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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湖南的驱张运动xinshuhaige com（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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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

1918年3月，北军三路进攻湖南，作为主攻的张敬尧第七师，寸功未建。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下湘北重镇岳州，连下长沙，湘桂联军溃走。在这个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分别接到两个命令。给吴佩孚的是让他继续追击南军，直捣两广；给张敬尧的是让他做湖南督军兼省长。接下来，追到衡阳的吴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长沙的张敬尧，做了大帅（当时人按晚清的惯例，给督军上的“尊号”），总算有了地盘，按规矩，可以算是地方诸侯了。

张敬尧出身小站新军随营学堂，算是小站旧人。在北洋军里，资历绝对比吴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师师长的时候，吴佩孚才是个小营长。当年辛亥革命北洋军进攻武汉，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北洋军进攻南昌，以及围剿“白狼军”，张敬尧还算是骁将。但是，到了入川跟护国军对阵之时，就已经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为段祺瑞倚重的爱将，实在是不争气，打一仗败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亲，湖南的督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里。

可是，做了大帅的张敬尧，却发现他这个督军，能够控制的不过只有长沙周围几个地方。别说远在衡阳控制湘南的吴佩孚他管不了，连地盘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于分别驻扎着南征的北军各部，他实际上也管不了。一个督军，实际管辖范围，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这么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盘不大，但军阀的毛病，张敬尧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拼命扩军。第七师进驻长沙不久，就扩充到七万人枪。人马多了，跟其他军阀一样，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是亲戚同学，第三是故旧乡亲。张敬尧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各个都身居高位，不干好事。湖南人给他们编了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北军进入湖南，原本就是来征服的，且战斗力和纪律都先天不足。只有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尚可，其他部队，口碑都不怎么样，而张敬尧的部队，就更是差劲。加上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擅自扩招的，陆军部一时还排不上编制，因此，经常薪饷不继。严格来说，得要靠他自己筹饷养活。可是，他实际控制的地盘小，自己贪，几个兄弟更贪。弄点钱，先要往上海租界的外国银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购置产业，在安徽老家买地，余下来的，才能养兵。因此，他的部队，经常闹饷，然后自行搜刮，纪律一塌糊涂。

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骤然养了这么多兵，当地绅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张敬尧既要养兵，又要自肥，没有别的办法。跟所有没出息的军阀一样，只能一边加大征税幅度，横征暴敛，一边滥发纸币，滥发债券，同时还干点盗卖公产的勾当。特别遭人诟病的是，张敬尧还克扣湖南的教育经费。湖南是个士绅势力极大的省份，自晚清以来，教育经费就已是得到特别保障的，任谁当政，都不敢随便动一个指头。可是到了张敬尧手里，由于军费紧张，居然敢动教育经费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后以纸币代银元，继而拖欠。各学校一月份的经费，时常拖到三月份方给，给的时候还要克扣打折。因此，引得新旧知识界对张敬尧格外地不满。

当然，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专门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督鲁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湘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学生们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的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烤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我曾经介绍过，“五四”期间，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非常火爆。学生对买卖日货的人，往往采取暴力的行动，但军警却并不制止，有时甚至还向着学生。事实上，张敬尧根本不敢对运动说三道四，更谈不上镇压。不仅如此，张敬尧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以丢卒保车。个中缘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跟着众多军人通电主张续开南北和谈之后，给段祺瑞的密电里讲的，关键有五条：

此际适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续开和会。而尧一因湘省地当要冲，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经，饥馑洊至，倒悬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岛问题发生，湘省商民开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军队复杂，困难尤多。尧素主战，而实逼处此，不得已有宥日（26日）之通电。

这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两条。一则来自长沙学生和知识界的，一则来自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下夹攻，把个主战派健将逼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尽管张敬尧对学生闹事基本上不敢过问，但毕竟不许抵货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于当地经济的考虑，如果抵货的规模过于大了，加上商会出面要求干预，张敬尧还是得出面应付一下。但这一应付，出大事了，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登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福州事件的刺激，学生加紧了抵货的步骤。1919年11月26日，学生查获了大批日货，准备在教育会会坪集中销毁。但同样参加抵货的商界人士，却大多主张罚款。双方争执不下，商会会长张先赞恳请张敬尧干预。于是，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领军警，来到了教育会。军警和学生发生了冲突。据学生方面讲，他们遭到了军警的毒打和驱散，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可是，这场被称为“学界未有之惨剧”的镇压，后来却没听说学生入院治疗，受伤的学生后来怎样，也没人提及。依照运动时期媒体的惯例，如果真的打伤了学生，报纸随后就会大肆渲染，绝不可能放过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学生受伤。但是，随后长沙中小学生，全体解散，不上课了。张敬尧派人跟各学校协商数次，没有结果。于是亲自到教育会去跟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协商，委婉地说了软话，商会会长也道了歉。但是，没有用。学生和知识界联合起来，一致决议开展“驱张”运动。

具体地说，“驱张”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是健学会和新民学会。他们推举代表数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和常德（还有一说，加上汉口和保定），向各方申诉，要求罢免张敬尧。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请愿。去上海，则主要是向媒体和外国人造势。去广州，则是对南方军政府呼吁。去衡阳和常德，则是对吴佩孚和冯玉祥做工作。其中，“驱张”运作的重点，就是北京和衡阳。两地的“驱张”请愿团，分别有三四十人的规模。按《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去北京请愿的人中，我们还发现了杨树达、李振翩、李启汉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北京联络了在京的湘籍士绅熊希龄、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要他们联名上书。在京的湘籍国会议员，也都被动员起来。请愿团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专门宣传造势。一时间，报上尽是张敬尧如何祸湘、如何镇压学生的消息和报道。

当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请愿团的要求。别说当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别的派系当家，自打袁世凯死后，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换得了兵权在握的督军的，除非让更有实权也有野心的督军下属顶班。但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宣传，却弄臭了张敬尧。张敬尧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于间接地为直皖之争中的直系加了分。

去衡阳的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没有北京那么大，但取得的实效，却远远过之。去衡阳的请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里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蒋竹如等重量级人物。这个请愿团组织严密，有总干事，下设交际、庶务、文书各股。除了请愿团之外，湘南学生几百人，也加入进来。事实上，决意“驱张”的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知道，真正对张敬尧产生切实威胁的，只有吴佩孚。即使当时看起来也很进步的冯玉祥，也得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大体上，去衡阳的请愿团，采取了三种战术。一是悲情打动，二是好话恭维，三是晓以利害。

先看第一种战术。1920年1月9日，请愿团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学生400余人，游行至吴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佩孚欣然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注意到，吴佩孚出来的时候，“无一随身卫兵，与张敬尧兄弟武士环身者有别”。请愿代表“面呈递交请愿书，及张酋罪状书，并诉说去张之决心”。说到动情之处，放声大哭，顷刻间，“全队学生哭声大作，左右侍卫军士亦为泣下”。大家一起哭，请愿效果奇佳，“吴将军乃大感动，允三日答复”。但是学生还心有不甘，“以未得具体办法，席地守候，以示坚决”。后来是吴佩孚的参谋长出面，“切实担保”，学生们才离开，前往各旅的旅部继续请愿。

求人办事，说人好话，这是中国人的规矩，赴衡请愿团当然懂得。况且，吴佩孚的军队，纪律的确不错，来到衡阳，说说吴佩孚的好话，也是现成的。请愿团到衡阳之后，发表的告衡阳各界同胞书，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走到衡阳这个地方，觉得市面上的生意很兴旺。农工商学各界的人都安居乐业，好像别有天地一样。我们就考究当这连年兵燹以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太平气象咧！那么，人人都说有一位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在这里保护百姓。唉！试一想到长沙、醴陵、株洲和别的地方，有被兵烧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强奸了妇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银钱衣服的，有被兵结果了性命的，弄得他们倾家荡产，饮泣吞声。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尽了无穷的痛苦！唉！这又是谁的罪过？那么，人人都说是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把我们湖南弄糟了。张敬尧除开造了这些罪恶以外，还把湖南的公产变卖进了腰包，把湖南的学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离失所（明明是学生自己宣布解散的——笔者注）。把湖南的金钱刮削尽了，又要勒捐军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种鸦片，唯恐我们湖南人不死绝。列位：试想一想，这种人做我们湖南的督军，你看我们湖南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学生跑到衡阳来，请求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设法驱除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救我们湖南三千万同胞。”

很显然，这个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给吴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吴佩孚看了以后，会很受用。作为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人拿他跟相邻的统治者比较。而他什么都好，邻居则万恶居之。

恭维后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给吴佩孚的请愿书里，先是申明大义，开首直接点明山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皖系政府卖国，而张敬尧则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国贼。在胪列了张敬尧种种恶行之后，请愿书说道：“夫国势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义，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于将军之一身。时至势迫，以待枢机之潜运。倘将军于斯时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国贼可除，国权可争，倒悬之湘民可救矣。”而蒋竹如的请愿书，则干脆言明：“将军已有不可不克日兴师之势，何况湘省人民望将军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云霓乎！”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吴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够，请愿团也知道晓以利害，以吴佩孚的切身利益，来打动他。在请愿团第三次给吴佩孚的上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

况将军仗义执言，早已见疑于中央，见忌于张督，尤府怨于安福。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征诸往史，甚足寒心。当此群疑震撼之秋，不为先发制人之计，一旦群奸蹈隙，宵小乘机，将军又何以善其后乎？传曰，持斧不伐，贼人将来。蒯通有言：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今日之事，将军宜捐一日之利害，而谋千载之荣施；脱一姓之羁縻，以求万兆之幸福。即乞当机立断，举旌东行，而国是于是乎定矣。

引秦末蒯通游说韩信的故事，来劝吴佩孚“造反”，通篇几乎跟《战国策》和《三国演义》里的游说辞一样。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游说的味道，实在太足了。

其实，“驱张”运动对于吴佩孚，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直皖之间，因为“五四”的契机，趋于剑拔弩张，而且势力此消彼长，已经接近摊牌。即使没有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驱张”运动，吴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驱张”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大批学生来到衡阳，向他请愿，则给了吴佩孚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难得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吴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防北上了。这个借口就是，既然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而战争的“果实”，张敬尧督湘，又是如此招致人民反对。那么，北军撤走，让湖南人自己解决湖南的问题，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请愿团率领大批学生对吴佩孚“效秦廷之哭”之后，他马上给北京的徐世昌，给长沙的张敬尧和保定的曹锟，连发三电。在给张敬尧的电报中说道：学生的举动“系出于爱国一片血诚，应为略迹原心之对待，只可以理晓谕之，万勿以力遏之”。而在给徐世昌的电文中，则夸张地说，“长沙学生男女数百人，每日齐来师部效秦廷之哭”，他无法应付，明显是在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给曹锟的电文中，吴佩孚不仅强调了给徐世昌电文中的夸张，而且具体叙述了学生要求直系动手“驱张”的请求，转而要求曹锟能否设法运作把张敬尧调走。

这些电文，真正的意图，只是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经在恳求我“驱张”了。而吴佩孚自己，则在请愿团到达之时，就在跟南方军政府和湘军紧锣密鼓地谋划撤防事宜。到了这年的2月，双方已经具体谈到军政府接济吴军的撤防费用问题了。据当时南方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岑春煊密电，吴佩孚要求的价码是60万。显然，对于吴佩孚一师四旅之众，这个开拔费并不多。当时的规矩，凡是让某地军队自己开拔，非得付开拔费不可。俗称“打开发”，就是打发。不掏点银子，人家就不走。对于特别想吴佩孚走人的南方军政府和湘桂军而言，付出这么点打发费用，也是应该。反过来说，即使是满口正义的吴佩孚，其实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请愿团还在衡阳没走，吴佩孚将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下轮到张敬尧恐慌了，左一个密电，右一个密电给北京政府，给他的主公段祺瑞督办（当时段祺瑞担任北京政府太上皇的边防督办），“万急”“万万火急”“万万特急”，跪求他们设法让吴佩孚别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彻底公开了，吴佩孚和曹锟跟北京政府正式摊牌。5月1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行动。张敬尧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人心恐慌，达于极点”。5月31日，吴佩孚率一师四旅之众，安然抵达汉口。吴佩孚撤走，其他非张敬尧系统的北军，如冯玉祥、范国璋各部，也先后自行撤离湖南。张宗昌和张勋前安武军则稀里哗啦也退了。湘军随即发动反击，张敬尧的部队当时虽有七万之众，在不满万人、不足3000枪的湘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到了6月13日，张敬尧已经完整地把湖南丢了，残军退入湖北，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收编。

张敬尧丢了本兼各职，光杆司令一个，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从此，历史上就等于没这个人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动作，张敬尧在日本特务策动下，食指大动，谋有所为，结果被国民党军统在北平的六国饭店给杀掉，到死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

这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运动。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之战发生了关联。

“驱张”运动的最大赢家，是吴佩孚。他没有动一兵一卒，还捞了大笔的开拔费。北撤大军路过长沙的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所部，都剑拔弩张，但一枪都没放，吴佩孚还礼节性地见了张敬尧，双方客客气气。理论上说，两人并没有扯破脸皮，以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可是，吴佩孚却赚足了民意，成为“解湖南人民倒悬”的大英雄。当然，“驱张”运动的成功，也的确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吴佩孚的撤防，以及这样的撤防背后跟湘桂军之间说不清的密约（人人都担心被出卖），让所有的北军，不是跟着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军的反攻下，毫无抵抗能力，一溃千里。“驱张”，就这样痛快淋漓地实现了。事情过后，参加请愿的学生对吴佩孚万分感激，他们说：“在衡阳的代表，幸而遇见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将军（吴佩孚，字子玉——笔者注），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咧！”

其实，湖南的学生用不着感激吴佩孚，他们正好赶对了时机，即使没有学生“驱张”，甚至南方军政府不给吴佩孚开拔费，吴佩孚还是会撤防北上的。直皖之争，已经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决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动下台，直系则不动刀兵，果实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但是，就跟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样，“驱张”运动给了吴佩孚一个天上掉馅饼下来的好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的学生惠及吴佩孚的，比吴佩孚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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