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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喜欢苏文新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第2页）

汤梦君与她的同伴们也想着，能不能在村庄里实实在在做些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民间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力量。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徽省推荐了长丰，它最终入选，成为全国三个试点县之一。

不是倡导跟母亲姓，而是倡导讨论

实验并不容易。汤梦君记得，他们刚开始给官员们上课，讲什么是性别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不好落实啊！」还有人问：这个和之前的「关爱女孩」项目有什么区别？很多男性干部一开始不太能认识到性别不平等，谈到这个话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钱都给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因此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参与性的课程，不是对着课本讲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很小的话题讲起，让他们明白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为什么大家给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再比如，你给儿子玩什么玩具？给女儿玩什么玩具？是皮球还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课讲得多了，慢慢触动就有了。龚存兵下了课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公交车上的扶手高度都是为男性设计的？女性要是个子不高的话够不着，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也是在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一次挑战——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一个三万多居民的社区做书记。他亲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但也因为忙碌，她不能照顾家庭。支持与抱怨，两种情感在他内心作战。

这种切身感受也让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闯出一番天地，要经历多少艰难。「我们对女性的认识，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会影响到家里。凭什么女性干工作会影响到家，男性干工作却不会有人这么觉得？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怪。第二，很多人觉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干到怎么样呢？这又牵扯到男女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

想清楚这些，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哦，这个项目的空间太大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他的想法与人口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汤梦君在当时的一份报告里建议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结果来考核这个项目——而是应该更多考察各部门是否出台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是柔性的，「从治标转为治本」，这也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2014年，长丰县在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者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1000元奖励（其中有一个乡镇是男孩随母姓奖1000元，女孩随母姓奖800元）。

当时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讨论的过程。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汤梦君说，当时学界已经对男孩偏好有过很多研究。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传承，传承的标志就是姓氏。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倡随母姓，对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但之前这只是一个理论共识，并未付诸实践。

而长丰当时具有实践的条件：整个决策集体是支持这项改革的，且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龚存兵真正想干这件事。在基层做事，这两点很重要，汤梦君说：「如果他想干这件事，他又有推动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进下去的。」

在当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弹投入舆论场。一家媒体用《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标题报道此事后，上百家媒体的采访电话打过来。法新社做了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也发邮件到北京询问······大家都没见过这阵仗，县委书记紧张，龚存兵也紧张，「很担心，感觉这不得了，怎么搞啊」。当时国家计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员在安徽，安慰他们：「不要怕，让他们讨论。」

龚存兵后来在央视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政策并非让孩子都随母姓，这跟让所有孩子都随父姓并无区别，只不过，有了这个政策，会激发家庭内部的讨论，政策倡导的正是这个讨论过程，这本身就是观念的解放。另外，正因为姓氏牵扯到每个家庭，牵扯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才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正好证明他们选对了，触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国家对《婚姻法》调整，原来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但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可以随父母以外的姓」。长丰的姓氏革命，也被评选为那一年的「中国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还早一些，在试点刚开始的2012年，长丰就在县内做了公厕改革。要求全县对新建公厕一律审查，看看是否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男女厕所蹲位要按照1：1.5来设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不予审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旧公厕，也要改造。

这个改革思路来自当时安徽省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他去韩国接受了一次性别平等的培训，回来后便提出在长丰做试点。他们认为公厕不是一件小事，那里面盛满了性别视角——你看到的不是蹲位多少，而是政府怎么去分配公共资源。

政策之外，龚存兵也尝试在教育的源头做一些探索。在一家乡镇幼儿园，他试图培养孩子们的无性别意识——男孩可以踢球，女孩也可以；女孩踢毽子跳绳，男孩也可以，没有某个项目只有男孩或者女孩才能做——他认为，如果只对成年人做性别平等的教育，那么等幼儿们长大了，这种成见依然不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最难的是教育教育者，反复去跟这些基层的老师们上课，让他们接受这个理念，并在日常中刻意去引导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小女孩的性别意识不强烈，她们愿意去和男孩一起踢足球，她们的勇猛、争抢、好斗，还没有被压制。她们的勇气、担当和竞争意识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而男孩们也可以跳皮筋，也可以被允许是温柔的、安静的。

孩子们曾被要求在一张长长的画卷中画出自己心目中男性和女性的样子，龚存兵记得，他们的画里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并不像成年人想象的一样，他们一起做家务，一起劳动。在这个年龄，他们的观念中，还没有那种刻板的定义：爸爸必须干什么，妈妈又必须干什么。

性别问题还在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之中。比如外嫁女儿、离婚女性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歧视，这些都在每个村修改村规民约时给了她们保障。还有一些看似微小却坚固的风俗，比如女孩不能上坟，比如老人去世后必须要有儿子顶棺下葬，女儿不行，如果死者没有儿子，那就相当麻烦，要找家族里其他年轻的男丁。

在创新村有过这样一个例子：父亲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村干部就坐在他家里，让女儿去做所有的事情。家族里亲戚们不同意，翻脸了，闹得一塌糊涂，但最后还是做下来了。龚存兵当时跟村干部说：「也许这个做完，一百年都没人做。但就是一个星星之火，一百年后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们搬出来，我们已经做过了。」

从女孩到主任

关于这个试点是怎么改变了具体的村庄与人，汤梦君建议我去一个叫安费塘的村子，去找女村主任袁庆。傍晚时分，我在小学校舍改造成的村委会门口见到袁庆，她站在晒满小麦的篮球场边，30岁上下，一张柔和的圆脸，眼镜也圆圆的，整个人很斯文。她来招呼我，有一种温和的热情。

村委会墙边画满了性别平等主题的张贴画，颜色已经有些黯了。2016-2018年，联合国在这个村做了第八周期试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袁庆从村里的计生专干成了村主任。

汤梦君记得项目刚开始时袁庆的样子：「她很羞涩，我们去村里，她给我们介绍情况，脸涨得很红，结结巴巴的，还不擅于在公众场合说话。」而现在袁庆每天夜里骑着电动三轮在村里巡逻。我们一起走在村道上时，村民们自然地迎上来问事情，喊她「村长」。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袁庆出生在安徽滁州的山村，她出生后，父母想再要个儿子，但又生了个女儿，当时计生政策严格，母亲的第三胎被引产，家里的牛也被牵走了。但奶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逼着继续生，家里又欠着债，她父亲无法承受争吵与压力，便自杀了。当时袁庆4岁。

随后母亲改嫁，她被送到大姑家里，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了。大姑说，女孩总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嘛？大姑的儿子继续往上读，16岁的她则进了服装厂当学徒，一个月300块工钱。工作没几个月，大姑来要钱，一起的小姐妹都跟她情况差不多，都气不过。她就这么打工，在夜市推荐啤酒，看仓库，稀里糊涂活到二十岁。遇到喜欢的男孩子，想结婚，家里还是大姑做主，要十万彩礼，对方给不起，但袁庆还是想嫁。她说自己从小不被爱，「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好的人。」这很珍贵。

婚礼当天，娘家人都没出现。她自己买了件红旗袍，打着车，从滁州到了长丰，身边只有当时在工厂的几个小姐妹。嫁到安费塘村这个家，婆婆是聋哑人，公公视力障碍，还有年幼的小姑子小叔子，他们夫妻俩是唯一的劳动力。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做零活，直到村里选她做了计生专干，情况才稍稍好转。

项目开始时，她心里也隐隐被某些东西触动着，但还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她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身边不平等的案例，去记录和调解。2017年的某天，她写着案例，突然联想起童年往事，「我心里面想，我寻找了半天，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种念头如冷水浇头，一下子迸发出来，「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透彻。」

她也开始在这样的视角上看自己的村子——男人们常常有一种惯性，可以很自然地说出类似「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话，但那些具体的、细碎的、沉默而顽固的细节，仍存在于每个乡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几年前，村里有些家庭，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宴客，女人都不上桌。「做饭的是她们，吃饭的又是男人」。这被认为是一种不成文的礼数。袁庆把这个事情拎出来宣讲过几次，2017年又做了一个活动，性别角色互换——让男人做饭，做完了让女人们吃。女人们坐大桌上，男人们坐边上小矮桌。

她拍视频记录这一刻，举着手机问一位村民：叔叔，你今天在这个小桌子上吃饭什么感受？对方有点不好意思，说：还好吧。还有一个人说：「你们终于翻身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到后来，村里有男人开始做饭了。但不多，有那么几个。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就算是做到了村主任，袁庆也有她自己要面对和牺牲的东西。2016年她刚上任时，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她跟着村里的治保主任（一位年长男性）一块去迎接。领导见到他们两人，没问谁是谁，直接一步跨到治保主任面前，握住对方的手：哎呀，主任，你好你好。袁庆手都伸出去了，又收了回来，觉得非常尴尬，只好马上笑了笑。

五月底的某个夜里，我们骑着电动三轮车在村中巡视，怕有人在夜里烧秸秆。袁庆说起作为年轻女性处理村里大小事务的难处，她必须要隐藏一些东西——性格里本能的温柔的、好说话的、和善的特质，她要努力克服这些，转而展现一些无性别的、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男性气质的东西，比如彪悍的、雷厉风行的、说一不二的。这些会更好地帮助她工作。

饭桌上性别互换的小实验，大概只算是摇下父权制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但还有些改革，是真正让女性自己从土地上生长出力量。安费塘村里留守女性多，家庭分工一般都是男人去城里打工，女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还要伺候几亩地，辛苦不说，总归是要管男人伸手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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