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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蛇口出发（第5页）

然而，这一做法不经意间踩到了人保的“地界”上，招致强烈反对。当时人保深圳特区分公司总经理是由保险业的监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副行长兼任的，相当于经营主体和监管单位集于一身。

人保反对的理由非常充分：工伤保险被认定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社保公司是无权参与经营的。严重点说，这属于“违反监管规定”。

蛇口社保公司如果要经营商业保险业务，该怎么办？答案是，要经过“监管部门允许”，也就是要获得“牌照”。

蛇口社保公司和人保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让马明哲动了申请成立一家新保险公司的念头。既然市场有需求，而在只有一家经营主体的情况下，难以给出更好的价格和服务，为什么不去试试新事物，办一家保险公司呢？

但马明哲的想法最初没有得到所有领导的认同和支持，袁庚一开始也没有同意。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监管者不许蛇口社保公司从事商业保险，又怎会认可成立一家新公司去挑战自己呢？

很快，马明哲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早在洋务运动时，李鸿章感到“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遂发起组建保险招商局。1875年，由时任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和徐润负责筹办的保险招商局成立，开了中国人自己经营船舶、货栈、货物运输保险之先河，打破了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当时，有人把保险（insurance）音译为“燕梳”。

1876年，保险招商局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1878年又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1886年，仁和、济和合并，成立“仁济和保险公司”。1986年，正好是“仁济和保险公司”百年之庆，招商局专门开会纪念。马明哲作为蛇口社保公司的代表前去参会，并在会上发言。他回顾了保险招商局的历史，也说了蛇口社保公司面临的困难，然后建议：“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让工业区重操旧业呢？”

“是啊，马明哲说得有道理。”不少与会者点头称是。

成立一家新体制的保险公司的想法，在马明哲心里扎下了根。他将想法写成材料，托时任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的车国宝带到香港，交给袁庚。袁庚看了材料，认为这个构想不错，一些内容非常超前。

1986年，蛇口还发生了一件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大事。当年5月5日，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递交了《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报告》，提出在1985年成立的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创建一家完全由企业持股、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商业银行。3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同意试办招商银行。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在深圳蛇口招商路北十栋诞生。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马明哲了解到招商局申办招商银行，希望从信贷和外汇两个领域拓宽工业区融资渠道的进展，而且得知在申请过程中，袁庚曾给北京的相关领导写过信、打过招呼。于是，他专门从蛇口乘船到香港拜见袁庚，恳请他为构想中的保险公司也写一封信。

袁庚同意了。1986年7月16日，他在给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信中提出，设立保险公司，既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信中还提出说，委托马明哲、车国宝具体推进此事。12月6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

1986年，马明哲动念办新体制的保险公司、袁庚提出办“社会主义股份制保险公司”，还赶上了一个可以借力的时机。当年7月，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把广东列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省，强调试点省要在保险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

在改革春风下，蛇口社保公司要办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也有创办一家保险公司的意向。两个意向同时产生，有一个共同的政策前提，即1985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设立保险公司的条件，为打破垄断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只是当时对新生主体的限制还很多，比如新保险公司不能从事法定保险、各种外币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业务等。这些条件非常苛刻，因为一家保险企业如果没有再保险和一定的分保能力，不但无法分散风险，而且也无法取得大客户的信任。

政策在松动，但认识并未统一。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人保之外的第二家保险公司？如果一家新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该地区一个市场的业务，不能跨地区经营，它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保费收入以确保生存与发展？换句话说，就算批准成立，它能不能养活自己？

尽管知道难度很大，但招商局选择了积极尝试的态度，让马明哲亲自跑北京，看看能不能把许可批文给“跑”下来。

“谁叫他姓马，马就喜欢跑”

有袁庚支持，加上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车国宝是从北京来的，在北京有些人脉资源，马明哲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跑”，“让政策落地”。他不怕生面，不怕屡次三番被拒，不断去“跑”。有人开玩笑，“谁叫他姓马，马就喜欢跑”。

在2006年的中国平安寿险明星高峰会上，马明哲亲口讲述了当初去北京“跑牌照”的情景。“1986年7月16日，我向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递交了一份申请成立保险公司的报告，之后就带着一个秘书、一名司机，开始了筹建。两年间，三次北上首都，两次直书，屡挫屡战。”这一日因此被马明哲看成自己的“司龄起始日”，比平安正式成立还早一年多。

在深圳递交申请后的不到一周时间，就被驳回了。领导的批复是“建议很好，但目前条件暂不成熟”。

被泼了一盆冷水后，马明哲决心继续争取。这次他越过了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把报告直接交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也是他第一次上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将马明哲递交的报告批转给当时还是半官半商、双重职能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的意见是：“建议很好，但目前的法规环境和再保体系均不完善，暂缓。”

申请计划搁置了数月之久。马明哲和同事们仍不放弃。1987年初，马明哲带着当初袁庚写的信，第二次赶赴北京。由于担心袁庚的信会石沉大海，他决定直接去中南海找领导。

通过不断努力和沟通，来自蛇口的申请方案终于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特区办等部门的支持。在特区办等部门领导的亲自主持下，由国务院相关部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保代表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召开。

马明哲第三次来到北京，终于把握住了难能可贵的机会。他在会上充分陈述了想法和思路，获得了大部分领导的认同。尽管有些领导还是提出异议，但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决定，采取让新公司“限于深圳特区开展业务”的折中方案。

保险业不同于其他金融行业，其经营难度与复杂程度更高。中国人民银行要求蛇口工业区必须找一家金融企业作为股东。由于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本来就有开设保险公司的意图，时任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鉴庭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决定共同发起成立平安保险。

“平安”这个名字的来历，是马明哲有一次在香港参加一个保险行业研讨会，和香港地区老牌保险公司太平保险、民安保险的参会代表交换名片后，灵机一动，从“太平”“民安”里各取了一个字。

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平安”的寓意实在吉祥和美好。在中国文化中，“平安”始终是人们祈求和追寻的愿望。平安所在，福祉所在。

在平安最终拿到牌照之前，国务院特区办还主持开过两次协调会。在第一次协调会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在内的大多数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的条件和基础是有的，但会议没能解决成立一家新保险公司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开办再保险业务的问题。

第二次协调会召开的时间，是1988年3月12日“植树节”前。会前几天时间里，马明哲都很忐忑，几天都没睡好。会上各方终于达成共识，纷纷表态支持，原来持“不支持”态度的参会代表也把意见改成了“不反对”。

1988年3月21日，批文正式下发，平安保险有了“准生证”。一个月后的4月22日，马明哲和同事们取得了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深新企字05716号），公司注册名称为“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00万元。深圳蛇口社会保险公司持有51%的股份，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信托投资公司持有49%的股份。

1988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正式对外营业。这一天被定为“司庆日”。

马明哲清楚地记得，从1986年7月16日递交申请，到1988年5月27日正式营业，一共是690天。

蛇口，一个不平凡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一段不平凡的创业岁月。

“平安是蛇口的孩子，30年来，我们从未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时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在创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这句话是蛇口基因的集中体现，也是平安文化的精髓概括。在这样的鞭策下，平安一路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蛇口基因能保存多久，平安未来就能走多远。”这是本书出版前夕我们书面采访马明哲，他在回答蛇口和平安的关系时给出的答案。

“平安”二字，初心如童，却有着一股因理想而生的非凡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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