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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单位,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许多人备感自己怀才不遇,备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备感活得窝囊委屈。
据我想来,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各自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深圳人却一般不这样。他们很少抱怨深圳。也许是因为当初是他们自己乐于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还是一种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么原则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没有人仍觉得怀才不遇,没有人仍觉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压抑,没有人仍觉得与他人比起来自己活得窝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触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较,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他们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着他们的另一种自尊和自信。
仿佛,深圳像一种学校,它教育出来了另一种当代中国人。
我曾去过深圳一次。目前为止,仅仅一次。
我曾很想调往深圳。最终彻底打消念头,原因之一是深圳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似乎太远了,远到不止是南方,简直就像是国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于我到过深圳一次。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哈尔滨。直至下乡前,没离开过它。如今,我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哈尔滨。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亲轮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尔滨还有我诸多的同学和兵团战友。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无论世人对此如何评说,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依重难以解脱。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贫穷在我和大多数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阴影。父母辈在贫穷年代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们总希望生活在他们周围,起码是生活在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以图能够更经常地尽我们作儿女的义务和拳拳孝心。
一九七七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际,有三个分配选择‐‐哈尔滨、北京、上海。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去哈尔滨的志愿。坚决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阴错阳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离家乡、离父母和弟弟妹妹、离亲情和友情最近的选择了。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可十四五年内,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远或近,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去深圳的。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毕,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时已是下午,在市内转了转,第二天去了沙头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只不过途经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买的冲动。甚至竟有点儿后悔。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黄天霸》,第二场还是《黄天霸》,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我仍在北影)。
在深圳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抽空儿拜访了一位从哈尔滨调到深圳美术馆的画家。在哈尔滨,他一家四口住两间阁楼。而在深圳,他住四室一厅。住处环境相当优美。附近有集市,买什么相当方便。尤其海味和副食、蔬菜,在我看来,丰富极了,价格也并不比北京贵多少。当然,最令我心向往之的,是友人的居住面积,大约近一百平方米。对他而言,在哈尔滨是不可企及的,恐怕只能是幻想。对我而言,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是幻想,当时我在北影,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间筒子楼。
我非常坦率地承认,我几次萌发调往深圳的念头,主要是幻想能住上宽敞的房子。我是一个从小在低矮的泥土房中长大的人。宽敞的房子对我来说,直至一九八六年,一直是个美丽的梦。
深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新,很现代,也很深刻。它新得好像没有一条老街陋巷,没有像门牙缺洞一样的胡同,没有南方所谓&ldo;棚户区&rdo;或北京所谓&ldo;危房区&rdo;。这大概也是令许许多多人心向往之的吧?对我而言,它现代,是指在那么有限的还不如北京半个区大的范围内,耸立着那么多高楼大厦,外观又都那么新颖。当年北京还没有盖起那么多,盖起了的也很分散。
但是,我觉得,深圳当年新得还谈不上有任何有意义的历史,也还没有形成起码的文化氛围。单讲文娱,仿佛除了电影、刚刚出现的录像厅,就再谈不上其他了。
我竟没找到一家书店,只偶然地见到了一个书摊。书摊上只有花花绿绿的刊物,而没有一册文学刊物,没有一本文学书。哦,对了,也不能说没有一本文学书,有从香港贩入的《金瓶梅》,也是洁本。还有几种字典,包括英汉字典。
我当时想,看来深圳不适于我。尽管我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我投入它的怀抱,它肯定也会回赠我较好的居住条件。
我常反省,作家是些古怪的人,或曰是些很有毛病的人。所选择的生存地,历史太悠久了不见得是好事。悠久的历史会将作家的思想压扁,变形。完全没有历史似乎也不行,会使作家感到思想和观念仿佛一只无锚的船,轻飘无所定位。文化氛围太浓厚了不好,那样子文学将被大文化淹没。完全没有文化氛围似乎也不行,那样子作家会感到寂寞,感到窒息。作家的创作激情,有时是要靠文学的氛围去激励和鞭策的。
当年我主要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便是这些了。
我离开深圳时,心里默默对自己也是对它说‐‐别了深圳,看来我们没有缘。
我内心里竟不免地有几分感伤‐‐好比离开的是一位姑娘,她有令我动心之处,但是,她似乎不适合做好的终生伴侣。我们结不成婚。一往情深,凭着一股冲动结婚,我看不到人生乐观的前景。
令我惊讶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经济,几乎是在同步发展的。如果说它十几年前是一个海边小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文化环境可言,那么伴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文化的骨骼也开始形成,这与许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几乎可以认为这一事实带有某种奇迹性。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深圳拥有相当一大批有文化的深圳人吧?
我所结识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
一九八六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仅次于&ldo;出国热&rdo;的&ldo;闯深圳热&rdo;。那时,对于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深圳还是一个令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尽管它已经变得相当热闹,但那一种热闹,似乎是另外一批人营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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