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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二审开庭（第1页）

7月9日。民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前妻和女儿一同陪伴，老同学姬仁厚和他的女儿也去旁听。在通过戒备森严的安检之后，邓衡岳被法警带走坐在了安装有许多大铁笼旁边的椅子上候审。

只听到主审法官宣布:

“将犯罪嫌疑人邓衡岳带进来!”邓衡岳在法警的带领下步入了法庭，环顾四周，只见法庭正面中间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一张很长的大桌子背后放着三把高低不等的椅子，中间坐着一个女法官，显然是审判长了，左侧坐着一名年轻的审判员，右侧则坐着一名女法官，邓衡岳知道，这位女法官她就是他的主审法官。台下正中间电脑前坐着一名书记员。法庭左侧坐着支持抗诉的检察官薛有权，右侧坐着邓衡岳的辩护金律师。法庭四周空荡荡的，只有邓衡岳的前妻兰姿萍和女儿，姬仁厚带着正在学律师的女儿旁听，邓衡岳的左前方有一个不认识的，看样子是刚从学校毕业实习而来的，衣着打扮都不是很讲究。一直在低头写着什么，看不清她的真实面孔。估计是位女记者。

审判开始了，程序和一审基本一致，后悔的是当时已经发现支持抗诉检察官薛有权有了种种劣迹，肯定对邓衡岳的案件审理造成不利，当时就应该申请要求回避。

公诉检察官薛有权所列举的证词证言基本还是一审时的那一套，重点却对邓衡岳的原始书面证据做了忽略，而是侧重在人证方面，还是一审所提供的那些人证，因为省百货公司已经面临破产，大多数人员都已经自谋职业，留下几个造反派每人手拿一枚部门公章自封为王，以反腐为由，无中生有，造谣生事，恨不得抓出个罪犯来，以显示他们的决心。

并非是邓衡岳撞在了他们的枪口上，而是他们有意识的陷害邓衡岳作伪证。

毫无根据的人证刺激了邓衡岳，是他头脑发愣，失去了理智，对着检察官薛有权冲了一句:“放屁”，这一下子捅到了马蜂窝上了，主审法官给邓衡岳当庭提出了警告，薛有权当即就表示请求法庭要求予以重判。

金律师开始做无罪辩护。他是这样说的：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华西并欣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邓衡岳的委托，指派我继续担任其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责。

在正式发表辩护意见前，请合议庭重视一下情节：邓衡岳所在公司不是一审，二审检察机关起诉时所称的“华西省百货公司长城经贸公司”，而是叫“华西省百司长城经贸公司”，这有工商营业执照证明。长城经贸公司是一独立的法人单位，而不是像起诉书、抗诉书所称的“二级法人单位”、而公诉机关的起诉从名称上看就错误的认定了公司的隶属和与百货公司的关系。

下面辩护人就本案发表辩护意见：

一审法院判决邓衡岳无罪正确。抗诉书对主体的认定仍然错误。

对邓衡岳身份的认定在一审中控、辩双方就进行过多次辩论，辩护人只是强调，邓衡岳是风险承包，而这一点，一审起诉单位金城西检察院自己的文件就已证明，再2001年6月金城西检察院制作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中，检察机关认定了邓衡岳挪用公款案在长城经贸公司属于“风险承包经营”，何以现在检察机关又不认了呢？

抗诉书中称：一审中辩护人所提供“风险承包合同”只有省百货公司经理签名，没有加盖公章，又称省百货公司没有存档，并称承包责任书必须有公司法人签字，单位盖章后才能生效。辩护人在一审中已提交了复印件作为证据，现手中仍有两份邓衡岳和省百货公司签订的“风险承包合同书”原件，与复印件是一致的，法人代表签字，百货公司印章清晰，现提交法庭，抗诉书所述完全错误。

抗诉书中所谓犯罪事实的认定，既无证据支持，也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2万元贪污问题，起诉书及抗诉书中，均认为是邓衡岳编造邓衡岳的名义将公司2万元据为己有，事实上检察机关认定的证据并不是长城公司的账目，而是省百货公司财务科所提供的依据，而在长城公司的账册中清楚的记载着公司尚欠邓衡岳应付款，否则我的当事人为何要自己打条子领钱，对这一行为公诉机关始终未搞清楚。

关于我的当事人领走元问题，公诉机关也未搞清楚来龙去脉，根据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和市政府就小西湖立交桥拆迁补偿办法及长城公司购买房屋使用权合同规定，经过计算长城公司仅能获得二十余万元，而邓衡岳作为经手人已将长城公司应得补偿款拿回并全部进入公司账。偿还给了职工的集资款。这在起诉书1也讲得很清楚，是按规定领取的。

而元“拆迁补偿款”是对快餐馆装修的补偿。2000年后期，长城公司职工在本案证人刘泰槐等人的组织下，所有职工不在上班，一下子解体，账、物均甩给了邓衡岳一个人，从此以后长城公司一直无人过问，邓衡岳只能采取自救，他在无任何收入的情况下，用公司拥有使用权的房屋，开一餐馆谋生，而餐馆要装修，购买设备、设施、要雇人。这些都要用钱。我的当事人用借、欠等方法把餐馆开起来经营了一个阶段后，即赶上拆迁，根据拆迁政策是应当获得补偿的。检察机关收集的拆迁公司证明及金城西法院的说明也都证实，房屋拆迁时装修补偿是另行计算的。

长城公司账目管理混乱，是有特殊原因的，这固然与邓衡岳作为风险承包人的认识有关，也与其他分管人员不负责任有关，就像当时管账的刘泰槐、管物的罗建华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想干就干，想走就走，不办理任何移交，造成公司账、物不清，也就是他们认为是邓衡岳个人风险承包经营，所以，我的当事人在经营中的账物不清，个别用发票冲账与贪污是有明显区别的。

公诉机关在指控邓衡岳贪污时，所用证据中，部分账册记载是由华西省百货公司财务科出具的，也就是说公诉机关用省百货公司所提供的账来证明长城公司经理贪污。证据显示，省百货公司和长城经贸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这一性质决定了两个公司的关系，如公诉机关认为省百货公司是长城经贸公司的上级公司，有权提供省百货公司的账册证明长城公司经理贪污，那也应由省百货公司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来证实，而不应由财务科长在一张纸上随意写上几笔就来证明邓衡岳贪污。

需要明确的一点，邓衡岳出任长城经贸公司经理、法人代表并不是出于单位委任，而是基于双方的“风险承包合同”，邓衡岳在长城公司行使权力，承担义务不同于正常情况下的国营公司，它是“戴红帽企业”。而是应按“风险承包合同”进行，这是本案的特殊之处。

另，关于长城经贸公司成立时，省百货公司曾借给长城公司30万元购置房屋使用权问题，公诉人提出既然买房子的钱是百货公司出的，房子就是百货公司的，补偿款应归百货公司，这一论点非常错误。第一，双方挂账均认为是“借款”；第二，购房主体是长城经贸公司；第三，长城公司已经将房款还清。所以，拆迁补偿款当然应当归长城公司所有。若按公诉人理论，当事人向银行借钱买房，房子就是银行的而不是当事人的，可能吗？

审判长、审判员：

邓衡岳作为长城经贸公司法人代表，属风险承包经营，这一基本事实存在，在没有对长城公司进行财务、经营审计的情况下，公诉机关即以另一公司出具的、无任何依据支持的证明邓衡岳贪污，并不顾2000年后，邓衡岳即以下岗无人过问公司情况这一客观事实，从邓衡岳经营七八年中抽出三笔账，不问前因后果，不考虑整体情况，即指控邓衡岳贪污，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更不公平。这三笔账在邓衡岳的经营中如何认定，只有对其承包经营整个情况审计后才能查明。

一审判决客观的分析了涉案证据，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邓衡岳有罪，从而判决邓衡岳无罪是正确的，检察院的抗诉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罪证，抗诉无理，请贵院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邓衡岳在个人陈述过程中，就金城西检察院在抗诉书中所提到的承包合同没有公章一事为法庭递交了盖有百货公司公章和法人签字的原始合同，还就长城公司成立初期借用百货公司三十万元欠款归还收据递交了上去。充分证明了长城公司没有一分钱的国有资金投入，所用资金全部都由职工集资和银行借贷而来，九年多没在百货公司领过一分钱的工资，证据显示自邓衡岳下岗失业以来百货公司也没有给交过五险一金。实际上长城公司就是一个“戴红帽企业”。另就长城公司歇业以后，自己的法人资格自然消失，省百货公司也不闻不问，更没有进行财务清算和审计，给了《下岗证》，实际上百货公司已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邓衡岳自谋职业，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不符。

庭审结束了，法庭当厅没有作出判决，邓衡岳又回到了百姓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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