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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和制定刑罚与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有什么关系（第2页）

在君主政体下，如果君主亲自审理案件，就会破坏政制，抵消附属的中间力量，废除一切司法程序，人们因此而胆战心惊、面如死灰，什么信任、荣耀、友谊、安全以及君主政体统统会消失殆尽，所以这类政体的君主不能亲自审理案件，而专制政体下的君主则可以。

另外，还有一点要明确，在君主政体下，君主如果亲自审案，他就是既当法官又当原告了，因为这种政体的君主就是案件中的原告，是企图追究被告责任、让被告受到惩罚或是获得免罪的人。在这类国家中，君主如果亲自审案，他就不仅是法官，还是当事人了，因为在案件中，君主通常会获得被没收的财产。

另外，如果将自己做出的判决推翻，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做根本难以想象，君主一定不愿意。所以君主如果亲自审理案件，还会失去特赦权[185]，这种权力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为了能亲自审理莱瓦雷特公爵[186]的案子，路易十三召集了几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和议政会的成员，就逮捕一事强迫他们谈谈自己的观点。庭长贝列弗说：“君主竟然要直接参与到臣属的案子中，真是太怪异了，这是我从这个事情中发现的现象。官员们掌管着判决权，而国王只有特赦权。被告就坐在您面前的被告席上，陛下您一个决断，就让此人在一个小时后被处决，您竟然愿意这样做。君主握着特赦权，如果这样做了，他那尊贵的脸面就会受到损害，所以君主是不能这样做的。君主只能亲自参与到撤销教会禁令的事情中。君主离开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位庭长又就实质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审判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国王居然以法官的身份处死了一个贵族[187]。”

君主亲自参与案件的判决，不公和滥用刑罚就会滋生蔓延，宠臣们会软磨硬泡、厚着脸皮缠着君主审案判决。罗马曾出现过几个酷爱审案的皇帝，他们几位统治期间，司法不公表现得最为严重，其程度令世界为之震惊。

塔西佗[188]说：“克劳德在位期间，形形色色的敲诈勒索非常盛行，因为他包揽了审案和官员的所有职责[189]。”尼罗在克劳德之后登上了皇帝之位，他向众人宣布：“为了不让几个被释放的奴隶伤害到王宫里的告发人和被告发人，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当审判官[190]。”他这样说正是为了收买人心。

索西穆斯[191]说：“阿卡狄乌斯[192]当政期间，全国上下盛行诽谤诬陷之风，一群诽谤者包围着王宫，搞得宫廷一片黑暗。只要有人死亡，马上就有人谣传他或许没有后人[193]，然后他的财产就会因一道敕令而全部被分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君主又蠢又笨，皇后肆意妄为，时时刻刻记着为她那些贪婪的奴仆和心腹谋取利益，如此一来，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彻底没有希望，只能死去。”

普洛柯比乌斯说：“过去王宫里的人不多，可是查士丁尼[194]当政期间，法庭因法官在审案时不能自己做主而变得冷冷清清，人要是打官司全都求助于王宫了，使王宫陷入混乱之中[195]。”王宫里不仅出卖判决，而且出卖法律，对此，所有人都清楚。

君主原先看不到的现象，可以借助如同他的眼睛的法律看清楚。如果他把法院的职责揽过去，那他就是在为那些阿谀奉承之人工作，而不是为他自己了。

第六节在君主政体下，大臣不应该审理案件

让君主政体的大臣来审理诉讼纠纷也具有一定的缺陷。直到现在，一些国家中还存在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不仅有很多法官参与审理财政诉讼，还有大臣参与其中。在这里，我只挑数不胜数的感慨中的一点说一下。

事物的性质导致了议政院与法院之间产生一些矛盾。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法官的头脑都应该保持清醒，不能感情用事。而议政院在接办和处理事务时，需要成员们保持热情，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做到这样。所以，法院应该多一些法官，而议政院的成员不应太多。

第七节仅有一个法官

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官员。我们从罗马历史可以发现，如果只有一个法官，他就会疯狂地滥用职权。阿皮乌斯[196]在法庭上向来不把法律放在眼里[197]，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也敢随意摧毁。他是十大执政官之一，却糟蹋法律的公正，狄特·李维讲述了他的行为。阿皮乌斯曾指派一个人为他索取维吉尼亚作为女奴，按照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没有最后判决时，应该把维吉尼亚交给她的亲属，于是维吉尼亚的亲属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阿皮乌斯公开宣布，因为维吉尼亚的父亲维吉尼亚乌斯没有出庭，他的法律就不能执行[198]，因为他是为父亲制定这条法律的。

第八节各种政体下的控告

在罗马，与共和政体相适应，公民之间可以相互控告。在共和政体中，所有公民都享有国家的所有权利，都应该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公共利益。到了帝政时期，仍然遵循着共和国的原则，不过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后来就出现了一批奸诈之人和一批告密者。君主一看到一些人犯了法被判刑，就会很愉悦，于是那些染有恶习、品行恶劣，有一些才华又很有野心的人就绞尽脑汁去寻找这样的犯法者，因为这样做既让他得到利益又能获得名声[199]。我们国家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君主是为执行法律而立的，为了惩处罪行，他会在每个法庭里派一个官员，以他的名义执法，这条法律相当好。如此一来，告发者是何许人也，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了。如果这位为公众复仇的官员出现滥用职权的苗头，就可以强迫他说出告发者是谁。

柏拉图在其《法篇》[200]中主张，应该惩罚所有懒得向官员告发或提供支持的人。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做法了。公民之所以能够享受安定的生活，是因为公诉人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公民，并为此而付诸行动。

第九节各政体刑罚的适当限度

相对而言，专制政体比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更适合重刑，因为，专制政体是以畏惧为原则，这与以荣宠为原则的君主政体和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有所不同。

爱国心、羞耻感是宽和国家民众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那里的人都担心被埋怨，而很多犯罪念头也因此而打消。所以，宽和的国家，民法纠正起来较为容易，没必要用那么多强制措施，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确有不良行为就够了。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好的立法者立法的目的往往是如何使民风仁爱敦厚，而不是如何施用刑罚，着力点应在于对犯罪的预防，而不是犯罪后的惩治。

在中国这个东方帝国，有很多著作家都坚持并指出[201]，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的增多与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临近是成正比的。原因在于，民众的风气越坏，刑法就会越严苛。

对于专制政体来说，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越严厉、越残酷越好。因为在那里的人民，心中的悲伤、痛苦之大，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他们在乎的多是生死，而不是生活的好坏。而宽和政体下的人民就不同了，对他们来说，剥夺生活的权力就是对其最大的惩罚，因为他们对失去生活的担心远胜于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只有像和尚这样不幸到极点的人才会变得冷淡苛刻，幸福到极点的人同样也会，征服者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有温和的性情，才能对人寄予同情之心呢？那些趋于中间，生活不好不坏、命运不上不下的人。国家与人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蛮族与专制政体多见凶残、少见温情的原因所在，一个是生活极端艰辛，一个是一人奢华、众人苦楚，恰恰都在两种极端。宽和政体就不同了，因为从上到下，人人都有着不穷不富的家境、不好不坏的命运。

史书上多处记载苏丹们在司法方面凶暴残忍的事件，充分揭露出人性邪恶的一面，当我们读到此处总会为之痛心。

在斯巴达有一种很是匪夷所思的刑罚，也是其主要刑罚之一：妻子不可以借给别人，也不可以接受别人的妻子，并且，在家里时，只能与没结过婚的女子在一起。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只要是法律规定，它就是刑罚，都有其惩罚的目的。

第十节古代法国的法律

在法国古代，君主政体的理念在法律上得到了完完全全的体现。贵族与非贵族同犯一案，如果这个案件应得的是罚钱处罚，那么，非贵族交纳的罚金要少于贵族[202]。若是刑事案件则反了过来[203]，荣宠在身的贵族，要被消去荣宠，同时剥夺列席法庭审案的权力；没有荣宠可夺的小民，则以体罚代之。

第十一节民风正则刑罚少

正直是美德的基石，其力量之大无法估量。对于一个本性正直的人来说，因为他一心向善，所以，立法者只需告诉他什么是善就可以了。罗马人民恰恰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儿建议，而不是法律的严令。

罗马共和国最初用的是君主法和十二铜表法，瓦雷烈法[204]与拜尔希安法[205]问世，并产生效果之后，前法就基本被弃用了，因为，虽然刑罚减轻，共和国的治安却没因此不如以前，国体也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下滑迹象。

官吏对会向人民提出申诉的公民使用粗暴手段这种做法，是瓦雷烈法严令禁止的。就算是这样，对违反的官吏，除了称其为恶吏外，并没有其他处罚[206]。

第十二节刑罚的作用

太多的实例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刑罚宽和的国家公民对刑罚的重视程度，要甚于刑罚严酷的国家。

一个凶暴残忍的政府，如果发现国家出了问题，往往急于求成，这种立即奏效的心理通常让它用新的更严酷的刑罚来替代原有的法律。政府一味这样，而没有新的办法，这样时间一久刑罚就失去威慑力，不管它有多严酷。没办法，政府只得对每件事都施以重刑。比如，有的大国，有一种车轮碾压的刑罚，是专门为拦路抢劫而发明的，因为这种案件在那里经常发生，在实施之初的一段时间也起过一定的震慑作用，可是没多久，拦路抢劫的事情便死灰复燃了。原因很简单，人们对此司空见惯了，也就没那么畏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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