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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画星和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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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一篇《歌星和我》，意犹未尽，再写《画星和我》。

得从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小邮电所说起。“邮电所”是我们小街居民的叫法，其实它大概应称作邮政所，因为小小的一间屋的门面，陈旧的柜台后只有一位戴眼镜的圆脸女士坐着，可以汇款取款、寄包裹、买邮票、寄挂号信，只是不能打长途电话和拍电报。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那小街的一个小杂院里一间小平房内娶妻生子，每月总要去那邮电所给家乡的父母汇一点钱，办完事总要倚着柜台跟女营业员闲聊一会儿。冬天，那邮电所没有现成的暖气，得生煤炉子，她总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将自带的饭盒放在炉子上烤，使小邮电所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菜肴味儿。站在柜台外同她聊天，真同置身在一个人家的客厅里，有一种亲切而随意的感觉。

有一回我又去汇款，只见那女营业员脸色煞白，应对失常，仿佛刚受了什么惊吓似的。一位去取款的老大妈想必已同她闲聊了一阵，见我去了忙着汇款，便对我说：“你别急，让她先定定神吧——那群小痞子，可把她吓坏了！”一打听，原来是小街上几个胡闹腾的小学生，不知从哪儿逮来一只小花猫，用手推子给推了个“阴阳头”，又给脖子上挂上个“三反分子”的黑牌子，“批斗”一通之后，把它扔进了邮电所，把女营业员惊吓得尖叫了起来，他们则一哄而散。原来如此。当时已进入“文革”“斗、批、改”的阶段，对人的批斗已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刺激了，所以我淡然一笑，安慰那女营业员说：“别在意！瞧您，怎么还在冒汗……您的胆儿也太小了！”“她胆小？”老大妈却立即反驳我说，“每天来这儿上班之前，她要从地安门邮局取出流水款来；每天这儿关了板，又从这儿把汇出的款送回地安门，来回骑个自行车，一半路是穿小胡同，要遇上那号贪财的坏小子，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得了？可这么些年，她也总没胆小过，不是吗？”谈到最后，老大妈把脸朝向女营业员，似乎在发动她对我做出进一步回答，那女营业员用手帕揩着脸上的汗，又整整眼镜，表情模糊地说：“这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事……”

几年后，“四人帮”倒台了。我儿子也高到我大腿根了。再去邮局，他就像尾巴一样，总跟着，还常常要我抱起来，好满足他那“柜台里头有什么呀”的好奇心。每当这时，女营业员便笑眯眯地伸出套有薄薄塑料指套的手指刮刮他的小鼻子。在我印象里，那位女营业员几年里似乎并无任何变化，当然绝不显得“越活越年轻”，但也纹丝儿不见老。她于我似乎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社会环节。她的服务态度挺好，从没让我感到过不快，但似乎也没有哪次格外地更好过。她是一种因平淡无奇而令人感到完全可靠的客观存在。

可是，有一回我把儿子抱起来，循例让他叫“阿姨”时，儿子却拍着小手欢呼起来：“嘿！有个叔叔！叔叔！”我定睛一看，果然有位个头不高、模样平庸的男人，在柜台里火炉边热饭。女营业员不等我问，便淡淡地向我介绍说：“我们那口子……”

她们那口子！原来她也有丈夫，想必也有子女，有她自己的家庭，有她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天地……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因为我从没有想过，因而看到她丈夫，也还是颇感新奇。汇完款少不得又闲聊几句。问她丈夫在哪儿上班，说是在食品公司禽蛋分公司的蛋品仓库工作。这天轮体，闲着没事，所以来这儿帮帮忙。

离开那小小邮电所后，我很快也就把他们都忘了。

儿子上小学了。去邮电所汇款没有尾巴了。办完事便可以更从容地聊几句了。有一回聊完新出的特种邮票，便完全出于无心地问：“您爱人这阵怎么样？还在蛋品仓库吗？”

“他呀，”女营业员淡淡地回答，“泡病号，在家呢。不干别的，光画猫。”

一开头我没听清也弄不懂她说的“画猫”，后来听清弄懂是画上了画，专画猫，也便淡淡一笑。人是得有个业余爱好才能填补空虚啊，我想。

又一回汇完款，闲聊，女营业员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您能不能给想个法子，让我们那口子挪挪窝……”原来她丈夫整天在家里画猫，入痴入迷，单位意见很大，医院也不再给病假条了。单位领导找了她丈夫，说你要愿意专门画画儿，赶紧自己联系调到文化部门去，要不，你就得上班，再不上班，可就上报除名了。我听了这情况，既不同情也不反感，只淡淡地又问了几句，告诉那女营业员：“调文化部门谈何容易？拿我们出版社来说，进去当美编总得是美院或工艺美院毕业的，自学成才的不是绝对不行，可您爱人不画别的光画猫，那是专业画家、画院里的画家才能享有的待遇。再说蛋品仓库算企业单位吧？从企业转事业，报批手续麻烦着哩，除非特殊需要，可哪个事业单位会单缺画猫的人呢？”

女营业员频频点头，没有叹息。看来她并不为丈夫的处境焦虑。

后来我写了几篇小说，出了点名，渐渐稿费多起来，进出那小邮电所的次数也大大增加，与那女营业员聊天时的兴致也不断提升。我又问到她丈夫情况。据她说与单位达成了妥协：单位准许他白天在家画猫，晚上到蛋品库去值夜班——实际上就是去同鸡蛋鸭蛋鹅蛋一起睡觉。又说她丈夫头两天画满了一千只猫，这几天正在实行“变法”云云。

再后来我不仅成了专业作家，还有机会出国访问了。我们首次出访的作家代表团团长是个老“外事”。他说除了公费置备的礼品外，最好每个代表团成员都能再凑些礼品，否则怕应付不下来。而所去的地方是日本，一般的中国小工艺品日本人不稀罕，更不能像到巴基斯坦或南斯拉夫那样用万金油之类的东西当小礼品，最好带一点中国画去——不一定是名家的，也不一定是大幅的、装裱好的，一般看得过去的，小幅的，托一下，只要是真迹，送一般的人，就既体面又讨人喜欢。他又说，如今稍有点小名气的画家，那画就很难求，一般都不能白拿，而我们的礼品费又很有限，因此，他启发我们说：“最好找那些完全没名气，但其实画得还好的人，听说我们能把他的画带出国去，送给洋人，那无异于帮他出名，给他免费作宣传，他一定会白给我们的……”代表团里当即有一二位便说，他们有那样的朋友，要几张不成问题。我岂甘人后，便也说我认识一位画猫的朋友。话没说完，团长便望着我点头说：“猫最好！我知道日本人最喜欢猫！而且猫也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左、中、右哪方面的人士，送猫都很得体——你就去求点猫画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得不去找那女营业员，去要她丈夫的画。说实在的，我要画时真捏着一把汗。对于他们，那倒没什么，画得不像样，我当面称谢背后扔掉就是，可我怎么跟我们访日团的团长交代呢？

女营业员听了我要猫画的一番说明后，只是祝贺我有机会出国访问，对于画儿的事只淡淡地说：“好，我回去跟他说说，也不知道他画的那些个猫，拿不拿得出手……”

说好第二天我去邮电所听回音，如应允再去他们家，谁知当晚我们一家刚吃完饭，便有人敲门。打开门，那女营业员和她蛋品仓库的丈夫竟一同老远地赶来了——送来一大抱猫画，让我尽情挑选，也可以统统留下。

说实在的，我大吃了一惊。不是觉得那丈夫画得有多么好，而是没有料到他画的各种形态、表情的猫，都比我担心的那种拙劣要高出许多。我想这样一些猫画拿去给日本不那么重要的交往者，应该说是过得去的——这毕竟不是印刷品、仿制品，而是手绘的真迹啊。

妻子对那些猫画给予了远比我热烈的赞叹。上小学的儿子也对画欢呼着。那画猫的人满面通红，搓着一双小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他妻子——那营业员却只是淡淡地问：“您看能行吗？”

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两口子尤其那丈夫显现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只说才知道我要出国，早知道他会专门画一些更精心的。又殷殷地问我哪天启程，还需要什么……

我从他送来的一大堆猫画里挑选了10张，拿去给我们访日团的团长看，他点点头说：“行呀行呀，也算是件礼物吧！”

临行前一天，妻子正给我熨衬衫，那画猫的人又来了，对他的不请自到，我和妻子都有点别扭，但也只好请他坐，给他倒茶。原来他是赶画了一张九猫图，自己花钱装裱成了一个横轴，巴巴地给我送来。展开一看，是用工笔和写意相间的笔法画了九只正在嬉戏的猫，有白的波斯猫，有狸猫，有黑猫，有黄猫，有花猫……神态颇为生动，构图也挺精心。他仿佛怕我见怪，搓着手，近乎哀求地说：“您给带出去吧，送给谁都行……”

我的行囊早已打点完毕，已然是“多一分刚太紧，少一分则太松”，第二天只待穿上出国的“行头”等车来接了。已无容纳他这轴画的余地，但又不好扫他的兴，便含混地向他道谢，他却直到我把他送至院门外，还在搓着手说：“您带出去吧，送谁都行……”

第二天车来接我，妻子把我送进车里，司机问：“再想想，落下什么没有？护照、机票……”我摸摸胸口，摇头。妻子却叫喊起来：“对！还有一轴画儿，你搁在小柜上忘拿了！等等！我去取来！”我来不及拦阻，她已经一阵风去了又一阵风回来，把那轴画塞进了车窗，我只好把这多余之物带走了。幸好到了机场，同去的一位成员的行李包还有空隙，我便把那轴画塞进其中。

日本之行自然丰富多彩，不在此细说。只是都快要回国了，团长说原本因为到意大利度假所以不能同我们相会的那位大作家，提前回到东京了，他不仅乐于同我们相见，还邀我们全体到他私宅做客，这当然是一桩值得高兴的事——但团长又说，可惜我们把较为像样的礼品全送光了，而到他家去，是不能不送点纪念品的，这可怎么是好？有那调皮的成员就说：“岂止像样的礼品送光了，就连不像样的礼品也差不多没了，我看不如把别的日本人送咱们的礼品，挑出一样送给他吧！”大家都笑起来。这时那位行李里塞有《九猫图》的成员就指着我说：“他可以做出贡献！也不知是个什么东西，让我带来带去这么多天，难道现在还不该出手吗？”团长就问我是什么东西，我没作答，那家伙就抢着说：“反正有体积，有分量，绝对能算个大礼品！”大家全笑了，我脸上烫烫的。

谁知团长看过后说：“行。”又谁知到了那日本大作家富丽而又雅致的宅子里，将那轴《九猫图》展示给他时，他竟大表赞赏，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礼重礼重”，又问是谁的手笔，团长便问我，我便把题字落款指给他，告诉他画家的名字，他凑拢了看，直到把那名字的每个字笔画搞清，又连说：“好，好，真好，真好……”

从那大作家宅第回到所住的新大谷饭店，在电梯里团长对我说：“你这位画猫的朋友挺有心眼啊，九在东方人心里是个吉祥的数字，他不画七只猫而画九只猫，妙妙妙！”我觉得团长像在学猫叫，不禁笑出声来。

回国以后我忙着搬家。搬到离原来住地很远的新居民区的一幢楼里去住。临搬家前我跑到小邮电所，向那女营业员告别，同时嘱她通知他们支局，凡我的信件汇款包裹什么的，一律转到新址去，说到最后才想起来请她代问她丈夫好，并再次感谢他给我们的日本之行提供了那许多礼品画。她微笑着同我告别，临了淡淡地说：“我岁数到了，过不了几天就办退休手续了，你以后就是再来这儿，也见不着我了。”我望着她，感到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凝固在某个不老也不小的年龄上的人，自打我认识她以来，十多年里她那模样简直没有一点儿变化啊！

某日，我在新居里写一篇新的小说，忽然有人敲门，我不耐烦地走去开门，门外是那位画猫者。我只好打起精神接待他。

画猫者那天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身中山装破旧而寒酸，搓着那双细嫩的小手，两眼里充溢着一种渴求人听其诉说的神情。我请他坐。他坐到沙发上，两只手落到膝盖上，不住地摩挲。我给他倒了杯茶，问他可有什么事情。他脸憋得通红，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来意。原来，他真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妻子退休了，每月不仅没了奖金，退休金也只有原来工资的70%，而女儿在外语学院英语系还没毕业，他自己呢，已经让单位给停薪三个月了，单位说如果他再这么昏天黑地地只顾画猫，连值夜班都值不好——那夜班要求中间起来巡查两次，他却去了倒头便酣睡到天亮，在他当班时已发生过三起十多箱松花蛋被盗事件——那就不仅要停他的薪，而且要将他除名，在这种情况下，他迫于无奈，便向单位宣称自己可以借调到我们系统的外事部门，专管礼品画事务。他恳求我帮他向我们系统的外事部门说说，哪怕不给他开工资，只给他开封借调的公函，使他不至于被革除公职，就行；他将无偿地向我们系统外事部门提供出国访问及国内外事活动的礼品画……

听了他的倾诉，我对他生出许多同情，心想无妨去帮他说说，所以我安慰他，倘若我们系统外事部门真的借调他来，那不会不给他一份临时工资的；又设想倘若他干得不错，也许我们系统外事部门会设法把他正式地调过来。他的眉头舒展开来，说等我的回话，还给我留下个传呼电话的号码。我都快把他送出门了，他忽然又转身向我，搓着那双让我看去总不那么顺眼的小手，表情相当古怪，嚅嚅地对我说：“我……我……您知道吧？我其实挺清白，没干过坏事……不过，我档案上记着，我知道，记着哩……那一年我才19岁，刚参加工作，是银行的会计……您别误会，我没贪污……我只是想一鸣惊人，想当英雄模范，上报纸，戴红花……就跟一个同事，合伙儿搞了个假现场，搞得好像有几个匪徒来抢我们储蓄所，而我们进行了英雄搏斗……我们把自己都弄出了血，储蓄所里满地撒着钞票，后来公安局的人和单位里的人部来了，公家的钱一个子儿没少……但是我们没能成功……没过两天就找我们个别谈话，最后我们都承认了。是假的……”画猫者鼻子抽动着，但不像是哭。他为什么突然向我坦白出这么一个古怪的污点？档案上有的？这在我听来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那一年他才19岁，我19岁的时候也想当英雄模范，也想一鸣惊人，也有过种种荒唐透顶的心理活动，只不过从未有将之付诸实践的机会和胆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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