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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儒者从来作帝师（第2页）

记者：动笔之前，您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熊召政：1993到1997年，我花了5年时间研究历史。1998年动笔写作，写作又用了5年。起初我读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随后接触到更多的资料，也就逐渐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看法。不同的资料所叙述的事实、持有的观点经常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的过程，要用大量的时间去鉴定哪些资料更接近于真实，然后才能根据只言片语复原完整事件。

记者：具体地说？

熊召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明代当时人对张居正评价很高，很多人认为最不可能说张居正好话的人，恰恰说了他很多好话，比如李贽。李贽指出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而对张居正，则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贽还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可是在《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就是说他用了不应该用的权力，有僭越之嫌。《明史》对张居正评价不高，如果我们以《明史》为权威，就很难脱其槽臼了。

要知道《明史》是清朝康熙时代修的。康熙对摄政的螯拜非常恼火，张居正也属于摄政，修史的史官难免会揣摩康熙的心理，自然不能对其赞誉有加了。

记者：《明史》是当时的借古讽今。

熊召政：对。你要看张居正的学生，朋友，敌人对他的评价，才能从固定模式中跳出来，综合出比较贴谱的形象——我五年研究，做的就是这件事。

记者：按我的理解，这项工作该由学者完成。但我们经常看到学者不以提供材料和方法为天职，却去做审判员这个很有前途的工作。

熊召政：我是这样想的，在铁证如山的前提下，学者有权做是非判断和道德判断。而作家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作家应该做的是拿出鲜活的故事和人物，让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判断。

记者：很多历史小说，远不需如此钻研，只需借助历史背景本身的复杂性，提高自己梦话的价值。这样似乎反而更容易被称为真正的文学。

熊召政：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借用历史小说的概念，也不知道评论家的概念，我只下我自己的概念。具体地讲，是三个真实：典章制度的真实；风土人情的真实；文化的真实。

这些真实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细节上。五品的知府用的是什么样的公章？进酒楼吃饭，明朝的店小二怎么打招呼？有资料可考的，就要尽量复原，不能在细节问题上信口开河。

记者：中国官方典籍浩如烟海，而民众史一向缺失。《张居正》这部小说在民众文化的复原上有没有刻意的努力？

熊召政：过去的历史是皇帝掌握的，民众的材料确实少。宋朝以后出现不少文人笔记，但分量不大。我所说的第二个真实，关注的实际上就是民众史。比如明代北京的饮食；二月二龙抬头，北京百姓怎么过；明代盐务怎么收费……等等。

记者：研究过程中，您有没有读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这类方**的书？

熊召政：看过一点。但我不想被理性和方法控制住，那会把文学变成概念的演绎。

记者：《张居正》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章回体。您认为在文学技术上，您有没有新的探索？

熊召政：章回体是刻意的选择。明代万历时代，章回体小说最兴盛，《金瓶梅》，《西游记》等小说陆续问世。我写的是明万历时代的事，章回体可以使内容和形式之间更加协调。《张居正》这部小说的试验性在于“老瓶装新酒”，同时我也把西方小说的节奏感和某些叙述技巧嫁接到这部小说中。

记者：浏览下来，隐约感到有《红与黑》的影子？

熊召政：是的。我非常喜欢《红与黑》，还有《悲惨世界》。

记者：张居正是江陵人，您的同乡，刻画起来是否有优势？

熊召政：张居正是楚人，我也是楚人。他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都有楚人的特点，这样我写来就非常顺手。

记者：小说长达150万字，您有信心使读者读下去的是什么？

熊召政：我觉得是故事。这么长的小说，必须以曲折的故事吸引读者。再好的历史观，再好的文学经验，也未必有故事奏效。

记者：现在市场要求长篇小说在20万字左右。您这么写，完全没有考虑市场？

熊召政：我当时还真不知道市场对长篇小说的长度要求是多少，我只知道我想怎么写。写作时我往往会关起门来，所有可能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的因素，我一概不予考虑。

记者：150万字，出版方面有没有让您修改？

熊召政：没有。我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时，已经反复打磨完毕。书稿一到出版社，几乎没什么修改就照排了。我的编辑是周百义，是一个很好的编辑，二月河的作品就是他经手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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