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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ldo;世界第一&rdo;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ldo;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rdo;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ldo;底气&rdo;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ldo;一张白纸&rdo;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ldo;外面世界&rdo;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ldo;西化&rdo;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ldo;彻底&rdo;和&ldo;地道&rdo;。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ldo;苦力&rdo;说&ldo;洋泾浜英语&rdo;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ldo;本土化&rdo;，发明出诸如&ldo;打的&rdo;、&ldo;打波&rdo;之类&ldo;中外合资&rdo;的词语，或诸如&ldo;佳士得&rdo;、&ldo;迷你&rdo;、&ldo;镭she&rdo;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ldo;不伦不类&rdo;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ldo;文化政策&rdo;，历来就是&ldo;立足本上，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rdo;。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ldo;国语&rdo;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ldo;汉字&rdo;。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ldo;天高皇帝远&rdo;所使然。

所谓&ldo;天高皇帝远&rdo;，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ldo;文化无意识&rdo;。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降，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ldo;岭南画派&rdo;，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ldo;吃出个性来&rdo;，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cháo，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ldo;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rdo;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图二十六）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

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他们早上喝茶肩地人以&ldo;正宗粤菜生猛海鲜&rdo;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ldo;北佬&rdo;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ldo;没什么所谓&rdo;。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ldo;没什么所谓&rdo;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ldo;假问题&rdo;。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ldo;不争论&rdo;，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ldo;思想摇篮&rdo;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ldo;天高皇帝远&rdo;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ldo;生猛鲜活&rdo;。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ldo;天高皇帝远&rdo;！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ldo;政治&rdo;和&ldo;军事&rdo;。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ldo;城&rdo;，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ldo;镇&rdo;。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ldo;城&rdo;，武汉是&ldo;镇&rdo;。城讲&ldo;文治&rdo;，镇重&ldo;武备&rdo;，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ldo;羊城&rdo;、&ldo;穗城&rdo;、&ldo;花城&rdo;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ldo;城&rdo;，也主要不是&ldo;镇&rdo;，而是&ldo;市&rdo;。由于&ldo;天高皇帝远&rdo;，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ldo;城&rdo;或&ldo;镇&rdo;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ldo;弃田筑塘，废稻种桑&rdo;，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ldo;苏州样，广州匠&rdo;之美名。（图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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