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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1页）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代序）

■钱理群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ot;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ot;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ot;兼有&ot;儿子&ot;、&ot;丈夫&ot;、&ot;父亲&ot;、&ot;导师&ot;、&ot;朋友&ot;等几重身份&ot;，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ot;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ot;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ot;鲁迅凡俗化&ot;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ot;方向&ot;，&ot;主将&ot;，&ot;导师&ot;--这些说法，恰恰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ot;主将&ot;，无论是20年代的&ot;五四&ot;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ot;方向&ot;，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ot;方向&ot;，因为他对任何构成&ot;方向&ot;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ot;方向&ot;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ot;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ot;，断定&ot;不管哪个朝代&ot;，鲁迅&ot;恐怕都是坏公民&ot;，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ot;好的怀疑主义者&ot;和&ot;坏的公民&ot;。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ot;导师&ot;和&ot;国师&ot;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ot;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ot;。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ot;导师&ot;，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ot;随便谈谈&ot;，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ot;思想的启迪&ot;，和我们一起&ot;寻路&ot;;而非&ot;行动的指导&ot;，给我们&ot;指路&ot;，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ot;不是&ot;--不是&ot;主将&ot;，不是&ot;方向&ot;，不是&ot;导师&ot;，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ot;导师&ot;、&ot;国师&ot;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ot;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ot;，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ot;伪自由&ot;：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ot;正统&ot;、&ot;道统&ot;，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ot;好的怀疑主义者&ot;，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ot;收编&ot;，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ot;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ot;。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ot;蝙蝠&ot;。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ot;在&ot;又&ot;不在&ot;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ot;是&ot;又&ot;不是&ot;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ot;拿来&ot;，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ot;进得去&ot;（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ot;跳得出&ot;（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ot;在&ot;又&ot;不在&ot;，既&ot;是&ot;又&ot;不是&ot;的&ot;毫无立场&ot;，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ot;非此即彼，非黑即白&ot;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ot;站队&ot;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ot;横站&ot;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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