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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诗心与佛心（第2页）

不仅如此，就连诗的方法，也通于禅。司空图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禅宗则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沧浪诗话·诗辨》）又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羚羊挂角”语出佛典：“道膺禅师谓众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传灯录》卷十六）意思是羚羊没有气味，挂角于树，地上又没有痕迹，好猎狗也寻它不着。“水中之月”亦出佛典：“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五灯会元》）

王士禛倡为“神韵说”，谓“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神，有得意忘言之妙。”（《带经堂诗话》卷三）神韵说的影响非常深远，很多人都同意它。但说到什么是神韵，大都不甚了了。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季羡林参照印度文论，阐释说：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重意义：其一，表示功能（本义）；其二，指示功能（引申义）；其三，暗示功能（领会义）。这三项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说出来的，包括一和二；第二类，没有说出来的，包括三，在一和二也就是表示功能和指示功能耗尽了表达能力之后，暗示功能发挥作用。又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字是说出来的东西，不著一字就是没有说出来，因此才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羚羊挂角，地上没有痕迹，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说出。“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每一句包含着两种东西，前者是具体的，说出来的，后者是抽象的，没有说出来的，捉摸不定的，后者美于前者，后者是神韵之所在。“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是说出来的，意是没有说出来的。比如“兴阑啼鸟尽，坐久落花多”（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当然表达出一种情景，但妙处不在这情景本身，而在这情景所暗示的东西，比如境界的幽静，物我的浑然一体等。这些都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就叫神韵。（见《关于神韵》）

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就是因为一方面几乎所有禅宗大师在说法和行动中，都不直接地把想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声断喝、当头一棒或答非所问的方式来暗示，让对方自己去参悟。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春来草自青。”（《云门文偃禅师语录》）说出来的是介于可解不可解的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核心、是精神，有赖于接受一方的感悟。很有诗味。

另一方面，诗人名句如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杜甫“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等，也很有禅味。

于是读者看到，所谓禅诗，与大自然、与山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诗人吴均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就是说山水能涤荡人的心胸，能启迪人的智慧，使之觉悟。所谓“得江山之助”。山水诗是中国诗的一大宗，正是在这一宗诗里，诗心与佛心之契合，达到无与伦比的深度。山水诗之深契佛心，往往不亚于僧侣之赞颂。

诗心所以深契佛心，第二关键词曰“智慧”，佛语谓之“般若”，即正见，即看破放下，即缘起性空。佛语的空，并非无，而是放下，所以能容。日本明治时代有一位禅师叫南隐，来客向他问禅，他将茶水注入来客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继续注入，茶水溢出杯外。南隐的意思是，来客不先把先入为主的看法忘掉，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是不能有所容受的。

当人完全放下的时候，他就有了容受的兴趣，可以独具只眼，目击道存，从平常事物中看到不平常的意思，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见道语，发人所未发。这便是佳句，也便是止于智慧。

东坡在颍州时，一个正月的夜晚，夫人王氏说：“春月胜于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可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东坡大喜道：“此真诗家语耳。”所谓诗家语，就是怀着兴趣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之语。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饮酒》）、“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李白《春日醉起言志》）、“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月夜》）、“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杨万里《夏夜追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同前《小池》），等等。无一不是见道语，无一不是美的发现、真的发明。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华严经要义》）——佛无处不在。泰戈尔说，大自然是他亲密的同伴，她手里藏了许多东西，要他去猜。而他没有不一猜就中的。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也便是止于智慧。

诗心所以深契佛心，还有第三个关键词，曰“慈悲”。“慈悲”本为佛语：愿给一切众生安乐叫作慈，愿拔一切众生痛苦叫作悲。也就是普世价值中的博爱和人文关怀。“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真的诗人，无不具有悲悯之心。陶渊明为彭泽令，雇人回家干活，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见诗人的慈悲。

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作为一介亡国之君，李后主怎能担荷人类罪恶呢？按，王国维这里不是说后主其人，而是说“后主之词”。西方诗人奥登说：“诗的功用无非是帮我们更能欣赏人生，反过来说，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普陀山的普济寺有一块匾额曰“与乐拔苦”，就像是这话的缩本。后主之词超越词人一己之利害，将亡国的深哀剧痛和宇宙人生的感慨结合起来，把一切众生伤逝的悲哀都写出来，也就帮助众生承担了人生的痛苦。这是一种很大的慈悲。

宋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因为他的诗心是广大的。佛心也是广大的。我有个主张——就是写个人经历，从自己跳出来；写社会题材，把自己放进去。否则比较狭隘。政治无情。政治家却有情。他只要是诗人，必有慈悲的一面。王安石《别鄞女》是为一个夭折的稚女写的诗：“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表现出王安石的慈悲。曹操《蒿里行》是伤时念乱的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现出曹操的慈悲。明人谭元春说：“此老诗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钟惺又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

“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也便是诗心深契佛心的一转语。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什么是兴？兴就是兴会，就是喜悦。什么是观？观就是正见，就是般若。什么是群？群就是博爱，就是慈悲。唯有这个怨字，需要再说几句话。在孔子看来，怨只是诗的四个作用中的一个，而且是排在最后的一个。司马迁受宫刑，著《报任安书》，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偏激命题，后来被发展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的创作论。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苦乐是人生的两面。“尘世难逢开口笑”（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人生之苦总和，较人生之乐为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钱锺书说：“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辞’的诗来的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辞’的好诗来的多。”（《诗可以怨》）

依奥登之说，“欢愉之辞”可以帮助我们更能欣赏人生，“穷苦之言”则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这是一块金币的两面，缺一而不可。所以陶渊明说“欣慨交心”，弘一法师说“悲欣交集”，王蒙说“泪尽则喜”。因而钱锺书又说：“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同上）

朱光潜说“和平静穆”是诗的极境。鲁迅抬杠说，举凡诗人，都不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西方也有“愤怒出诗人”之说。什么是金刚怒目？“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雪》）是金刚怒目。“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也是金刚怒目。

“金刚怒目”，亦涉佛语。原作“金刚努（怒）目，所以降伏四魔（指恼害众生的四种魔——烦恼魔、蕴魔、死魔、天子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可见“金刚怒目”与“菩萨低眉”，也是一块金币的两面。所以，“诗可以怨”，其于佛心，虽不中亦不远矣。

故曰：诗心深处，往往契合佛心。

2009年11月1日于欣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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