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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庭审准备（第2页）

1954年3月7日，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拉开了侦讯工作的序幕。

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先是召开了战犯大会，告诉战犯必须如实交待罪行，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随后，工作团又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4个案件分成4个大组。

其中，铃木启久是军队系统，武部六藏是伪满系统，城野宏是山西军政系统，富永顺太郎是特务间谍，他们都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负责7、8名战犯的侦讯工作。

各个侦讯小组跟自己的侦讯对象，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并非是个个战犯都服服帖帖地接受侦讯。特别是那些将校级战犯、重点人犯，依然是心怀叵测，等待观望，顽固不化。即使是来自公安、检察战线上的老同志也都有些棘手，心里都暗暗着急。

面对这个情况，工作团在侦讯工作开展不久，即由负责工作团领导工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召集开会。

针对工作团少数同志面对强敌有畏难的情绪，谭政文在讲话中指出对敌人决不能有任何畏难情绪，就像强攻敌人的碉堡，只有勇敢向前，不能犹豫后缩。

他还诙谐地说：“这些年来我在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只有一种犯人不好对付，那就是哑巴。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

谭检察长的讲话，为整个工作团的同志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大大增强了信心和斗志，准备勇敢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为了推动侦讯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作团还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措施。

据当时摸底，在战犯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多数。根据这一情况，为分化瓦解战犯，孤立上层，打击少数顽固反动的罪犯，工作团决定像土改中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揭发斗争恶霸地主那样，对战犯中的下级军官进行动员。

当工作团对战犯侦讯开始时，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又出现了新的反复。他们惶惶不安，感到深挖罪行的举动非同以往，怕坦白了吃亏，怕留下杀头的证据。

针对这种情况，李甫山主任在动员大会讲话中，反复讲明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精神，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接着，工作团又组织罪恶严重、认罪较好、敢于检举的中队长柴田修藏中尉向尉级以下战犯作了认罪检举的典型示范发言。

柴田修藏痛哭流涕，认罪忏悔，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台下的全体战犯也流着眼泪，不断地喊着：“同感！同感！”

随后，在绝大多数尉级以下战犯中，立即掀起了交罪检举的高潮。

当然，在侦讯工作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警佐铃木太助以绝食来拒绝工作人员的问话。

为了打击反动分子，并防止发生意外，工作团通过管理所把表现顽固的战犯分子押到各个监号，“以好夹坏”，严密控制。同时，还抓住几个战犯典型，公开揭穿他们的罪恶阴谋。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尉级以下战犯基本上交待清了罪行，他们还写了检举材料，揭发其他战犯的罪行。

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工作团协同管理所通力合作，内审外调，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对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全部侦讯工作。

根据在押战犯供述的主持犯罪事实或参与犯罪的概述统计，其仅仅是他们执行“三光政策”血腥记录的一部分。确定最后起诉名单

1954年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应邀访日。为了做好对日工作，中央决定借此向日本公布在押战犯名单。

战犯名册经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交给日本红十字会后，抚顺、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便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中、日双方红十字会转来的战犯亲友信函和包裹。

战犯名单的公布，以及允许战犯、汉奸与其家属、亲友通信等举措，对于促进战犯与汉奸们的思想改造，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侦讯工作的全面完成，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的决定。

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通用的战犯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一个起诉名单的草案，共包括107名起诉对象，其中70名应当判死刑。

1955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将起诉名单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之后作了指示。他说：“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返回抚顺后，召开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当孙明斋向大家宣布了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处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要求党中央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

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大家的意见，再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并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他沉重地说：“理解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只要领导干部思想通了，下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所以，党中央的政策要坚决贯彻落实。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不能处以死刑，最大限度地限制判刑人数。”

谭政文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再次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

虽然大多数干部仍然不能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鉴于必须服从党中央，东北工作团不得不重新再次审议了起诉战犯的名单。

同志们将起诉名单从原来的107人减到45人，取消了处以死刑的70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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