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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娜拉（第3页）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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