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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第1页）

[41]冯友兰语转引自余先生文；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330—331页。

[42]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nation（sept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43]转引自陈源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4页。

[44]《年谱》，第198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161—162页；胡适日记，1914年2月9日。

[45]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3—537页。

[46]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

[47]《口述自传》，第94—97页。

[48]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19页；《口述自传》，第116页注29、第20页注8。

[49]夏道平：《谈自由，念胡适》，《世界日报》1990年12月16日之《世界周刊》；吴森：《杜威思想与中国文化》，收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50]参见danieltrodrs，ntestedtruths：keywordsaricanpoliticsscedependence（newyork：basicbooks，1987），pp190—192，杜威的话引在该书第191页。

[51]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57—270页。

[52]《口述自传》，第93页。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bgrieder）也有相似看法。贾氏关于胡适的名著，有两个中译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名直译，作者音译为格雷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和《胡适评传》（书名转译，南海出版公司，1992），都有小错而尚可。本书所用为后者，简作《胡适》，参见第42、99页。

[53]胡适日记，1914年1月25日、7月7日所附他1917年3月补记；《口述自传》，第91—92页。

[54]贾祖麟：《胡适》，第97页；《口述自传》，第92页。

[55]胡适日记，1915年8月21日。

[56]《口述自传》，第117—123页。

[57]《口述自传》，第12页、第20页注8。

[58]胡适发现，在一部康德占40页的西方哲学史中，竟然未提赫氏之名，大呼“决不能使我心服”，好在洋人也不很在乎胡适是否心服。参见其《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页；存疑主义见第36—41页。

[59]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21页；《口述自传》，第252页。

[6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今日西人治汉学者中文程度渐深，可以预期冯氏的“贞元六书”将来在西方的影响还会增大。因为那里面恰多“举一反三”式的概念化内容，其出发点或视角又常与西人相接近，加点材料并再事发挥就可做成文章。这是题外话了。

[61]《口述自传》，第117页。

[62]《口述自传》，第124—126页。

[63]《口述自传》，第97页。

[64]本段与下段，胡适日记，1921年6月30日、1917年3月27日。

[65]《口述自传》，第214页；《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66]胡适日记，1922年2月26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05页。

[67]参见《口述自传》，第181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9页。

[68]随着胡适影响的扩大，章太炎到北伐前后也越来越不容忍胡适及其方法了。

第八章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一般人都认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关怀有一个从制造到政制再到文化的发展模式。胡适的只讲科学，不讲和少讲“技术”和实业，即着眼在文化层面；反过来，强调文化也为不讲这些内容（包括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到了文化讲不下去，不得不“展缓判断”时，就只有两个方向：一是进一步讲全盘西化或本位化，其实都是文化已讲到头的表征；二是回过头来讲政治，再由政治退回去讲实业（梁启超在20年代即是如此）。这两者都不能很成功时，就进一步提示“坐而言”的阶段已到头，不得不让位于“起而行”者，而后者更多是边缘知识青年。胡适在将要谈政治时，中国的政治恰在发生剧变。知识人的边缘化与社会演变中边缘知识青年的兴起结合起来，中国政治的意味就将全然不同。

一并非不得已

“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1]这话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也曾广为人所引用，当然是可信的。但这话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及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他的真意，恐怕还都值得分析。胡适在即将离美的那几个月，自称主要在“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在他告别朋友并总结其在美学习经历的一首诗中，曾说他从农科转到哲学是要从此“讲学复议政”。这话他以前转系时并不曾说，应更多代表事后总结之意，大约就是他此时所想的建设事业的一个注脚了。[2]

胡适自己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举他留学经历为证。的确，他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但当他以“觇国者”自居时，政治无疑是其最关心者。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更明言：“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这就是他常以“觇国者”自居之真意。而且此意到老不衰，晚岁客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的唐德刚先生发现，胡适及其同辈朋友很少谈论学问，“他们所谈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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