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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七章 用心险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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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杨玄感已经兵临东都城下，明日即可抵达上春门，而其选锋军更是势如破竹，明日定可杀至东太阳门。”韦云起步步紧逼，“贼帅韩相国势不可挡，今日再度推进，距离西太阳门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与杨玄感夹击皇城。这种危局下若瞻前顾后，任由皇城一团混乱，则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则东都沦陷，所以大王没有退路，唯有杀伐果断，一剑定乾坤。”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无懈可击。试想就连裴弘策这样的中央大员打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依旧高居官位，依旧权势倾天，那其他官员打了败仗就更没事了。既然打败仗没事，那家为何还要浴血奋战、舍身赴死？如此则越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留守府更是摆设，所有命令都很难得到执行，即便执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迹，而不是奇迹。

同样的，杀杨汪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者，甚至有证据证明参与了叛乱者，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性命之忧，那其他人违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叛逆之罪都不杀，我不过消极怠战，或临阵退缩、或打了败仗，那就更不算什么了。既然违法乱纪都没事，都无性命之忧，那谁还愿意遵纪守法？谁还愿意遵从命令誓死奋战？如此军纪涣散，士气低迷，大家都无心作战，东都如何坚守？皇城又能坚守几天？

大佬们面无表情，各自权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给他们思考，韦云起的“出击”时机选择地非常好，如果大佬们迟疑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东都失陷之日，而东都如此“神迹”地失陷，首先就把越王杨侗和他们这帮大佬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其次东都势必被接下来的连天战火所摧毁。

西京的目的本来就是摧毁东都，东都失陷得越早，对他们就越是有利，所以韦云起并不虚张声势、虚言恐吓，而是真正的要挟。你们帮我杀了裴弘策，我报了仇，你们守住了东都，大家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反之，你们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东都，而失去东都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了，韦氏此举把越王杨侗等人统统拉下了水，日后清算之刻，关中韦氏固然要与河东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鱼之灾，这等于无偿帮助韦氏分担了一部分来自河东裴氏，甚至来自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然而这个损失与东都失陷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们的选择是唯一的，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一旦他们支持韦氏，与韦氏联手杀了裴弘策，得罪了河东裴氏，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之后东都还是失陷了，他们还是要承担东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于是“大佬”们就不得不恶意地揣测韦氏的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东都，还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圣主和改革派，彻底终结改革，那也就意味着这场兵变很快就会演变成皇统大战，统一大业可能就此崩溃，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国祚可能就此败亡。以此来倒推，那现在韦云起要挟他们联手诛杀裴弘策，实际上就是以迫使他们与圣主、改革派和河东裴氏翻脸，来达到绑架和策反他们的目的，继而挟两京所有保守力量来对抗圣主和改革派，颠覆国祚，摧毁改革。

“大佬”们犹豫了，未来利益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难以抉择，但就在这时，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以临阵逃脱的罪名斩杀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诛杀杨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文都的公开支持，顿时让两难之中的大佬们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天平骤然失衡，几乎在这一霎那，大佬们都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语。宗正卿崔君绰一言不发。卫尉卿张权闭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显，三位山东籍的老臣在关键时刻都明确支持崔赜，只要崔赜是什么态度，他们就是什么态度，而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斗争中，这是一种宝贵的默契，不论对错，只论得失。

“某反对，御史台的建议不但无助于坚守东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陷东都于败亡之绝境。”果然，崔赜的态度旗帜鲜明。凡关陇人坚持的，都是山东人反对的，至于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万万，信手拈来。

崔赜坚决反对，从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驳斥，拿出了与韦云起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甚至公开威胁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你们今天杀了裴弘策和杨汪，等于把所有的东都官员和卫戍将士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当他们抵挡不了杨玄感的攻击，守护不了东都，却又无路可退的时候，除了战死就是投降，而他们大都会选择投降，于是一批批的官员和军队就被你们拱手送给了杨玄感，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所以某在这里告诫你们，如果你们杀了裴弘策和杨汪，而东都大部分官员和军队就此开始纷纷投降，东都因此而失陷，责任就是你们的，你们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

“一派胡言。”韦云起勃然大怒，当即反驳，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绰、张权顿时来了精神，不要看这帮老家伙们平时老态龙钟、有气无力，一旦进入“状态”，马上就变了，一个个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士气如虹，大有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

这个东西争不出结果，实践出真知，只有实施了才知道对错，但问题是现在东都面临生死存亡，没有时间去验证对错，而一旦实施了错误的决策，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东都就完了，就再也没有改正纠错的机会了。

杀，有道理，但结果可能是错的，而不杀，也有道理，但结果同样可能是错的，所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杨恭仁站出来了，充当和事佬，危机当前，时间宝贵，不能这样无意义的争吵，必须尽快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策。

杨恭仁的建议是，严格依照律法来，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杨汪的死刑，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但不能执行，不能马上杀了他们，因为依照律法，还须经过中枢审核，还须圣主下达诏令，然后在规定执刑的日期里才能砍头。如果借口非常时期或军兴之法（战时制度），就擅自把他们杀了，那置圣主和中枢的威权于何地？置礼法律法的权威和尊严于何地？

韦云起的目标是河东裴氏，是裴弘策，而对于山东人和江左人来说，裴弘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蕴，他们一个原来是山东高齐的旧臣，一个原来是江左旧臣，这两人的政治势力与山东、江左有很多交错重叠的地方，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护裴世矩和裴蕴，但可以舍弃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内，相反，他们倒是乐于看到关陇人自相残杀，当然了，裴弘策死了对河东裴氏还是有一定的打击，但这个打击显然不在山东人和江左人的考虑范围内。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关陇人和山东人各让一步，开始围绕着杨恭仁的建议“讨价还价”。

韦云起下定决心诛杀裴弘策，而崔赜有意力保杨汪，于是最后结果就是马上斩杀裴弘策，杨汪则侥幸“逃脱”，至于达奚善意最后连提都没提，直接被大佬们“无视”了。

然而，最后时刻，越王杨侗在秦王杨浩的暗示下，突然“发飙”了，一改往日的儒雅懦弱，像个痴儿般连哭带喊，连骂带叫，胡搅蛮缠，拒绝下达诛杀令。

樊子盖“大难临头”了。

既然宗室和山东人要力保越王杨侗，那么他们当然要配合关陇人联手施压，逼迫樊子盖以东都留守的名义下令诛杀裴弘策。

这完全不合法度，这根本就是践踏礼法律法，这严重损害了律法的权威和尊严，对圣主和中枢的威权更是个沉重打击，它带来的恶劣后果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今日的东都危机，亦会影响到未来的两京政局，然而，越王杨侗、杨恭仁和崔赜等人为形势所迫，即便知道韦云起用心险恶，即便知道以关中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保守势力为了摧毁东都而无所不用其极，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能妥协妥协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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