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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幸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绪也是不断变化的。1972年1月12日，他曾非常愉快地对我说，&ldo;我们大概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rdo;2月底，他说，&ldo;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十年。&rdo;有时，他在谈笑间提及自己受到的&ldo;微小打击&rdo;。他已经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了。

1972年

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尔&iddot;维恩到&ldo;欧洲大陆&rdo;旅馆同&ldo;红色援助&rdo;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iddot;富柯和克洛德&iddot;莫里亚克‐‐会面。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他们来到司法部。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人们高呼&ldo;普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rdo;的口号。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集会。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1。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iddot;盖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iddot;法耶的一张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说：&ldo;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rdo;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现代》的同事2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当然，看到他总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朽。然后，他称为&ldo;写作神经病&rdo;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

接着，他在电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赞的友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他开始阅读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作品。快满十八时，他在一个笔记中按照字母顺序写下了他的种种思想（这个笔记本是他在地铁捡到的，是米迪厂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一切有关自由的想法。然后他简洁地讲述了他在巴黎高师度过的愉快时光，他谈到他和他的册友们的青年时代是那么温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诚。他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一本书而步入哲学领域，从那以后，哲学对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义，&ldo;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学。&rdo;

他谈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谈到他的教师职业，他对于进入成年期的厌恶感，以及由于这厌恶感和他为探索人的想象而给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他也解释了小说《恶心》和《墙》对他意味着什么。

他接着谈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营的日子，《巴理奥纳》的创作，重归巴黎，剧本《苍蝇》问世，然后谈到存在主义的流行，40年代末对他的1巴黎全体新闻记者联合起来进行抗议：他们在内政部前组织了一个大示威活动。

2除了郎之曼都在场，郎之曼当时在以色列。

种种攻击，文学介入的意义以及他政治立场‐‐他参加了革命民主联盟，以后又同它断绝关系，他在1952年决定接近共产党，因为反共产主义的凶恶浪潮席卷法国，特别是因为杜克洛事件和信鸽事件。他谈到戴高乐&ldo;是历史上一个有害的人物&rdo;，他揭露现代社会的卑鄙。

他谈到道德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他说，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他的毛主义者朋友以另一种形式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把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用很长的时间阐发了自己的道德观，&ldo;对我来说，这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搞清楚是选择政治还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现在我是返本归源，也许要丰富一些‐‐我把自己置于群众活动之中。目前，几乎到处都有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无非是政治问题;在这一方面，比如说，我发现自己同毛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我阐述过两种伦理观，先是在1945年到1947年期间，那时的看法完全搞错了??后来我在1965年前后所作的笔记阐述了另一种伦理学观点，也包括实在论和道德问题。&rdo;

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回到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上来：传统知识分子和他现在选择成为的新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

电影还没有拍完时，2月24日，一个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律师邀请萨特给布鲁塞尔的年轻的律师们作一次关于镇压的演说1。我们下午一点钟出发，上了高速公路。西尔薇开车。这一天天空晴朗，阳光暖人。中午我们停车休息一下，吃了西尔薇准备的牛角火腿面包。五点半我们到达布鲁塞尔，很快找到了那家旅馆，房间已预先给我们订好。我们安顿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间，拉莱曼特和弗斯特雷顿在那儿迎接我们2。弗斯特雷顿的一双碧眼还是那么漂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来有点像康拉德&iddot;维德。我们同他们俩还有另一些朋友一起在大广场&ldo;天鹅&rdo;饭店吃晚饭。这个广场是我们再三赞赏的地方。之后我们在附近小街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去了议会大厦。

我们很快就发现，听众全是些中产阶级‐‐妇女们的衣着都很讲究，头发也是刚刚做好的。1968年以来，萨特不再打领带，不穿传统的西服套装，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头毛衣，听众对此颇多指责。事实上，萨特同这些人确无共同之处，我们不很清楚拉莱曼特邀请萨特来此的目的。

萨特平平淡淡地读了他关于阶级的正义和人民的正义的演说稿。他说，

在法国，&ldo;有两种正义：一种是官僚的正义，它是要把无产阶级束缚于它的条件之下;另一种野性的正义，是无产阶级和老百姓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证明他们的自由的伟大时刻。??一切正义都是来源于人民。??我选择人民的正义作为最深层的和唯一真实的正义。&rdo;他接着说，&ldo;如果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人民，他就应该知道，在宣言下签名，举行平静的抗议、集会或者在改良主义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践，通过他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让人民说话。&rdo;他说明了《人民事业报》的特点和他本人在这报纸中所起的作用。

萨特列举了盖斯玛、罗朗&iddot;卡斯特罗的情况和&ldo;《人民事业报》之友&rdo;事件说明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断恶化的监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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