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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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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写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毕竟，写日记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些真东西的。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在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在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话，至少也不会反对。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对运动，运动也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本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写的，一本是陕西军人胡景翼写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人们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这四位教授的教授，总能联想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正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都相当关心，而且往往对国内政府不满。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此番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的激动程度当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写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吴宓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吴宓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运动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

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

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

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

这番“热闹”指什么？结合上下文以及当时的情景，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骂得刻毒，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大有恨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觉。

当然，我相信，吴宓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的确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脑袋里总是有这种可怕的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的，他们一般都是想让别人自杀。而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他当时生活在美国，而且是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个思想和生活都比较前卫的地方。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畏惧去做。若干年中，吴宓“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实际上，可怜的吴宓是有点感到性压抑了，外界的刺激越大，他的压抑就越重。由压抑转为愤怒，转为反感，转为保守，进而上升为“主张”。激愤的骂街，也就来了。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可以理直气壮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现状，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是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前夕，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后来被诱骗入狱，软禁在西安。

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他攻击徐树铮，却抓住一点，所谓徐的不孝。说是徐母之死，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推崇清儒李二曲、傅青主。只是，这个传统主义者，对时事却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过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显然，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相当不以为然。

然而，虽然他对我们后人所说的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本身，却在胡景翼的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又按外交失败则责备交涉者的惯例，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同时，他又相当明白地指出，外交的失败，根子在段祺瑞身上。“老段等逞于私忿，意气用事，遂不惜饮鸩止渴，倒行逆拖（施），滥借外债，自残同胞，以至国家成如此现象，令人生忿”。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到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内阁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

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

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7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之际，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进一步，他忽然感觉自己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近似于现在人很不屑的下跪磕头请愿之举。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自负之中，带有了某种认同。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他的文化观念。

在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的学人中，不仅有热心学理输入的西化派，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留学欧美，却往往同途而异归。爱写日记、爱发牢骚的吴宓，暴露他的想法，其他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陈寅恪，说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如何投缘。对他们来说，“五四”新文化，即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至于脑后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先生，不仅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而且对于社会运动，更是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一回事，但文化态度是又一回事。基于文化态度和立场，他们不可能对“五四”这样的运动抱有好感。

相对而言，胡景翼是个军阀，但政治上却亲近民族主义，因而天然对“五四”爱国青年抱有好感。对皖系的不满，固然有利益之争的成分，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行为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基于正义的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其实，吴宓、陈寅恪这样的人，未必会对皖系政府有什么好感，但出于文化观上对“五四”新青年的不喜，连带着对反政府的行为，也有了反感。反过来，吴佩孚、胡景翼这样的军人，其思想基础，肯定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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