救亡日报》所在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四楼成了抗日军民的联络站，各界人士主动与报社通信息。九月二十八日，薛祚光旅长从宝山罗店来信，对郭沫若自称&ldo;敬慕先生的战友&rdo;，报告该旅坚守西南阵地，与日寇&ldo;大小战不下十多二十次&rdo;的情况，表示&ldo;我们所恃以抗敌的，是牺牲精神&rdo;，这是&ldo;永远无限止&rdo;的，因而敌人准会溃败。1十月初旬，诗人任钧自镇江来信，详述在京沪间的要冲所见所闻。2《救亡日报》大量刊载这类实际采访的战地通讯和特写，而从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了与其他报纸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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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37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

2见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

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ldo;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上血风腥。&rdo;他不畏迅霆，迎着血风，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东奔西走。想当初参加北伐南征，到如今&ldo;十年退伍一残兵&rdo;，归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ldo;入阵营&rdo;。早在八月间，他就领衔与杨朔、孟十还等四十余人发起&ldo;投笔从军&rdo;宣言，这一消息曾轰动了不夜城。1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一会儿往浦东慰问张发奎部属，一会儿又去昆山扣访陈诚（字辞修，1896‐1965）、冯玉祥（字焕章，1882‐1948）、薛岳、黄琪翔（1898‐1970）诸将领，就抗日斗争形势和部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冯玉祥希望郭沫若做一篇文章，谈谈为什么当年北伐军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援，而现在的国军却遭到冷遇。沫若说：&ldo;这正是我跑来想要跟你们谈的问题。&rdo;他从北伐时代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谈起，说到那时候军中政治工作和后方民众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形之下，&ldo;目前的民众是效命有心而出力无路，他们并不是冷淡，只是有所期待。在我看来，政策要鲜明，要信赖群众，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及早恢复，民间组织应及早开放，怕是保证胜利的最切要的事情吧。&rdo;老将军连连点首，颇有&ldo;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rdo;之慨。沫若还应张发奎、陈诚等人的要求，分别为他们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一个由钱亦石任团长，另一个由袁文彬任团长，成员都是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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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第14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1894‐1955）、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ldo;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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