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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那么，上海人的&ldo;自私&rdo;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图二十一）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ldo;自私&rdo;。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ldo;公私不分&rdo;的（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也就无&ldo;私&rdo;可&ldo;自&rdo;。传统中国是&ldo;乡上中国&rdo;，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ldo;家&rdo;，国同样也是&ldo;家&rdo;。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飞私&rdo;，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ldo;关侬啥事体&rdo;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ldo;可笑&rdo;（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糙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慡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ldo;戆大&rdo;。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ldo;可笑&rdo;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ldo;自私件或&ldo;小气&rdo;，在上海人看来则是&ldo;大家清慡&rdo;，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ldo;国情&rdo;，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ldo;精在明处&rdo;，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ldo;自私得合理&rdo;。这个&ldo;理&rdo;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ldo;拎得清&rdo;。否则，就叫&ldo;拎不清&rdo;。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ldo;合格&rdo;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ldo;拎不清&rdo;，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ldo;拎得清&rdo;才是真精明，&ldo;拎不清&rdo;则是假精明。比如&ldo;吊车&rdo;就是。所谓&ldo;吊车&rdo;，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ldo;自私&rdo;、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ldo;拎不清&rdo;。对于这种&ldo;拎不清&rdo;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ldo;拎不拎得清&rdo;，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ldo;拎得清&rdo;。否则，就叫&ldo;拎不清&rdo;。

仍以前举&ldo;吊车&rdo;一事为例。&ldo;吊车&rdo;者的心理在上海是：&ldo;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rdo;在北京则是：&ldo;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rdo;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ldo;走不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rdo;乘客的心理则是：&ldo;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rdo;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ldo;了不起大家都不走！&rdo;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ldo;不管这个&lso;闲事&rso;，我就走不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rdo;结果，&ldo;不自私&rdo;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ldo;自私&rdo;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ldo;自私&rdo;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ldo;摆渡&rdo;。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ldo;摆渡&rdo;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ldo;摆渡&rdo;也是属于&ldo;拎不清&rdo;一类的。因为&ldo;摆渡&rdo;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ldo;摆渡&rdo;的时候，大家都不肯&ldo;摆渡&rdo;，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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