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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夜 病菌二（第1页）

“猫头鹰的万花筒（..）”！

人类违背自然法则，肆意繁殖，产生了许多恶果。

首先，病菌普遍出现耐药性，近年甚至出现无药可治的超级病菌，而人类并没有好的办法来应对这种情况，因为新的抗生素越来越难以被发现和发明，近几十年人类只应用了几种抗生素新药，头孢等。

2012年，一位慢性2型糖尿病患者因可怕的脚伤前往巴西一家医院救治，让人意外的是，广谱抗生素美罗培南和万古霉素对此都完全没有效果，而在传统上，万古霉素被认为是“最后一线抗生素”，用于治疗其他抗生素都无效的严重感染。

这名男子脚上感染的不是一种细菌，而是三种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鲁氏不动杆菌。每一种细菌都具有对多种药物的耐药性。这家位于巴西的医院缺乏应对这一情况所需的资源，患者被转到更大的医院，但由于损伤过于严重，他不得不进行截肢。

其次，因为人口数量过大，为病菌变异和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当HIV病毒从非洲猩猩身上变异，能在人类中传播后，这一病毒让人类陷入绝望，重新认识生存和繁殖的意义：人多不一定是好事。在病菌看来，遍布地球陆地表面的75亿人类，就是庞大的食物饲养场中的猪马牛羊……

再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让病毒有可能发生更多更快的变异，1781年，麻疹在达法罗群岛爆发，由于人口分散，很快就消失了。直到1846年，一个受感染的丹麦人坐船来到岛上，才致使麻疹再次在岛上爆发（变异的麻疹病毒，不是以前有抗体的），岛上几乎全部人都得了麻疹（7782人），有的人死去，有的人康复，至此以后再无爆发（麻疹病毒不存在变异条件），除非有外来感染源（变异）上岛。

就这样，病菌消灭一波人口，发生变异再来消灭一波，人口总是被这样精准地调控着，但是人类打破了平衡，病菌也相应地发生了对抗性改变，它们变异的更多样更快，有的变异体几乎所有人类都无法抵抗（hiv），有的变异体更顽强更凶残（十几年前的流感只需要口服药物一周静养即可，现在的流感输液打针还要半月时间才能慢慢好。）

这些变异体被人口密集的大群体带到了与世隔绝的小群体中，往往造成小群体的灭顶之灾。1902年冬天，由捕鲸船“活跃号”上的一名水手带来的痢疾使56名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中的51人死亡，他们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一群与世隔绝的人，就是这样一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痢疾，让存续了几百年的种群灭绝了，因为这个种群中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病疫的抗体。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口稀少的群体也并非没有传染病，只不过相比人口稠密的群体少而已，并且症状相对温和。例如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有几千人的部落，地广人稀，但他们中间依然流行麻风病，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杀死宿主，在几十年漫长的“共生”中，就会传播给其他人，除非病人一辈子隔离，与此相似的还有寄生虫病（钩虫等），特点都是病程漫长和非致命，这是小规模群体病菌演化的特征。与流行病相比，这些病都很古老，例如HIV是1959年被发现，流行性脊髓灰质炎是1840年发现等。

人**发和定居在病菌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人口多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定居可以让他们传播的条件稳定化（带有病菌的粪便、污水、空气）。那么人类为什么要选择定居和人**发呢？

因为人类并没有把这些小不点放在眼里，在人类眼里的敌人是自己的同类，只有更多的族人才能战胜其他部落和群体，掠夺更多的资源和女人，只有定居才能实现分工和资源储备，就目前来看，75亿人仿佛是在享受着进化以来丰富的成果，但真是这样吗？

基本上所有流行病都在人口大规模爆发后产生，这是群体数量达到一定密度和数量的必然结果。

例如，随着人类大规模饲养动物，以前只在动物中传播的疾病变异后可以在人类中传播，一旦这种跨物种的传播发生，病毒就实现了从0到1的跃进，很快这类病菌会进一步演化变异，以便更高效地在人类中传播。

麻疹、肺结核、天花（从牛传播到人），流行感冒（猪和鸭），百日咳（猪和狗），疟疾（禽类）等，还有鹦鹉热、猫抓热、兔热病等都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类。

这些病菌在实现从0到1前并不会使人生病，因为它们不具备在人类这个物种中传播的条件，但随着人类大规模与它们接触，这些病菌也在快速迭代变异，在长达几千年的演化中，终于有一次变异实现了跨物种传播，为病菌实现了质的飞跃。这好比人类科学技术创新，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人类实现了飞翔梦，1893年，尼科拉·特斯拉（NikolaTesla）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首次公开展示了无线电通信，人类实现了跨洋实时沟通。

最初，这些病菌只是个例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但无法再次从这个病人身上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接下来，会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病菌进化可以人与人传播，但这个群体相对闭塞，人数较少，当全部人都得病产生抗体或是病人全部死亡，这类病菌也就失去了传播条件，这也是历史上有的病菌只出现了一次甚至几次。例如，以前新几内亚的库鲁病（生吃人肉传播）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于1959年强制终止人吃人的习俗，从而阻断了库鲁病毒传播途径，致使它们消亡。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过去记载的疾病如今一次都没有出现，但在当时的记录中，它们都是屠城的好手，这些就是已经“消亡”的病菌，它们失去了继续在人类中传播繁殖的条件，永远成为了历史，从这个角度看，环境不但是人类演化的决定条件，同样也适用于病菌。

当然，有的病菌进化出的传播条件，保障了在人类中传播。例如HIV病毒，可以在宿主体内潜伏长达10年，为传播更多个体提供了时间保证。

1950年，为了消灭澳大利亚泛滥成灾的野兔，政府引入了黏液瘤病菌，当时这种病菌能迅速在兔子中传播并最终杀死它们。引入第一年达到了满意的效果，病兔死亡率达到99.8%，然而第二年这个数字就下降为90%，最终，只有25%。病菌演化并没有按照人类预期的发生，而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演变，这种病毒不再像开始时那么致命，而是让病兔多活一段时间，以便保证兔子种群数量和传播条件。

同样，在人类身上也能看到病菌的这种演化，例如梅毒。梅毒于1495年首次被人类记录发现，当时记录的发病症状是从头到膝盖起脓泡，身体躯干都是脓泡，脸上肉也坏死脱落，病人只有几个月便会死亡。到1546年只有50多年时间，梅毒病菌就已经演化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它们不再那么高危，不再杀死宿主，而是以慢性病来传播更多宿主。

为什么病菌会选择这种并不激烈的形式演化？因为如果病死率高的话，当宿主数量下降能一定程度，也会威胁它们的生存。那些快速致命的病菌为了能达到有效传播，往往都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必须人口密度达到相应程度。

好了，到这里让我们总结一下：

病菌在消灭人类的作用上远大于战争，但我们许多人却忽视了这个事实，而将大量人口灭绝归咎于战争。例如，在白人到达美洲前，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大约2000万左右，而在哥伦布到达后200年内，印第安人口下降了95%，很多人把这一结果归结为人对人的直接屠杀，当然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造成印第安人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白人带来的新病菌（北美的印第安人没有时间逐渐进化出抵抗欧洲侵略者带来的数种致命病菌：天花、麻疹、流行感冒、白喉、疟疾、百口咳、肺结核……这些病菌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流行过）。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病菌也遵循生物演化规律，随着环境变化，有的病菌逐渐消亡，有的则突然兴起，在人类舞台上不断变换着主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病菌眼里，我们相当一块块肥肉，它们会采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和途径感染我们，只有当环境变化切断了所有可能条件，它们才会不甘的离人而去。例如最早斑疹伤寒通过跳蚤在人类中传播，当人类卫生条件提高，切断了这条途径，斑疹伤寒就认输了吗？并没有，它们通过跳蚤转而感染家鼠和飞鼠（北美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喜好在人类屋梁上活动），跳蚤在鼠类活动过程中再感染人类。同样，还有许多潜在的病菌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它们时刻变异着，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象HIV一样的人类头号病毒。

最后，我们要对环境报以敬重之心，美洲之所以不是大量传染病的发源地，要归结于它的环境不适于这些病毒的演化和传播，通过科学研究人们已经发现，在欧亚大陆出现的那些传染病，实质上大多都是从人类饲养的群居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前面已经详述），欧亚大陆饲养的动物无论从数量和种类都远超美洲，那美洲为什么达不到这样的规模和条件呢？因为环境不同，当人类祖先首次到达美洲，就消灭了其上80%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们这么快被灭绝与病菌消灭印第安人相似，因为欧亚大陆上的动物与人类是同时演化的，为了躲避人类捕食，它们演化出了机敏的感觉和身体，在人类到达前就已发现并逃脱，而美洲大陆上的动物从来没有见过人类这样的捕食者，它们甚至主动迎上前去看个究竟，在短短的1000年内，这些可怜的动物根本无法演化出应对人类捕食的机制就全部灭绝了），这造成美洲大陆驯养的选择性大大降低，导致最终美洲只有5种大型饲养动物，分别是火鸡、美洲驼、豚鼠、鸭、狗，而这些动物中多数并不具备良好的人畜传播条件（亲密性、规模性、生活习性如喝奶，印第安人从不喝羊驼的奶，而新几内亚的妇女常常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小猪）。

病菌，在人类演化历史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我们在评判历史的时候不要只简单的看吃喝拉撒睡这些人类自身利益，同时也要看到参与人类利益分配的环境因素，这样才能更客观地认知我们自己，认知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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