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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难为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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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就是她。她又不起眼了。平常得就像白菜堆里的一棵白菜。还是大帮子、糠心儿的。可倒回十多年去……啧啧……

我知道。我咋不知道呢？半夜里给叫起来的。我跟老梁两人挑灯夜战。档案一份一份地翻。要女的。35岁以下的。做过团的工作的。出身不用说要好，本人得是“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最好是少数民族。最好是原来啥职务也没有的。模样倒没说。可我们有个样样都合适，只是半拉脸挂红痣的，我和老梁可没敢报她……

我知道。问题全出在秘书组。他们把一个叫潘灵花的当成女的了。临到什么都快弄完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个男的，还是个老头儿。这样，公报里的“妇女委员占17.6%，35岁以下的年轻委员占22.8%”的数字就全黄了。上头大怒，让立刻把潘灵花换掉。立即划定了城里的几个大工厂，让他们连夜把材料报上来……

我知道！那天我就坐在她身边。电视机前挤得满满的。挤虽挤，大伙儿先头没啥心劲儿。只不过又是一桩“头等重要的大事”。大伙闹哄哄地你说这个我说那个。头儿吆喝了一嗓子，这才静了下来。念公报了。报名单了。报到她那个名字的时候，大伙儿全笑了。我直推她肩膀：“嘿！你当上委员啦！”她傻呵呵地咧着嘴。前后都有人拿她开心。她连反驳的劲头都没有。她那个名儿太平常。天下重名重姓的多去了！……后来就敲锣打鼓地排着队上街“欢呼”。我发现头儿木木呆呆地盯着她的背影儿……

我知道。我要不知道谁知道？材料是经我手报上去的。可报上去以后，就没再接着电话什么的。电视里一报名单，她那名字一出现，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可我也不敢认定就是她当上了。那时候我总认为要是真挑上她了，总得给厂“革委会”来个电话。再说她那名字确实平常。我们厂仓库有个老娘们就跟她同名同姓。或许是别的厂报上去的，在画圈儿的时候给圈上了……

我知道，我知道。那天夜里的事我全知道。大家伙儿全睡了。我们那一片平房里黑黢黢的，路灯没剩下几个亮的。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我披衣服掀窗帘一看，外头亮堂堂的。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揪谁来啦？这么大阵式！亮光里我瞧见厂“革委会”的头儿们全在那戳着哩，还有穿军装的，穿警服的……奇怪的是……我揉揉眼睛，又揉揉，我瞅见的不是警车，是“大红旗”，锃光黑亮的大轿车……

我知道！那天我凑巧在表姐家过夜。我俩睡在一个被窝里嘛。她这人睡觉沉得很。也怪那敲门的不敢使大劲。又来叫咱表姐，又不敢大声敲门招呼，鬼鬼祟祟的……我醒了，我姨醒了，全家都醒了，我表姐最后一个醒，我去给开的门嘛，门外头亮得让人发怵，站着那么多人，我姨起头吓得直打哆嗦，我表姐更是懵懵懂懂，倒是我头一个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人家都笑着一张脸儿嘛，表姐当上了不得的委员了，来了红旗轿车接她去开本省本届一次会议呢！

我知道。秘书组自然立马进行了改组。那个弄错了潘灵花的性别和年龄的副组长不仅给撤了职，还差点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原来不是秘书组的，后来被正式吸收进秘书组，还任命为副组长。我是有功嘛。把她弄出来以后，不仅公报里的“妇女委员占17.6%，35岁以下的年轻委员占22.8%”的漂亮比例保持住了，还将“少数民族委员占19.5%”的原有比例一下子上升为“……占20.4%”，因为她的母亲是满族，她也就是少数民族啦！

我知道。我们刚一听说的时候，有点后悔。我们当初怎么就不把范月珍报上去呢？就是半拉脸有红痣的那一位，模样儿虽说差一点儿再说后来不有那么个……叫什么来着？哦，冷冻疗法，能把红痣去掉嘛！不过我们没几天也就不后悔了，不光不后悔，还万幸哩！他们那厂子里自从出了她这么个委员以后，厂“革委会”简直不知怎么待敬她。她倒是开完那一次会议后坐着小轿车回了厂，就去车间上班，厂“革委会”的赶紧把她从车间请到了“革委会”办公室，她说：“让我跟这儿干吗呀？”他们就说：“请您给传达一次会议精神啊！”她脸红了：“我……我啥也说不好啊，我去得仓促，连个笔记本也没带哩……再说，再说，那公报不是登了报吗？也就是那个……”他们也不敢再问，不知道该把她往哪儿放，一会儿市“革委会”的电话也来了，问她是不是正式列席厂“革委会”的会议，说是市“革委会”要请她去列席会议呢，也是嘛，人家是那么高的委员，那么大的菩萨，别说厂里，就是市里，也不见得搁得下呢？……

我知道。我送她去的机场。去往“欧洲的明灯”。她头一回穿上呢子大衣。坐在小轿车后座上，她一点不敢挪动屁股。她是怕把大衣压出了褶儿，当时我真羡慕她那件黑呢子大衣。那大衣如今她还留着呢。逢到夏天出大太阳，她还把它挂到阳台上晒。可她几乎就不再穿它了。样式如今看来太老气。也不值得改。改的工钱兴许比做的工钱还大。那时她穿着可真神气，也真漂亮。那时候只有到国外进行“国际大串联”的人才有资格穿那么高级的衣服。就是去开最了不起的二次会议、三次会议她也都只是穿军绿大衣。当然，那年头军绿大衣也是不兴乱穿的。成分不好的，一般就没胆量穿。对了，还说去机场的事儿。她还是副团长呢！秘书把护照递给她，告诉她说：“这是您的护照。”她还直谦逊：“不用了不用了。同志们有了就行了，我就不用了吧。”她当那是慰劳品呢。秘书红着脸说：“这护照人人都得有，您拿好您的。”她接过来看也没看就塞给了我：“给你吧，你留着吧，纪念纪念吧。”她当那是新得的红宝书呢，可以送给我，让我高兴，觉得光荣……你不信吗？可就是那么个事，细想想这也不能怪她……还有个情况怕你更不信，就是她一转身的时候，我忽然瞅见她那大衣后下摆那儿，露出一个小白布条，那显然是大衣做得了以后，临时缝上的号码条儿，她正式穿那大衣的时候，该扯下去的，可她没给扯下去呢……我想叫住她，可她已经大步大步地朝头里走了。我也就算了……

我知道。说实在的，那时候她捞上那么个委员当，实惠并不太多。她从“天涯若比邻”返回来以后，也还住在原来的平房里。她搬进楼房，是差不多半年以后的事。那时候也不兴盖楼，所以也没现成的楼让她搬进去住。她回来半年以后，那“海内存知己”的代表团就来咱们这边访问了。她去那边的时候，到人家家里访问过。人家来了这边，有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到她家回访。嗬，这下厂“革委会”可着忙了，市里也派了专人来，要落实这项外事活动的每一档子细节安排。倒用不着她操一点心，全是别人为她张罗。我也是参加张罗的一个。先是选楼。选定了离厂子不远的一栋楼。五五年盖的。旧是旧了点，可模样看上去还成。这楼可有福气了。整栋楼的外墙冲刷了一遍。楼道也都重新喷了浆。全楼四十八家，四十七家都高兴，只有一家倒了血霉。那一家住的那个三居室的单元让我们给看中了。把他们家请了出去。说是临时的，当时也确实是作的临时打算。让他搬到仓库边上的两间小平房去暂住一时。把那单元重新粉刷修整了一遍。原说是让委员家搬进来。后来到委员家一看，她那个家里没几样漂亮东西。那怎么行呢？于是市里批了条子，所在部门都为这档子外事活动开绿灯。于是从家具店运来了新家具，从床上用品商店运来了从被褥到床单，从枕头到枕巾……全套崭新的床上用品，又从百货大楼运来了各色各样的日用品……全弄好了，再把委员她们家请进去，让她们先“熟悉环境”，可她妈就头一个熟悉不起来，我跟她谈了多少次：“大娘，客人来了，您给沏茶，茶盘在这儿，茶叶罐在这儿，这绿色的茶叶罐装的是绿茶，橘子色的茶叶罐里装的是花茶，红色的茶叶罐里装的是红茶……”她就总记不准。她闻了闻那花茶，问我：“多少钱一两的呀？这么香！”我说：“兴许是两块八一两的吧……”她眼睛瞪得有酒盅那么大，再跟她说别的，她就像听不懂了，走起路来，腾云驾雾似的……不过，那天外宾来了，她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盘子，她见盘子一碎，赶紧说：“不碍的，不碍的，碎碎平安！”翻译赶紧翻译了过去：“她说，打碎了一个修正主义王国，应该！应该的！”外宾听了高兴得又拍巴掌，又竖大拇哥……

我知道。表姐她们自己可真没打算就在那楼里住下去。我姨还是留恋原来那个家。可市里做出决定，为了外事活动的需要，表姐她们应当就在那儿住下去。原来的家也保留。群众私下里当然有议论。搬出去的那家人倒没漏出一句不满的话来。他们也是不敢说什么。有的话别人说了还只不过是落后。他们家要说了兴许就能定成个“现行反革命”。再说，表姐绝不是坏人，她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她去人家那儿看望过，还给人家送去过几回“样板戏”的戏票，位子都特别好，能坐在那样的位子上看“样板戏”，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大家伙儿看见那家人能坐在那样的位子上看“样板戏”，也不再说为他们抱屈的话了，有一回我还听见有人说：“他们不也捞着面子了吗？”

我知道。那时候派我给她当翻译。真难！她说的那些个话，反正外国人听不懂，水平再低，常识性错误再多，我全能给她兜着，最麻烦的是把外国人的话翻译给她。那时候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是“左派”，她是把他们看成“阶级兄弟”的。可“阶级兄弟”们除了跟她互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她实在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比如人家谈了句什么，我条件反射地译给她：“正如贵国的孙逸仙所说……”她便会皱起眉头，打断我问：“谁！什么神仙？”我只得告诉她：“是孙中山先生。”“孙什么？”“孙中山。天安门，国庆节，纪念碑前头立着的大画像，那个……”“啊，孙中山，孙中山就是孙中山，你说什么一个仙，我们不信神仙皇帝，世上没有救世主……”外国人见我俩对起话来了，莫名其妙，她挺有派头地望望外国人，又望望我，催促我说：“你给他们翻呀！你翻呀，就说我批评你哩，我们共产党不信什么神仙！”你说我是该哭还是该笑？还有一回，外国人提到马可·波罗，我刚翻出这个名字。她就大声地说：“菠萝好吃，中国也有菠萝，过去我们劳动人民吃不起……”陪同接见的全笑了，我也爽性笑起来……

我知道，她被任命为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以后，我是她下头秘书班子里的。那已经是“文革”后期，开始给一些老干部落实政策。对于解放老干部，她一般是不加阻拦的。但有一回我把一份材料递给她，她却老不画个圈退给我。那时候解放一个老干部，最后得他们几个负责人全画了圈儿才行。一般总不缺她的圈儿，总是缺别的这个那个的圈儿，不知怎么搞的对那个老干部她吝啬起圈儿来了。结果直到粉碎“四人帮”那老干部也没能解放，并且没几天就去世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她还留职一段时间。后来改组了我们这个部门，大家揭发了不少“四人帮”阻挠解放老干部的罪行，自然也就牵扯到了她。大家都问，那样好的一位干部，为什么后来单剩下她坚决不同意解放？她脸儿涨得通红，最后“哇”的一声哭了，非常失态，她解释说：“是因为我不认识他那个名儿，我心里头犯腻，心想他们几个都有不给画圈的，我就这么一个不给画算个啥呢？我也不是打算死不给他画，我等着开会讨论的时候，人家先把他的名字念出来了，我再表态也不晚，谁知道后来咱们这儿竟不开会……”

这番解释激怒了不少人，都说她不老实，狡辩。有人问她：“不认识那三个字，你查查字典不就知道了吗？”她说：“也试着查过，可字典上的注音，我也念不准，我不会汉语拼音。”又问：“那你不会问人吗？为什么不问秘书？”我这时候说了句：“她是怕丢了面子。”我发现，她无意中对我凄然而感激地一瞥。那位没能享受到解放之乐的老干部，以及他的亲属们，实实在在地是在最后关头坏在了她的手上，仅仅因为组成那老干部姓名的三个字实在太怪！其中有一个字普通的字典还不收；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又遇上，谈起这件事，她责备我说：“你当时怎么就不主动告诉我那人姓什么叫什么呢？你递我材料的时候不说，向我要材料的时候为什么也不说呢？你总是说：‘上回那份材料……’我存心问过：‘哪份材料？’你也总不说出名儿，还只是说：‘就是上回您正看《红灯记》画册时候我递给您的那份。’你怎么回事儿呢？”我就告诉她：“其实当时我也不认识那三个字。”

我知道。她红了那么几年。后来她回厂了。她还住在那套迎接“明灯”的单元里。原来的住户如今搬进新楼的单元里了。当然她家住房还是比别的工人宽绰。因为她的发祥地——那两间平房也仍然属于她家。有一段时间人们总在背后用手指头戳她，倒不是骂她，恨她，踩她，而是向不知情的人说：“看见了吗？就是她！当过大官哩！出过国哩！见过大世面哩！操过生杀大权哩！”后来，也就不戳了。再后来，见着她，不经人提醒，甚至也就想不起来她那几年里的那些个事来了。她后来嫁了个普通的技术员，那人最近升成了工程师，他们的孩子，快上小学了吧。

我知道。全知道。我们都知道。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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