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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第3页）

在东方，更是有人做出以法律破坏法律的事情，比如他们处罚妇女罪犯时，用的居然是经过训练的大象。阴险而残忍的提比略曾下令，让刽子手对少女先奸后杀，原因竟然是为了遵循“还没有达到婚嫁年龄的女子不能处以死刑”这一古老的罗马习俗[531]。这位暴君哪里知道，他在遵循习俗的同时，却践踏着优良的民风。

日本官吏的做法更是荒唐至极，比如，他们在广场上把妇女脱光衣服示众，还强迫她们像畜生一样爬行[532]。再比如，他们让一个母亲对儿子……让一个儿子对母亲……[533]简直没法说，这些行为不单让廉耻为之战栗，就连大自然也瑟瑟发抖。

第十五节为控告主人而释放奴隶

为了使奴隶能揭发其主人，奥古斯都立下这样一条规定：如果拥有奴隶的人密谋反对他，那么就公开出售这个人的奴隶[534]。要特别重视对发现重大罪行有帮助的线索。因此，在那些蓄养苦役奴的国家里，奴隶虽然不可以做证人，但成为告发者则是理所当然的。

主人意图谋害塔尔昆的计划就是温德克斯[535]揭发的，尽管如此，温德克斯却不能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指控布鲁图的儿子的案件里。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被还以自由之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并非出于让其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而还其自由之身这样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塔西佗皇帝会下令，奴隶不能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任何案件中，不能提供对其主人不利的证言，就算是在大逆罪案[536]中也一样。查士丁尼的法令汇编并没有收录这条法律。

第十六节诬告大逆罪

说实在的，罗马的皇帝们虽然制定了那些令人痛心的法律，但这并非是他们自己的主意，要怪就怪苏拉[537]，对诬告者不予以惩罚就是他教导的，没过多久，诬告者居然还能得到奖励[538]。

第十七节对阴谋的揭发

在《旧约·申命记》[539]中有这样一条律法：“如果有人暗中引诱你，让你去信奉其他的神，你必须用石头将他打死，不论这个人是你的兄弟，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的娇妻，或是你可共生死的朋友，不单是你，还要号召民众一起动手[540]。”这条法律显然给予了一切罪行极大的方便，所以，它不能用作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民族的民法。

还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遇到阴谋不揭发者，一律处以死刑，就算与阴谋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关系也应如此。君主政体国家如果要实施同样的法律，最好加以限制，因为这是一条相当狠毒的法律。

在这样的国家里，把大逆罪划分等级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条法律也只能是针对最高级的大逆罪才可不加限制地使用。

在日本，就算是非常一般的案件，知情不报者也以死罪论处。这也是日本法律违背人类理性的地方。

有两个女子，一个是情场上坏主意很多，另一个是知情不报，结果两人被判死刑，刑罚是被禁锢在同一个插满尖钉的柜子里，直到死去。从这样一个故事[541]中我不难看出端倪。

第十八节过度惩治大逆罪给共和国带来的危险

在一个共和制国家里，对谋划颠覆共和国之人的报复与判刑，应该随着此人被打倒而停止，就连奖赏也一样。否则，大权往往会因重大变故而落入少数公民手中，而这少数的公民正是叫嚣复仇最凶者，他们将打着复仇的旗号建立暴君政体，这样摧毁的就不单单是统治者这么简单的问题了，摧毁的将是整个统治体系，而这就是滥施重典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宽宥就宽宥，能少放逐就少放逐，能少没收财产就少没收财产。应该让政体尽早回到正常轨道中，让法律再次成为一切的保护者，而这一切就包括每个人。

希腊人对暴君或那些被怀疑是暴君的人的报复从来都是无限度的。不但这些人的子女会被他们杀死[542]，有时甚至连他们的五个近亲也难于幸免[543]。届时会有很多的家族被放逐，国家更会因此变得不稳固。而被放逐的那些人就是为国家埋下的祸根，因为他们回归之时，通常就是政体发生改变之日。

企图实行暴政的卡西乌斯被判处死刑，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遭到为难，这就是罗马人聪明的地方。“在与马尔斯人[544]的战争和内战结束之后，有人试图变更法律，禁止那些孩子担任公职，因他们被苏拉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凡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有罪的[545]。”迪奥尼西奥斯·哈瑞凯纳斯这样写道。

罗马人的心灵在一点一点堕落着，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点在马略和苏拉对垒的战争中就已明显暴露了出来。这样的悲剧，人们本以为不会重演了。然而，在十大执政官执政期间，就有些人企图再残忍些，但是又不想让人看出，于是便用诡辩极力地做着掩饰，于是一种戴着面纱的可悲情景出现了。要想了解那些不受法律保护的条文[546]，可以去读一读阿庇安[547]的著作。也许有人会说，为了共和国好是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他们说如此手段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比的，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富人可以更加安全，百姓可以更加安宁，危及公民生命的事情是大家都担心的，所以都想方设法来安抚士兵的怨气，总而言之，所有人都将感到无比幸福[548]。他们说话的时候是那么镇定，没有一丝的羞愧。

当莱皮杜斯打败西班牙的时候，莱皮杜斯根本没看到罗马的血流漂杵，还在下着“尽情玩乐，违者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549]”这样荒唐到了极点的命令。

第十九节自由的行使在共和国如何中止

英国的议会干预法[550]有这样一项法律——以牺牲某个人的自由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往往都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法律在雅典也有[551]，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针对某个人，但要生效还需六千公民投赞同票方可。罗马的特殊法[552]，也是针对个别公民的法律，只是特殊法只有公民大会才有制定权。法律只有适用于所有人才能真正具有威严[553]，所以，西塞罗认为，凡是这样的法律就应废止，不管它是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制定的。看了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民的一些做法，我得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自由无须像用帐幔遮盖神像那样遮盖，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

第二十节共和国哪些法律对自由有利

凡是平民政体的国家，都会制定一些法律来保证控告的公开性，在这些法律下任何人都有指控他想指控的任何人的权利，以此来保护公民的清白不被玷污。埃斯基涅斯因控告忒西封，被处以一千德拉克马的罚金[554]，这是因为他未能得到五分之一的支持票，因为雅典法律中有这条规定；由于忒西封的控告是不公正的，所以，一个“K”字烙在了他的额头上，这是因为如果控告人不公正就要受到羞辱[555]，正是罗马法律所规定的。控告人的身边是有专人随侍的，这是为了防止其贿赂法官和证人[556]。

在接受审判前，被告是可以自行放逐的。在雅典、罗马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这在前面也已谈到过。

第二十一节在共和国中，法律对债务人是很残忍的

如果一个公民向另一个公民借钱，那么，很明显，前者的地位远不如后者的地位高，前者很快又会囊中羞涩，因为他借钱就是很需要用钱。试想，在共和国中，他们在地位上的差距还要被法律拉大，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刚开始的时候，雅典和罗马[557]准许债权人出卖没有还债能力的债务人。梭伦下令，严禁强制任何人以人身偿还民事债务，从而修正了这一常规做法[558]。然而，梭伦虽然颁布了这条法令，但十人团[559]却不愿意效法他，并没有按照此法令改革罗马的做法。十二铜表法中许多地方都体现了十人团企图伤害民主精神的做法，并不止这一处。

罗马的法律对债务人极为残忍，使共和国屡屡陷入危险境地。人民一旦在公共场所[560]看到从债权人家中逃出来的债务人浑身是伤，肯定会激动万分、义愤填膺。债务人因为债权人不敢一直关押着他们而离开了囚室，从而得到了一些承诺，不过，根本没有人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此一来，人民便退居到圣山上。人民还是得到一个保护他们的官员，尽管没有使这些法律得以废除。摆脱了无政府状态的人们却差一点儿陷入暴政之中。曼里乌斯企图从债权人手中解救那些被债权人沦为奴隶的公民[561]，以此来收拢人心。曼里乌斯的计划并没有消除伤害，虽然很受人们欢迎。为了让债务人还债，又出现了一些为其提供方便的法律[562]。罗马428年[563]，颁布了一项剥夺债权人将债务人扣押在家里的权力[564]的法律[565]。帕皮利乌斯[566]作为债权人，给青年普布里乌斯戴上了铁镣，而且还想对他实行性侵犯。罗马从塞克斯图斯的罪行中获得了政治自由，而从帕皮利乌斯的罪行中获得了公民自由。

过去，这座城市因为有人犯罪而得到了自由，后来它的自由又因有人犯罪而得到肯定，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民曾因卢克莱修的灾难而疯狂地反对暴君，后来又因阿皮乌斯谋杀维吉尼亚的事情而再次掀起反对暴君的狂潮。与臭名远播的阿皮乌斯事件相似的事件[567]在其过去三十七年后[568]又发生了，人民于是退到詹尼科勒，保障债务人安全的法律重新发挥了作用[569]。

从那以后，就算借钱之人没有偿还债务，债权人也不能因其没有偿还债务而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反倒是债权人要是违犯了反高利贷法，则会受到法律追究。

第二十二节君主国中，什么会侵害到自由

为了审讯某个人而任命的专员，是这个世界上对君主最没有作用的东西。在君主政体下，自由通常会被这种做法减弱。

对于君主而言，为这些专员而改变事物的正常规律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们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些专员总是一意孤行，因为他们是君主任命的，必须听命于君主，而且他们心怀畏惧，非常重视国家的秘密。所以按理说，君主肯定要比这些专员正直、公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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