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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岁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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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岁月

我们还要不要忧患意识？

这是剪彩的年代呢，还是忧患的年代？

1993年却是世界的忧患之年。

众所周知的日本一直是以忧患意识作为其国民教育的主要脉络的。日本的教科书上几十年不变地写道：“日本国土狭小，环境恶劣，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会亡国。”“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干活，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近几年来，日本人还常说：“我们是坐在金矿和火药库上的。”

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写几本大书历数其于战后一片废墟之上，以战败国的赤手空拳建设成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光荣的，而且，这一切并不夸张，到目前为止，小小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亚洲的75%，储蓄率高于美国10%，在电子、汽车等高科技行业有足够的实力和美国、德国一争高下。

日本人是太精明了，从不露富，从不炫耀，还反复告诫国人：“不要忘记穷日子和苦日子”。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中国人只要良知没有泯灭就决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我们却不能不正视眼前的事实：日本人在“商场”上已经洗雪了当年“战场”上的败绩，并且取得了他们曾经企图用枪杆子掠夺而没有得到的一切！

一个在血液中注入了忧患意识的民族，绝对是强大的民族，也正因为如此，小国便成了大国。

德国总理科尔在1993年临近结束时的联邦议会上发表演讲说：“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科尔说这番话时，德国已经在近几年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排列表上，从1992年的第二位跌至1993年的第五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世界第二跌至第十一。科尔作为一国的总理完全可以把这种下跌归结到为两德统一所付出的巨大的经济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然而德国的总理没有因此原谅自己，而是及时地向社会和全体人民敲响了警钟，并要求所有的德国人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足够而且清醒的认识”。

韩国总统金泳三除了提出公开官员财产等廉政措施外，身体力行，不坐外国车，不吃豪华宴席，总统请客在总统府吃饭也就是一汤一菜一碗饭而已。金泳三对自己的下属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7000多美元，怎么能去挥霍享受呢？”

韩国人以坐外国车为耻。

韩国的地下资源相当贫乏，韩国人是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弥补的，他们用来激励人民的口号是：“资源有限，创意无限。”路透社在报道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时表明：13以上的英国人想不出他们国家哪怕是一件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而《经济学家》周刊更加直率地指出：“经济现实使人们认识到英国过去那种显赫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还了。”

伦敦的雾依旧那么浓，这很像英国这个老牌帝国的面纱，路透社所说的“普遍的危机感”也正在像雾一般弥漫。

美国是一个离天堂和地狱都最为接近的国家。它的强大体现在各个方面：经济实力、文化的包罗万象、可怕的核打击力量以及暴力犯罪等。

《华盛顿邮报》曾有一篇关于首都华盛顿市区青少年在贫民窟生活情况的报道，5年中，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有224个18岁以下的少儿在枪战中丧生，许多刚刚10岁的孩子已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后事”，比如西方社会通行的立遗嘱之类。

1993年11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一次黑人教育家的聚会上神情激动地说：“我们必须提醒整个美国，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不能再让一个11岁的孩子筹划自己的葬礼。”

克林顿还谈到，美国本来可以庆祝冷战结束、经济起飞的，“可是，我们正以别的国家不能容忍的速度浪费着我国最宝贵的资源——年轻人。”

看来克林顿也有忧患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当近年来中国的媒体充斥着大腕、大款、明星、富翁富婆的种种新闻，人们先是被深圳的大款与北京的大款斗富，一时性起竟摔掉了四万元的茅台酒惊讶；然后是广州开吃黄金宴——以金箔包裹食物吞而食之，并有文章举出中医药中黄金作为微量元素有药用作为佐证，似乎我们真的到了吃黄金的年代了。

公款吃喝每年吃了1000个亿，这是报章上屡见不鲜的一个数字。

1993年的头5个月，公款购车耗去的人民币是145亿元。

又据《中国日报》1993年8月5日报道：北京各大饭店每天倒掉的吃剩下来的珍馐佳肴为10吨还多！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8500万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而不得温饱，其中的2700万人则在绝对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为当代中国的赤贫者。

我们还有500万学龄儿童因贫困而不能上学！

民谣云：一屁股坐掉一幢楼，一顿饭吃掉三头牛，一包烟抽掉五斤油，吃了喝了还有礼品，分到房子还管装修，民脂民膏搜刮尽，花花银子如水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万不可小看了民谣，民谣中有民意、民气、民风、民怨、民忧。

中国的老百姓对各种各样的公款吃喝实在是已经到了莫可奈何的程度，这里说的是公款吃喝，也就是说慷国家之慨、以人民的财产来一掷千金的吃喝，与别的吃喝无关。

由此可知，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老大难间题，难就难在一方面有七八千万人吃不饱饭，另一方面却是愈演愈烈的吃喝风。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挥霍公款变成桌上美味的，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苦口婆心地反反复复地教育自己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吃饭”，甚至有过明确的“四菜一汤”的规定。有统计说，从60年代至今，政府部门下发的有关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达120多份，1988年以来的类似文件便有30多份，那是货真价实的红头文件，却被货真价实地糊弄过去了。

到了1992年，每年1000亿的公款吃喝打不住了，奢靡是无底洞，又深又黑，据香港报刊消息.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说，仅1993上半年，政府部门和各级国营企业单位的“公款招待吃喝玩乐的应酬费就超过了1100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不少”。

香港《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对比大陆国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挥霍浪费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去年，大陆人均全年生产总值只有300来块美元，与香港人均台湾人均相比，悬殊甚大。而去年每个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还不到800元人民币，还有9000万农村人口收入更低，许多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危房中坐砖地上课或因买不起课本而退学失学。”

有关评论还指出：“半年吃逾千亿元的现象，显示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部分由于结构性的体制使然。”

也许是世纪末情结的关系吧？世界被忧患笼罩着。发达国家的恶梦永远是经济衰退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吸毒贩毒等。科尔或许是更为典型的，在他领导的经济实力可以独步欧洲的国家里，他却在为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忧，并及时地告诫了他的民众。

从1993年炒来炒去的新闻中，中国人看不到忧患，而是发了还要发，快了还要快，然而肥皂泡总是会散去，忧患却像山一样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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