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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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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近代日本的起源

我与日本的缘分

和本书中讨论的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我不会说日语，没有在日本长时间地生活过，而且仅仅在20年前才第一次到这个国家。不过，我有许多机会能够以间接的方式了解日本的选择性变革及其兼具欧洲特性与日本传统特性的混合特征。我出生和成长于美国东海岸，当我后来离开那里，从波士顿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发现这里的亚洲人口占比比美国其他地方大得多，其中很多都是日本人或美籍日裔。在我所任教的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亚洲族裔现在已经超过欧洲族裔，成为学生中规模最大的群体。我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和同事，包括一名优秀的日本研究助理，他们因为曾久居欧美而对这些地方很了解，其中有些人的配偶就来自欧美。同样地，我也有很多的美国朋友和同事因为在日本住过不短的时间而对这个国家很了解，并且有几位的配偶是日本人。我本人结婚后所在的大家庭中，同辈和下一辈的家庭成员中都不乏日本人。

正因如此，我总能不断地从久居日美或日欧两地的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听到关于日本和美国之间，或者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我所有来自日本的亲戚、学生、朋友和同事都谈到，日本社会和美国、欧洲社会之间既存在巨大差异又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以下是他们提到的一些存在差异的方面（以英文首字母顺序而非重要性排序）：是否习惯表达歉意，学习读写本国语言的难度，能否吃苦耐劳，是否会与潜在的商业客户进行广泛的社交，是否极为重视礼节，对外国人的看法，是否存在公开的厌女举止，医患交流情况，是否以能够写一手好的书法为傲，对个人主义的重视程度，和配偶的父母的关系，是否特立独行，女性的地位，是否直接地表达情绪，无私程度，表达异议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日本在这些方面与欧美国家的差异都源于对日本传统的继承，与之并存的是西方对近代日本的影响。这种融合起源于一场爆发于1853年7月8日的危机，并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得到加速。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性变革。明治时代的日本也许可称得上近代世界各国中进行选择性变革和借鉴他国经验的杰出典范。和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芬兰危机一样，日本的危机也源于突如其来的外界威胁（但是没有真正受到攻击）。和芬兰一样，日本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并且耐心地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直至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与芬兰不同的是，日本实行选择性变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上一章探讨的芬兰提供了一对很好的研究案例。

1853年以前的日本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可以和传统欧洲国家以及海外的新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生活标准、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上相提并论的非欧洲国家。今天，日本不仅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与那些国家媲美，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也与其表现出非常多的相似之外。例如，日本实行议会民主制，国民识字率高，流行西方衣着方式，在保护日本传统音乐的同时引入西方音乐。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相比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差异，日本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要大得多。日本社会呈现出这些非欧洲特性是很正常的，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日本和西欧之间相隔8000英里，而且日本一直以来受到周边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深远影响，日本曾与它们共有一段久远的历史。

1542年之前，欧洲的影响力尚未到达日本。1542—1639年，欧洲因为实施海外扩张而对日本产生了一段时间的影响（但因为距离较远，这次影响极为有限）。随后，欧洲对日本的影响力日趋下滑，直到1853年。我们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能观察到的来自欧洲的影响大部分是从1853年开始出现的。当然，这些影响并未完全取代日本的传统，传统就是传统，仍然流芳百世。就像椰林俱乐部大火后的幸存者或二战后的英国，日本的旧我和新我也呈现马赛克式共存，只不过与本书中讨论的其余6个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中新我与旧我的拼接痕迹更加明显。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被称为幕府将军的世袭军事独裁者，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1639—1853年，幕府将军限制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接触，从此日本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因其岛国地缘效应引发的闭关锁国历史。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对比日本群岛和不列颠群岛的地理条件时，我们会为日本拥有上述这段历史而感到吃惊。

乍看之下，这两个群岛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特征，日本群岛和欧亚大陆东岸的距离与不列颠群岛和欧亚大陆西岸的距离差不多（只要打开地图看看，你就会明白了）。日本和英国看上去大小差不多，都靠近欧亚大陆，所以人们一般会觉得，这两国和陆上国家的交往历史应该差不多。可实际上，自公元元年以来，英国曾4次遭受来自欧亚大陆势力的成功入侵，日本却一次也没有。另一方面，自1066年的诺曼征服起，每个世纪的欧亚大陆都留下了英国军队战斗的痕迹，而在19世纪末之前，除了仅有的两次匆匆的短兵相接，日本军队从未踏上欧亚大陆。早在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的康沃尔矿区是欧洲制造青铜器所需的锡的主要产地。一两个世纪以前，英国是世界头号贸易霸主，当时日本的海外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为什么两个地理条件明显相似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要解释这种矛盾，我们需要关注重要的地理细节。尽管乍一看日本和英国拥有相近的面积和岛国状态，日本与欧亚大陆的实际距离是英国的5倍（两国与欧亚大陆的距离分别是110英里和22英里），而且日本的面积比英国大50%，土地也更加肥沃。所以，日本现在的人口总数是英国的两倍多，其陆生食材、木材及海产品产量也更高。不像英国，在近代工业带来原油和金属的进口需求以前，日本必要的资源基本上都能够自给自足，几乎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正是在这种地理背景下，日本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处于锁国状态，自1639年起，这种状态更甚。

欧洲人分别于1514年和1542年首次抵达中国和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和中国、韩国有了一些贸易上的往来，后来逐渐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做起生意。不过，日本和欧洲国家之间并未建立起直接的贸易联系，双方只会在中国沿海或是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做交易。这种与欧洲的接触，对日本社会从武器到宗教的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1542年，第一批登陆日本的葡萄牙探险家用火枪射杀鸭子，看到这一幕的日本人大为惊艳，并很快制造出了自己的火器。结果，到1600年，日本制造的枪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都要好。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于1549年抵达日本，到1600年，日本已经有30万名基督教教徒。

幕府将军完全有理由对来自欧洲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产生顾忌。欧洲人被指控干预日本内政，以及为日本的反政府分子提供武器。基督教教徒宣扬宗教的排他性，违反了日本政府禁止传教的命令，被认为是忠于外国统治者（教皇）。于是，1636—1639年，幕府将军把数千名日本基督教教徒送上绞刑架，之后又切断了日本和欧洲的大部分联系。基督教在日本被禁。大部分日本人被禁止到海外旅游或定居。那些在海上被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船只救起来的日本渔民回到日本后，往往会被软禁在家，或者被禁止说起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只有中国商人可以进入长崎的某片区域，还有荷兰商人可以进入长崎的出岛（由于那些荷兰人信奉新教，日本人便认为他们不是基督教教徒），其他外国人不可以进入日本。每隔4年，那些荷兰商人便要遵从命令，带上贡品去往日本首府，他们的路线都是提前规定好的，一切都在密切的监视下完成，仿佛他们是密封容器中的细菌一样。日本的一些藩确实在继续和韩国、中国，还有日本南边数百英里外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进行贸易。断断续续的日韩贸易被伪装成韩国使者前往日本的“朝贡”之行。不过，日本以上这些与外界的接触在规模上是有限的。

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小规模贸易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对日本人来说，荷兰商人成了他们了解欧洲的信息来源。日本私塾教授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荷兰研究”。这门课程教授的是从荷兰得到的应用技巧和科学知识，尤其是有关西方的医药、天文学、地图、调查研究、枪支和炸药的知识。日本政府的天文部门设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负责把荷兰书籍中的相关内容翻译成日文。关于外部世界（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信息经由中国、中文书籍以及欧洲书籍的中译本传到日本。

简而言之，截至1853年，日本和外界的接触是极为有限的，并且完全受控于日本政府。

佩里叩关

1853年的日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今天的日本截然不同，甚至和1900年的日本也十分不同。1853年的日本有点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仍是一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整个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藩地，分别由被称为大名的领主控制，大名的权力大于中世纪时欧洲的地主。处在权力顶端的便是幕府将军（见插图3.1），德川家族的幕府将军自1603年便开始统治日本，并控制着全国14的稻田。大名的婚姻、搬迁和藩城的修建都必须得到幕府将军的准许。大名还被要求每隔一年就要带上自己的家臣在幕府将军所在的首府定居一段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这些原因导致幕府将军和大名之间的关系紧张，除此之外，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还面临其他的问题，包括幕府将军在财政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叛乱活动日益频繁，城镇化，以及商人阶级的崛起。尽管如此，德川家族还是一一应对了这些难题，持续掌权250年，而且没有被倾覆的迫切风险。反而是西方人的到来给日本社会造成冲击，致使幕府将军下台。

西方向日本施压的背景是西方向中国施压，当时中国产出的受到西方欢迎的商品要远远多于日本。欧洲人特别喜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可是，西方的商品并不怎么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于是欧洲人只好运来大量的白银以填补这部分贸易赤字。为了解决白银大量流出的问题，英国商人计上心头，把来自印度的廉价鸦片运往中国，并以低于中国市价的价格出售。（没错，英国人的鸦片政策并不是一个臆造的、用来攻击西方的诽谤之言，是真的有这么一条政策，人们在试图理解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时需要牢记这一点。）可想而知，中国政府抨击了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危害，禁止鸦片进口，并要求欧洲走私者交出他们停泊在中国沿海的船只上的所有鸦片存货。英国以这是非法贸易管制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结果是，1839—1842年，中英之间打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第一次正式的军事实力较量。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远超英国，但英国的海军和陆军装备及训练水平远胜中国。因此，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落败，被迫做出屈辱的让步，支付巨额赔款，并且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开放5个中国口岸与英国通商。随后，法国和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同样的优惠。

得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这些事情后，日本政府担心西方国家迟早会对自己提出类似的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确实，在1853年，日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首先迎面而来的西方国家是美国。在一众西方国家当中，为何是美国首先对日本采取行动？原因是，在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走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前往太平洋沿岸淘金的美国船只呈现暴发式增长。同时，太平洋沿岸的美国捕鲸船和商船也在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一些美国轮船在海上失事，有一部分正好漂到日本邻近的海域，幸存的水手因此在日本上岸，却因为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实施锁国政策而被抓捕或处决。这时候，美国当然希望自己的水手能得到救助和庇护，而且还想用自己的船只装满日本的煤炭。

正因如此，在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的一声令下，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带领一支由4艘船只组成的舰队前往日本。这支舰队中包括两艘比当时日本的任何船只都要高级的、以蒸汽驱动的军舰。（那时候的日本没有蒸汽船，也没有蒸汽发动机。）1853年7月8日，佩里的舰队不请自来，驶入江户湾（今称东京湾），佩里无视日本的逐客令，宣读了菲尔莫尔总统的索求信函，并称期望自己明年再来的时候能得到日本的答复。

对日本来说，佩里叩关的举动以及他强势的公开威胁正符合我们今天对“危机”的定义：一个不能以既有应对方法解决的严峻挑战。佩里离开后，幕府将军将菲尔莫尔的信函交由大名传阅，并就如何做出恰当回应咨询他们的看法。这一举动本身就已非比寻常。大名提出的各种建议包含着共同的主题：他们既有维持日本锁国状态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意识到日本在面对佩里的战舰时毫无胜算，因此纷纷建议做出妥协以争取时间，从而使日本获得足够的西式武器和技术来保护自己。最终，这种现实的考虑战了上风。

佩里在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达日本，这回带来的是一支由9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幕府将军与美国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第一份条约。尽管日本此次未满足佩里提出的签订贸易协定的要求，但它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让步，从此结束了该国长达215年的锁国政策。日本开放了两个港口作为美国船只的庇护港，接受了在其中一个港口设立美国领事的要求，并同意以人道的方式安置遭遇海难的美国水手。两国签订条约后，英国、俄国和荷兰的远东海军司令纷纷乘虚而入，分别迅速地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1853—1868年的日本

德川幕府在1854年与佩里签署了条约，结束了日本两个多世纪以来的锁国状态，随后的14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堪的阶段。幕府竭尽全力解决日本因被迫开放而产生的问题。由于开放政策引发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的转变一发不可收拾，幕府最终未能逃脱失势瓦解的命运。这些变化导致幕府被其国内对手推翻，日本在由倒幕派组成的新政府的带领下经历了更有深度和广度的变革。

虽然美国、英国、俄国和荷兰都通过与日本签订条约尝到了一丝甜头，但西方人想要打开日本对外贸易大门的胃口并未被满足。因此，在1858年，美国的新任驻日领事与日方洽谈，签署了一份内容更广泛的条约，其中就包括贸易问题。英国、法国、俄国、荷兰见状也纷纷效仿，各自与日本签署了新的条约。这些条约被日本视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些条约的签订表明，在西方国家眼中，日本没有资格享有与西方国家同等的地位。例如，这些条约为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公民提供了治外法权，也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公民不受日本法律管制。在接下的半个世纪中，日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

但以日本在1858年的军事弱势，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1858年，德川幕府设定了一个短期目标，即降低西方人、西方意识及西方影响侵入日本的程度。实现这一短期目标的途径是，日本表面上佯称自己会遵守条约的要求，实际上则拖延行动，单方变更条款，利用西方人对日本地名的不熟悉将某些范围模糊化，并在西方列强之间挑拨离间。这些手段使西方国家深感挫败。通过1858年签订的条约，日本成功地把对外贸易范围限制在两个被称为“通商口岸”的港口，并且在这两个港口严格划定外国人可以出入的区域，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禁止外国人通行。

我之前提到，从1854年开始，日本幕府的基本策略就是争取时间储备自己的力量。这意味着日本要（以尽可能小的让步）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同时获取西方军事及非军事领域的知识、设备、技术和力量，直到可能与西方抗衡。幕府以及名义上受幕府管辖，但拥有较大自治权的两大强藩——萨摩藩和长洲藩大力采购西方的战舰及枪支，在自己的军队中开展现代化改革，并往欧洲和美国输送留学生。这批留学生不仅学习了西方的航海、造船、工业、工程、科学和技术这类实用技能，还吸收了西方的法律、语言、宪法、经济学、政治学及字母等方面的知识。幕府成立了名为“蛮书和解御用”的机构，负责翻译西方书籍，并出资制作英文语法书和一本英文口袋词典。

但正当幕府和强藩努力储备力量时，与西方接触带来的问题在日本逐渐发酵。幕府和藩地因为要购买武器和送学生出国，不得不向外国人借款，因而逐渐债台高筑。随着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日益上涨，许多武士（战士阶层）和商人纷纷反对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的做法。由于在佩里第一次抵达日本后，幕府将军曾咨询大名的建议，一些大名开始要求更多地参与日本政策的制定和规划，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让幕府将军只手遮天。虽然和西方列强谈判并签订条约的是幕府将军，但他无法控制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大名对条约阳奉阴违。

各种问题发酵的结果是，一连串互相交织的冲突被引发。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冲突点在于日本是否要向西方进一步开放，西方列强希望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门，日本则希望尽量降低开放程度。那些历来和幕府存在冲突的藩地，比如萨摩藩和长州藩，和幕府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都企图以西方的装备、知识，甚至盟友来打击对方。藩地之间的冲突也在增加，甚至幕府和有名无实的天皇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而幕府本应该代表天皇行事。举个例子，日本天皇并不同意德川幕府和美国在1858年商定的条约，但无论如何幕府还是签署了这份条约。

日本内部最尖锐的冲突是在基本战略层面面临的两难境地：到底是试着现在就做出攘夷的举措，还是等日本变得更强大之后再做这件事呢？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日本国内发生了激烈的抗议：人们对那些折辱日本的外来者感到气愤，也对使日本蒙受这种屈辱的幕府将军和大名感到气愤。1859年前后，愤恨、急躁又年轻气盛的佩刀武士开始以攘除蛮夷为目标，开展刺杀行动。他们后来被称为“志士”，意思是“高尚之人”，他们信仰日本传统价值观，并且认为自己比老一辈的政客要品德高洁。

这些志士在1861年发布了原则宣言，字里行间充斥着他们的怒火，其大意如下：我们雄伟神圣的帝国遭受蛮夷羞辱，是天皇最深悲切之源，从远古传承至今的日本之魂也到了即将殆尽的节点……据称，当主上受辱，家臣只能选择死亡。而今，帝国即将蒙羞，我们难道不应当有所行动吗？……我们以神灵起誓，帝国旗帜一日不倒，我们便始终为天皇竭诚，排忧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尊皇攘夷。一旦有任何人置私利于帝国之前，神灵的怒火将降，他必要在众人面前切腹自尽以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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