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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2页）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船。焚其城郭，为遁逃之计（注意！后来邀击宗弼，无风不得动的，就是这海舶。因为要装载资储，又要预备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自信入闽，所过要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按此疏上于公元1130年，即建炎四年。读者可自取一种编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参考）。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于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参看第十章第三、五、六节。观此可知当时所有的税入，为诸将分割殆尽）。

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

然而既不能言和，这种兵就不能去；留着他又是如此；真是载胥及溺了。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

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从太祖以前，只好说是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继承），是不确定的（把王位继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景祖就舍长子劾孙而传位于世祖；世祖、肃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说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肃宗之间，又越掉一个劾孙）；康宗以后，又回到世祖的儿子（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三个是做金主的）；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毫无成法可言的。那么，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至于实权，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自然在军人手里。金初用兵，常分为左右两军。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左副元帅是宗望，右副元帅是宗翰。辽王死后，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后，代以宗辅。这时候都死了。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宗弼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内里的宗（右相）、宗磐（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幹上），都有异志。干国政的宗幹、斜也，制不住他。这种人，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差王伦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公元1137年二月）。就是这一年，金朝把刘豫废了。十二月，王伦从金朝回来，说金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及太后，和河南诸州（把时间核起来，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然后废掉刘豫的。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坏人了）。1138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专意言和。十月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张通古来，许先归河南诸州，徐议余事。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把河南还宋，宗幹本是不赞成的，但是拿这主持的人，无可如何。到后来宗弼入朝，形势就一变了。于是宗磐、宗，以谋反诛。挞懒以属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谁想挞懒走到燕京，又有反谋之心。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以宗弼领其事；而且兼领元帅府。宗弼遣人追杀挞懒，大阅于祁州（如今河北安国市），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公元1139年七月），发兵重取河南、陕西，而和议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县多降。前锋到顺昌（如今安徽的阜阳市），为刘锜所败。岳飞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漯河市郾城区）把他打败。宗弼走，还汴京。娄室入陕西，吴磷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复许多州县（韩世忠也进兵复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张俊复宿〈如今安徽的宿州市〉亳〈如今安徽的亳州市〉）。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犟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公元1201年，和议成，其条件是：

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

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广东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的阶、成、秦、凤四州。金朝对宋朝，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

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我且再引《金史》郦琼的一段话（见本传。按郦琼是刘光世部下。南渡诸将中，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公元1144年，张浚做都督的时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隶都督府，郦琼就叛降齐），以见当时倘使续战，到底能胜不能胜？

语同列曰：琼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按指宗弼），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观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习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帅；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邪？

和议既成，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当时韩、岳、张、刘和杨沂中的兵，谓之御前五军。杨沂中（中军）常居中宿卫。韩（后军）、岳（左军）、张（前军）、刘（右军）都驻扎于外。刘光世的兵降齐后，以吴玠的兵升补，四川离下流远，和议成后，仍用帅臣节制。对于韩、岳、张则皆授以枢府，罢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给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论它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按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入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

绍兴和议成后，宋朝和金朝，又开过两次兵衅：一次是海陵的南侵，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

金海陵是一个狂谬的人。乘熙宗晚年，嗜酒昏乱，弑之。从上京（会宁府，如今哈尔滨市阿城区）迁都到燕京（公元1153年），后来又迁都于汴（公元1160年）。想要灭宋，以统一天下。公元1162年，就发大兵六十万入寇。

金海陵兵分四路（一支从蔡州瞰荆襄，一支从凤翔攻大散关，一支从胶西走海路窥临安，海陵自将大兵，从涡口渡淮），声势颇盛。宋朝这时候，宿将只有个刘锜，叫他总统诸军。刘锜自守楚州，叫别将王权守淮西。权不战自溃；刘锜也老病，不能带兵，退守镇江；淮南尽限。海陵到采石，想要渡江，形势甚险。幸而金朝内乱起来。海陵两次迁都，都大营宫室；又为伐宋起见，籍民为兵，大扩民马：于是群盗大起。海陵却一味隐讳，有提及的人便获罪；于是群下亦相率不言；遂将群盗置诸不顾，依旧出兵伐宋，授甲时候，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颜福寿等，跑到东京（辽阳）拥立世宗。海陵听得，要把所有的兵，尽行驱之渡江，然后北归。不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师，收王权的散卒，把他杀得大败。于是海陵改趋扬州，至瓜洲（镇名，在如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为其下所弑。金兵北还。宋人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东取唐、邓、陈、蔡、海、泗，西取秦、陇、商、虢诸州，兵势颇振。

公元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是个主张恢复的，起用张浚，做两淮宣抚使。张浚派李显忠、邵弘渊两人出兵。李显忠复灵璧（如今安徽的灵壁县），遂会邵弘渊复虹县（如今安徽的泗县），又进取宿州。显忠置酒高会，不设防备。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来援，显忠之兵，大溃于苻离（在宿县境内，事见《金史·志宁传》。《宋史》把败兵之罪，全推在邵弘渊身上，殊靠不住）。于是恢复之议，遂成画饼。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骚扰之后，不欲用兵，但令元帅府防御河南。迁延年余。和议不成。就再令元帅府进兵，陷两淮州郡。公元1165，和议成：（1）宋主称金主为叔父。（2）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3）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从和议成后，仍不忘恢复，尝教阅禁军，措置两淮屯田；惜乎积弱之势，不能骤振；而金又正当全盛；终于空存虚愿。公元1189年，孝宗传位于光宗，称寿圣皇帝。光宗后李氏，和孝宗不睦，宦者又乘间离间，光宗却也有病，不能常去朝见寿皇。这本算不得什么事情，而宋朝士大夫，一种群众心理的作用，却又因此表现，把它当做一个大问题，时时犯颜直谏。公元1194年，孝寿皇崩，光宗托病不出，叫儿子嘉王扩，出来主持丧事。于是宰相赵汝愚，托合门使韩侂胄，去见高宗的皇后吴氏，说：皇帝久病不出，人心惊慌，京城里的秩序，怕要保持不住，请她出来做主，叫光宗传位于嘉王，于是内禅之事遂成。嘉王即位，是为宁宗。这件事本来是无甚关系的，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欢立名；找着一点事情，便要小题大做，反而弄得不妥帖（当时迫光宗内禅的理由，不过说是人心惊慌，秩序要保持不住。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没甚关系，何况朝廷？只要当“士大夫”的人少造几句谣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会乱的）。传位之事既成，其中却就有点功可居，就有点权力可争；于是政海上又起了波澜，赵汝愚反为韩侂胄所排挤而去，却又这时候“道学”之论已盛（参看第十章第八节），韩侂胄虽能排去赵汝愚，然赵汝愚是道学中人，韩侂胄就要“不为清议所与”。于是想立点功劳，“以间执人口”，而伐金的事情又起。

金世宗以公元1189年殂，孙章宗立。北边的部族，叛乱了好几年。山东、河南，又颇有荒歉的地方。就有善于附会的人，对韩侂胄说，金朝势有可乘。韩侂胄这时候，已经有了成见，自然信以为真。于是用皇甫斌守襄阳，郭倪镇扬州，吴曦督四川，暗中做伐金的预备。初时还不敢显然开衅，只是时时剽掠金朝边境。到公元1206年，就下诏伐金。金章宗起初听得宋人要和他开衅，还不相信，把入告的人，给了个杖戍之罪（所以这一次的兵衅，实在其曲在宋）。到边境屡次被掠，才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于汴京设立行省，调集河南诸路的兵，听其便宜行事。到宋人下诏伐金，金人也就举兵南下。这时候，金人的兵力，确已不济；然而宋朝的兵，无用更甚。屡战皆败，襄阳淮东西多陷（其间吴曦又以四川叛降金，宋朝更为吃紧。幸而金朝接应的兵，还没有到，就为转运使安丙所诛）。于是韩侂胄又想议和。派邱崈督视两淮军马，叫他暗中遗书金人。金人复书，要得韩侂胄的头。侂胄大怒，和议又绝。然而宁宗的皇后杨氏，又和韩侂胄有隙（宁宗皇后韩氏崩后，杨贵妃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劝宁宗立曹美人，宁宗不听）。于是趁此机会，叫他的哥哥杨次山，和礼部侍郎史弥远合谋，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和议乃成。韩侂胄固不足取，然而宋朝的举动，也未免太失体面了。这一次的和议，银绢各增十万两匹；疆界和两国君主的关系，仍如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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