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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社祭与社会

自先秦以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致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这种封闭性的社会结构形态，再加之传统的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必然决定了下层百姓的社团生活极为贫乏，尤其是那种公开的社团活动，更是受到统治者的严厉禁止。当然，在明代秘密社会兴盛以前，中国传统的社团生活仍以公开的“社会”与“庙会”为主，这是因为社会与庙会不仅是民间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劳作之余的休闲与娱乐。

一社与民间社祭

关于社与社祭，在经学家那里，早就聚讼纷纭，众说不一。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注经，就“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王肃另出新说，与之论难。清人孙星衍曾对他们争论的焦点作了归纳。

从中可知，经学家关于社祭之义的论辩，已井然分为两家。王肃一派认为，社是“上公”，是句龙，而非地祇。而郑玄一派则认为，社为地祇，是土神。尽管两家之说截然相反，尽管郑玄之说比起王肃来，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但笔者在此不愿对其作出优劣是非判断，因为经学家的考证、论辩实在过于繁琐，恰好与民间社祀约定俗成的简洁形成鲜明对照。其实，在后世民间的社祀中，已将句龙、土神混而为一。

在东汉，经学家又就“社主”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荀彧问仲长统：社所祭者为何神？长统答道：所祭者土神也。但侍中邓义却不以为然，认为社当为句龙。

至晋，就社祭为一社抑或二社，也有争论。自汉代至魏初，均立一社一稷。到景初之时，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于是孔晁言，并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时俱祭，于事为重，于礼为渎，宜省除一社，以从旧典”。

但傅咸又持异议，认为应“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同时，挚虞也主张立二社，“以为永制”。

假若拘囿于经学家的说法，势必会使社祀、社会的研究走入死胡同。笔者胪列上述各家之说，目的无非是为了对经学家的说法进行适当的梳理。至于真正深入地探讨社的起源以及社祀问题，尚应借助于新的考古发掘，以及其他文献的印证。

据以往一般的说法，认为社起源于周。其实，根据甲骨文资料以及新的考古发掘报告，社当起源于殷商。在商代甲骨文中，存在着“邑”的称呼，而邑通常立有社。如甲骨文云：“己亥卜，贞王侑石在麓北东，乍邑之.”

“王侑石”云云，其实就是商王在筑邑时的祭社之举。商代之社，文献亦有明证。《墨子·明鬼下》：“昔者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之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位（社）。”现代的考古发现，更可证明殷商邑社存在的普遍性。如郑州商代王城宫区东北百余米处紧靠北垣内侧的斜坡上，有一处以立石堆、狗坑、祭房、烧坑组成的祭地，共有六块大石，中心一块最高，四周又放五块。

这大概类于前所述的“立邑祭社”的遗迹。

自商以后，周、秦立社之事，经传记之亦甚详。周自武王胜商，曾立有两社，一曰周社，一曰毫社。

《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诸大夫尝以书社。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又曰：越王请以故吴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

又如《战国策·秦策》：“赌之二社之地。”高诱注：“邑皆有社……二社即二邑。”这种邑、社概念的出现，可能与土地崇拜有关。

与此同时，与上述以乡为社不同，就起源而言，有时社又指社神。如《大司寇》：“大军旅莅戮于社。”注：社，谓社主在军旅也。所谓社主，即社神。又《尚书·甘誓》云：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曰：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以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可见，古人以社为阴主，似乎掌管刑杀之权柄。

综上所述，自原始氏族社会聚落以来，至商已形成了邑这样一种居民聚居点，这就是文献所称之“邑聚”。邑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经过有计划的人为规度才得以形成。有邑就必有社，这说明社首先是土地崇拜的产物。商代祭社立邑现象的出现，证明当时的人们已开始重视邑与周围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社为句龙，则是土地神的人格偶像化。

有社必有社祀。所谓社祭，就是社神崇拜。从商周以迄明代，社祀一直载于官方祀典。大社、国社而下，有千五百家至二十五家，均可立社祭祀。关于社神，一般认为是后土之祀，故社主多离不开土地崇拜。据说，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粟。关于社用石为主，《淮南子·齐俗训》云：“殷人之礼，其社用石。”此即为明证。至于社主用石的原因，崔灵恩《三礼义宗》作如下解释：“社之神用石，从土地所主最为实，故用石也。”社主用石，在后世也有遗存。如《后魏书》记，天平四年（537）四月，“太社石主迁于石室”。

可见，社主用石，自古已有明说。

自夏代开始，社主已有用木之说的存在。如《周礼》就说田主各用“所宜之木”。后世以木为社之风更盛。晋时即以树为社，因而有“社树”的说法。如卞承之《乐社树赞》说：“余门前有一社树，盘根疏柯。”

南北朝时，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言：“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可见，南北朝时也以树为社主。在五代后周时，社主仍沿习用树。王明广《上书宣帝请重兴佛法》言：“鬼非如敬，谓之为谄。拜求社树，何惑良多。”固然王明广斥责拜求社树为迷信蛊惑，但从中仍可反映出后周以树为社。当然，社树只是笼统的说法，至于用何树为社主，则当“各以方所宜木树之”。所以，夏代以松为社，殷代以柏为社，周代以粟为社。到了元代，自立社稷，以棠为社。明代，粤地风俗，立社置石，“以为神之所栖”，或者“依巨木奉祀，亦必立石，不塑神像，宛然有古人风焉”。

古人所祀社神，虽为后土，却配以句龙，此为社神人格化的滥觞。其后，凡是有功德于民者，均可被民间祀为社公、社神。元人欧阳玄言：“予惟瞽宗祠于学，乡先生祠于社，尊有道、尚有德也。”

元人真德秀也说：“古者乡先生没而祭于社。夫社者，报本之事也。乡先生何故而祭于此耶？盖尝思社之为群祀之首者，以其产嘉谷，育蒸民。而乡先生之重于乡，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于善也。”

可见，乡先生死后祭于社，其本意盖源出于尊有道、尚有德。而后世先贤祠的出现，事实上也是古代社祀的遗风。

后世里社之设遍布天下，由于社神的人格化、偶像化，以致社神多有姓氏爵号，土地崇拜也就转化为宗教化的偶像崇拜。这种社神的偶像崇拜，汉时即有“栾公社”。史载，汉时栾布有功，于是燕、齐一带“皆为立社，号称栾公社”。

又汉石庆出为齐相，齐国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当地人为立石相祠，又称“石相社”。

唐之崔郾，有德于乡，死后谥曰德，人为立“德星社”。

后晋天福六年（941），在澶州建奈河将军堂，祀奈河将军，由社邑中人集中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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