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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后天伦理作用特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他在1914年时曾“清夜自思”过去十年的经历，自我总结道：自到上海以来的新学训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胡适以为，这是他“去妇人社会”太久的结果。实际上，这恐怕更多与他在家乡时养成的防卫心态有关。不过，胡适在思念家乡的“久处妇人社会”之时，或者于无意中回想起了母亲“每为余道吾父行实”。那为人要“率其性”的父训，虽久遭压抑，究竟并未置之脑后，此时就在起作用。他认识到，“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结果是他“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术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77]这是胡适少见的措辞严厉的自我批判。其所强调的，正是太注重“作圣”而忽略了“率性”。后来胡适虽有意识地“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但总的来说还是“作圣”的一面为主流，特别是在得了大名之后。因此，胡适一生种种的“开拓”与“落伍”，多少都可以由此少年经历去观察。

同时，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生在上海，比胡适大三岁的顾维钧，在读完仅教识字的私塾后，便直接进入教会学校，以后的教育是越来越西化，结果到晚年还必须强调自己的中文可以写得“通顺”。[78]实际上别人也曾说过顾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认知，正是因为其他许多从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生在北京，比胡适小两岁的梁漱溟，则是在读完《三字经》后就读新派的《地球韵言》，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是殉清的，从根本上只能归入“保守”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趋新者。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79]

所以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在新学占了上风的大地方反已衰落。而胡适正靠着这点“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自己的天下，初步树立了这个少年乡下人的自信。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胡适得以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不过“一个月不曾看一场戏”，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1]参见《口述自传》，第4—18页。

[2]《四十自述》，第44—46页。

[3]《四十自述》，第34—35、71页。

[4]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再版，第23页；《胡适致胡敬仁》，《胡适研究丛录》，第206页。

[5]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6]《四十自述》，第53—54页。又见胡适在livgphilophies（newyork：sion&schter，1930，reprt，1942）中的自传条目（以下只引书名），p239也参见李敖《胡适评传》，《李敖全集》第8册，台北，1983，第391—392页。关于“超我”，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收在林尘等编《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57—209页。

[7]《四十自述》，第55—57、32—33页。

[8]《竞业旬报》第25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512页。

[9]《四十自述》，第68页。

[10]《四十自述》，第36页。

[11]这一点承翟志成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12]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1916年7月29日）中曾指出“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不知老之将至”是真孔子的精神。而胡一生所为也正符合这两条准则。

[13]唐先生语见《口述自传》，第22页注14。

[14]参见《口述自传》，第11—18页；《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页。

[15]胡适与任鸿隽1916年7月往来信函，均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16]这里所谓的大传统小传统，是套用西人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分法。如果从追随者的众寡看，下层文化这个传统当然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儒佛道之争的胜负还要重新研讨；而中国文化的宽容一面也在此凸显。这个问题太大，不能在这里讨论了。

[17]《四十自述》，第68、73—78页。

[18]《胡适文存》卷四，第238页；《四十自述》，第32—33页；胡适日记，1923年4月9日；《谈话录》，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