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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重要制度（第2页）

春天到来，农事季节开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驱使到领主的“公田”里去。天刚一亮，领主指派的官吏就分别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数。晚间收工时也如此。早在冬天备耕的时候，就由“里宰”根据劳动力的身体强弱年龄长幼，把每两个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两个人一对，一起劳动叫一“耦”。这种拼种方法叫“耦耕”。在大领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万耦的劳动者。秋天，领主大田上的收获，多得像小岛，像山丘，要准备好成千仓上万箱去收藏。冬天农闲季节，庶民们还要给领主修房打草搓绳和干其他杂项差役；妇女要为奴隶主采桑养蚕纺纱织帛做衣裳缝皮袍，从白天干到半夜。领主怕他们偷懒，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起，既省灯火，又便于监督。

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质农具和牛耕，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驱使奴隶在井田以外大量开垦私田，他们控制私田产品，不向国军交税，势力越来越大。公元前年，鲁国为了增加收入，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私田，都要由国家按田亩的实际数目收税，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于是有些贵族把公田变成自己的私田，逐渐采取系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这样，奴隶主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原来耕种井田的奴隶转变为农民，这种新的剥削方式，就是封建剥削方式。井田制首先在鲁国瓦解，到春秋晚期，齐国晋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井田制也逐渐瓦解了。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

初税亩制度的内容

“初税亩”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初，为开始的意思；税亩就是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

这种按耕地的实际亩数收取实物赋税的做法与“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衰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桓管改革”后的“均田分力”与“相地衰征”政策仍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之上的，而鲁国初税亩的实施等于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桓管改革后的农业税收征收的前提，是农户租用了属于国家的土地，税收还带有“地租”的性质；而初税亩则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初税亩实施的影响

初税亩的实施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使其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初税亩制度削弱了各采邑的实力，使诸侯国的地位更加稳固，为今后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税亩是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平等赋税制度的最初形式，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它在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比较科学的选择。初税亩的实施也使社会分配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按实际田亩产量十分之一纳税的具体方式，使劳动者切实体会到了努力带来的收益，从而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效率。

初税亩改革成功的关键

初税亩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一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进生产力要求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合理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初税亩制度的实施，给了奴隶制致命的一击，为奴隶制的彻底崩溃敲响了丧钟。

春秋初期，诸侯国内普遍实行采邑制度。到了中后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按田亩征收赋税，原有的采邑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时，一些国家在所占有的领地，推行由国君直接管理的县郡管理体制。最初的郡大约建于边境地区，区域虽大，地位却比县低。晋国的赵简子曾于公元前493年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左传》哀公二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推行县郡两级制的开端。这个时候县的建制高于郡。开始时，县和郡都是有国君派官驻守，后来为了扩大兼并和抵御外敌的需要，就成了固定的地方政权组织，有权应变边境的突发事变。发展到了战国时，随着边地日益繁荣，就在郡下分设若干个县，郡在建制上的地位高于县，并逐渐形成郡县两级地方组织。郡县制从根本上消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对立。

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宰相王绾建议秦始皇分封他的儿子。廷尉李斯说：“周王朝始祖姬昌姬武分封他们的子弟，同姓当封国国君的，数目很多。最初还能互相亲善，可是几代下来，情谊疏远，互相攻击，好象对待仇寇，周王朝天子无法禁止。现在仰仗陛下的神威，统一四海，全国只划分郡县。陛下的儿子们和功臣们，用国家赋税重重的赏赐，比较容易控制，全国都服从中央政府，才是安定天下的方略。所以，分封子弟，不宜实行。”赢政说：“天下永不休止的苦战缠斗，都是因为有侯爵王爵的存在。感谢祖先在天之灵，使天下安定，不再有干戈，如果再分封子弟，建立封国，是又培养另一场永不休止的苦战缠斗。然后再去扑灭动乱，岂不困难。”于是，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

郡，是中央政府以下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国土空前广袤，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调整，增至四十余郡。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

县，是郡的下级行政机构。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由朝廷任命，主要任务是治理民众，管理财政司法狱讼和兵役。郡守通过每年的考核和平时的检查，对县令县长的工作进行考察。

秦朝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管制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既相互配合，又彼此牵制，统治机构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皇帝以人手中，最终确保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制统治。这套金字塔般统治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郡县制的作用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秦汉的郡县制代替了周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000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确立。井田制的破坏和宗法等级制的崩溃，动摇了世卿世禄制的基础。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要求取得地位和权力；各诸侯国战争不断，要取得霸主地位，就要鼓舞军队士气，按军功大小授官；要联合他国，攻击敌国，就需有外交才能的人。随着争霸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变法中，进一步削弱乃至逐步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做官的办法。

战国时期开始实行荐举制

战国时期官吏的选拔任免由国君做主。国王选拔官吏的原则和途径是：根据耕战的功劳大小，“尚贤使能”，“量能授官”，通过荐举发现人才。这就使那些贤能而有经验的人，被选拔到统治阶级的行列，有利于国家政治效能的提高，对维护新生的封建政权及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秦朝的选拔制度

秦朝一方面奖励军功，另一方面继续采取荐举的办法选拔人才。秦统一全国之前，制定了一套任免官吏的法律制度。对官吏的选用条件任免考核奖惩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秦统一全国后，进一步推广到全国。为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巩固中央集权，忠君成为任免官吏的根本政治标准。官员的选拔除根据军功之外，还采取保举的办法，由在职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秦王朝时间虽短，它开创的这种选官方式在汉朝得到了充分发展。

荐举制度的分类

1。制度荐举。是由皇帝下诏指定荐举的科目，责成丞相诸侯王公卿和郡国长官等据此考察和推荐人才。人才推荐上来了，还要分科考试，然后才根据成绩高低分授官职，称为察举。

2。私人荐举。是指臣属以个人名义向君主举荐人才，亦称保举制。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行最长久和制度化的选拔人才方式，要求具有一定资格的大臣，定期向君主保荐人才，由朝廷授以一定官职甚至破格升迁。但如果发现被荐人名不副实，或者日后犯法，荐举人要负连带责任。

3。自荐。是因袭战国时期士人游说君主的习俗形成的入仕制度。在汉代，吏民可以直接上书，介绍本人的才能和时政方略，由大臣评判，有区别地奏告给皇帝。当时确实有人经由这样的渠道进入仕途，但也较普遍地存在着自我夸张虚浮泛滥。这种自荐式的仕途逐渐为舆论所不齿，沦为入仕的窄途。

荐举制的赏罚

中国古代的荐举制度，还包括着对荐举者的赏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南北朝时，殷景仁提出“百官荐材，以所荐之能否黜陟”。由此可见，举人不当，应依法连坐。清代，从入关前到后期，荐举与连坐之法，始终相沿。天聪年间，宁完我就向皇太极建议当行连坐法：“所举得人，举主得其赏；所举失人，举主当其罪。”清朝后期，徐延旭犯罪发配新疆，荐举他的张佩纶张之洞也“均被诃责”。

察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这样能把有专门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同时被举荐者还要通过考试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汉高祖开察举先河

刘邦登上皇位后，由用人唯才到了用人唯亲，他剿灭异性诸侯王，改为大封刘氏子孙为王。但是刘邦在得天下尤其坐天下后，逐步确立了一个理念，就是他认为巩固政权，建立秩序，维护皇帝的尊严离不开儒生士阶层的支持。所以他在公元前97年下了一道很有影响的“求贤诏”，命令各级臣僚举贤荐才便印证了他的这一态度。他在诏令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手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在这个诏令中，刘邦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长官必须向朝廷举荐人才，如果有而不举，察觉后给予免职处罚；地方官察访本乡贤才，要亲自登门请其出仕，然后由公家准备车驾送他们赴京，并登记他们的身材仪表年龄等情况上报朝廷。诏令中所说的这种“选士”办法，实际上就是科举中“乡贡”的最初形态，如登记相貌，公费送往的规矩在科举中一直沿用，“公车”一词也成为后代各地送往京师应试举人的代称。这个诏令之后采取的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举荐朝廷的办法就叫做“察举”。

实行察举制的社会原因

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朝发展了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内容。其中，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建立起人才选拔制度，孝廉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

岁举人才，对象有吏有民，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品德优秀之人。汉武帝还连续大规模征兆才能之士，令官吏陪同入京，沿途供给食宿。到京后，汉武帝亲自召见。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是汉武帝时期鼎盛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完善察举制

到汉武帝时期，军工爵制度不再适应和平年代的需要，就是实行了察举制和征辟制。前者是让各郡国每年向国家推荐人才，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聘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官僚队伍的需要，但容易任人唯亲，荐举人和被推荐人也容易形成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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