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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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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积蓄很久的一个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所大学的学生，1919年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三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

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一些历史学家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是社会经济变化，近因是新文化运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人们从开始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的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中，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校长）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势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继位统率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唱，尤其是让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此后的第二份通电（巧电），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唯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唯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届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加深了对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实上，自打西原借款滚滚东来，外界总是质疑这里面是否有猫腻，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权益是否在秘密交易中被出卖。钱来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经验，包括人生的日常经验，怎么都让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办汇业银行的动议，就被报界质疑为出卖中国财权。指名道姓，批曹汝霖与陆宗舆，说他们为一己之私，出卖主权。三千万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仅吉林人感觉到自己的家园被卖，请愿要求“政府为吉留一线生路”，而且一些报人也忧虑，借款成立之后，“不出数年，向之树木参天浓荫蔽日者，皆将一变而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于是拿三万万来换三千万。显然，这种质疑，让段祺瑞大为光火，当时报纸的标题是：“段合肥又大发怒。”尽管脾气大的段祺瑞很恼火，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止息的意思。

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游行差不多整整一年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科学校等2000余名学生，听闻中日签订密约之后（即《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出于对政府卖国之担忧，齐聚新华门总统府示威请愿。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学生，名叫张传琦，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辞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显然，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同年6月8日，留日学生代表九人，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当面请愿。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是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

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此）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

《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胡景翼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加快国家的分裂。

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同年8月7日）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

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

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且来自学界和报界，以及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的势力，另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

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积蓄很久的一个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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