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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来不及找到一则小说的材料库（第2页）

我们当然不能砍头去尾地捧着“文学缺乏存在的理由”去质问卡夫卡枯槁病坏的亡灵说：“那你为什么创作？”因为这只是一部分的卡夫卡，或者说：这只反映了卡夫卡一部分的不满。

一张铁床的隐喻

卡夫卡经常使用栅栏、樊笼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以及人类的处境。至于写作，他用的词是“纸牢”。写作之于卡夫卡，毋庸置疑是一柄两刃刀：一方面，作品是卡夫卡生活存在的唯一证据——他靠写作来认识自己的思想、情感、处境、精神特质，也靠写作来辨证自己的责任与自由。可是在另一方面，他曾经用“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来比喻“写字用的桌子”——换言之：写作的桌子。

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Procrustesbed），铁床大盗，典出希腊神话。这位大盗拦劫过路行人之后，骗之至自己的住所加以愚弄，强迫路人躺在一张铁床上，若此人身高长过铁床，他便将“多余”的部分锯掉；若此人身高比铁床短，就将之拉长。最后他被希腊英雄特修斯（Theseus）杀死，特修斯对付普洛克拉斯特斯的方法正是他用来折磨他人的方法。

卡夫卡的矛盾核心即在于此：不写作（处理一个以认识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无以存在，写作却（不是锯短就是拉长地）扭曲了这世界。这恐怕是卡夫卡以两封郑重其事的口吻书写的遗书促使马克斯·布罗德（MaxBrod）焚毁其所有遗稿、日记、书信甚至速写的根本原因。卡夫卡活过（“只有生下来的才活下去”），写过（认识自己），一旦死亡降临，作品便成为“它者”而不具意义，“缺乏存在的理由”。

无论“卡夫卡学”在苏联和东欧的学院与文坛引起多么喧嚣且正负趋于两极的评价争议，也无论卡夫卡的作品如何被西方知识界和文学圈尊奉为“现代主义”的奠基者或启蒙师；在卡夫卡那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为后世轻忽省略：“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它意味着作品对材料注定了的无赦的酷刑。无怪乎天真的詹努克认为“如果用德文写一本捷克史，一定能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的时候，卡夫卡猛挥手，不表同意。当詹努克进一步反驳：应该让德国小孩一进小学就学习简单的圣经故事、“犹太民族的一部分的历史”的时候，卡夫卡的答复是苦笑，以及——

就是这样！犹太人的历史变成了童话故事，小孩子长大后就把它和孩提时期一起遗忘了。

“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现在我们离开卡夫卡——同时带走他所无法绾解的矛盾——来到另一座（如果卡夫卡来得及发现的话，亦必以此名称之）迷宫。中国的笔记丛林，一个大材料库，一个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1899—1986）倘若涉足，势必称之为“巴别塔图书馆”（按：博氏短篇小说名

TheLibraryofBabel

），而卡尔维诺如果光顾，亦必称之为“开放式百科全书”的迷宫。非常之卡夫卡。

这是中国叙述学（ChineseNarratology）的心脏。基于一切可能的谬误或轻估，这座迷宫历经两千年以上的岁月累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中国正统知识疆域的边陲地带。所谓“一切可能的谬误或轻估”，指的是这一类为数不下一千万卷的“作品”从来就是以“材料”的身份和次要地位聊备一格地尘封在历朝历代乃至于今岁今朝的图书馆之中（按：另见本书《随手出神品》）。也正因为中国的权力知识机制并不重视这一类的“作品”，是以“笔记”写作这件事（自卡夫卡式的谦逊观之）便未曾像主流文学作品（如诗、词、曲、赋、应用散文或骈文……）那样被赋予“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那样的美学绳墨、道德规矩、实用功能乃至于淑世精神。至于笔记的作者，往往也以抄书者的姿态面世，他们为这些“材料”命名为野乘、家乘、杂记、杂录、纪闻、纪实、外史、小史、琐语、屑语、戏志、偶谈、识余、邸抄……诚如胡适生前在台湾大学演讲所谓：“著作既非谋利求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此一在“艺术转化”上也好，在“现实功能”上也好，皆取姿甚低的笔记写作无意间体现了我所谓中国叙述学的重要精神：降低“写作”意义（包括作家及身可享的名利及作品流传可久的影响）使之趋近于俗见之“材料”的精神。在这里，炼金术的神话全然不存在。

胡适在同一篇讲稿中如此提道：“笔记小说极有历史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这固然是一位重视历史真相发掘的学者（在当时）十分具有洞察力的见解，然而，这仍是站在一个史学家的立场上必欲天罗地网、搜求边际知识，以“补正统”之不足的疾呼。

如果从一个文学家——尤其是有感于“现代中国小说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的小说家——的观察来看，笔记这个传统其实恰恰示范了一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的思想。是的，一个示范者未必有心虑之、有意探之的思想。简而述之，这个思想——遗憾的是卡夫卡来不及找到——其实是写作者透过一种趋近于零的低度书写方式，一种近乎“格物”的方式，在叙述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寻觅、认识自我的方式。是否能“补正史之不足”？一点儿也不重要；它是材料本身的哲学。这个哲学的核心问题将在作家向世界、向自然、向“他的时代”展开抄袭行动之际逼近，使作家不至于被炼金术士“艺术转化”的神话所迷惑，而此一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材料有兴趣？

卡夫卡始终没问过的

詹努克——经卡夫卡启蒙多时的小友——一次走进卡夫卡的办公室，看他满脸厌恶地瞪着桌上一本褐色的大书，并指责道：“你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詹努克说：“一本书。”然而卡夫卡恼了：原来那是一本由人造皮装订起来、里头包着一叠灰绿色的办公室空白用纸的书。“它是什么意思呢？”卡夫卡激动地说，“这本不是书的书，有何意图呢？”“也许，”詹努克小心地说，“它不是要给你的。我认得塞戴，他是介绍所的清洁工，对装订书本很有兴趣，也许这本书是他为别人做的。”

事实的确如詹努克所言：人造皮无字书不是对卡夫卡的讽刺，而是塞戴做给卡夫卡的同事特里莫用的笔记本。卡夫卡居然仍旧义正词严地表示：

我的行为你一定觉得很可笑，可是我情不自禁如此。一切虚假的外貌令我惊骇，“好像”永远是邪恶的记号，直扑你的眼。世上再也没有比虚假更恶的东西，它只有带来反效果。

犹如不停地祷告忏悔，却仍一而再、再而三情不自禁，纵欲花街的年轻的奥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354—430），卡夫卡伟大的作品从来没有真正把他从栅栏、樊笼或纸牢中释放出来（他真诚叫嚷的孤独、苦闷、禁锢的灵魂……却像瘟疫一样传染给好几代的青春少年），他之所以未曾脱离囚闭，难道会是因为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于他只合是无休无止的治疗仪式吗？我无从获知这疑问的答案。我只知道：卡夫卡从未来得及在一趋近于零的低度写作里浸润涵泳，他的谦逊过于高傲，他的敏感又过于哲学；如果他能找到中国笔记丛林——那座卡夫卡式的迷宫，他在目睹那本人造皮无字书时的反应是：这样一本书是怎么装订起来的，他要向塞戴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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