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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不乱乎一则小说的体系解（第1页）

“小说稗类（..）”！

——一则小说的体系解

让我假设此刻正面对着一个以上的小说爱好者——这种人比一般的小说读者有较世故的阅读经验，所知道的小说家也不只是常上电视、偶传绯闻或突然变成政客的那几位；这样的小说爱好者可能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两篇或者一两本小说，他们时而会对小说这一行感觉迷惑。这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因为它与小说爱好者重大的人生问题（或人生之中较重大的问题）分毫无涉；小说既不能解决那些问题，也不能减少那些问题。一旦小说爱好者的人生问题在其某一阶段的现实人生之中突显浮现出来，他们不是忘了小说，就是把爱好小说这件事当作未经世事、不够成熟时期的一个梦、一则幻想。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梦和幻想——更确切地说，如果对梦和幻想抱持迷惑，那一定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

那么，让我假设此刻正隔着这一片轻盈的迷惑与小说的爱好者遥遥相对。

按图施工

每一个写小说的人也注定与一整部及其身而止的小说史遥遥相对。倘若其间的距离不是如此遥远，他也就不至于对小说如此迷惑。我们可以如是假想：一个能够灵活书写的少年在立定志向从事小说创作的那一天开始，读到了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66）的《登徒子》（

Satyricon

）残卷二章和阿普列尤斯（LuciusApuleius，约123—约180）的《变形记》（

Metamorphoses

）。在此之前，他必须从未读过紫式部（MurasakiShikibu，约978—约1016）、塞万提斯（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1616）或施耐庵（1296？—1370？）的作品；当然，也更不容许他先读乔伊斯（JamesA.A.Joyce，1882—1941）以迄于王文兴或鲁迅（1881—1936）以迄于黄春明的作品。换言之，我们为这有志于成为小说家的少年打造好一个从小说源起时代直到当世的阅读环境、一桩巨大的教养工程，使之一步步在浸润于小说发展历程的训练之中，发现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如何踵事增华，抑或折枝萎叶。务使其体系性地认识古今中外小说演替的各种技术，甚至美学原理。如此一来，这少年对小说这一行自然有了（像堆叠“乐高〔LEGO〕玩具”一般）纤毫不错、分寸不乱的理解。然则，这少年能够成为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缔造新典范的小说家吗？我猜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像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那样为爱弥儿完整设计的教育体系里，作者也在《爱弥儿》（

émile

ouDel

’

éducation

）的自序中坦承：“这本书的内容，一点没有次序，而且不大连贯；无非想给贤良的母亲，作个参考。我起初在作些短篇论文，不意接连地写得很多，竟做成一部书了。”世间没有一个按图施工、照《爱弥儿》教养长大的活人，恐怕更不会有一个按图施工、依小说与小说理论的体系培育出来的小说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写小说的人便活该与一部小说史遥遥相对，对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小说雾里看花。如此只便宜了那些侥幸出头又懒惰行事的写小说的人。小说爱好者倘若不以小说为余兴娱乐，不把小说当作是人生青涩阶段误打误撞、错织错就的梦想，不将小说看成是晋身文化场域博名获利以便冠“小说家”之名奠定其社会地位的工具，那么终将有一天，他势必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曾经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另一层是：我所爱好的（无论是阅读过的或者创作过的）小说又在小说史上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

终将有一天，小说爱好者会和这样一个巨大的、纷呈的、复杂的、繁琐的甚至看似零落错乱的体系碰面。

第一块拼图

谓之零落错乱，乃是基于一项现象面的事实：文明史不只是一套加法计算出来的。正如人们无从断言，在政治或经济上，我们所置身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人们也同样无法断言，当代的小说是否已超越了前人的成就。越来越细腻的许多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的探索反而经常告诉我们：在小说这个体制的发展过程之中，某人某作其实是某人某作的遗绪，某件诸元其实是某作诸元的脱胎。关于小说的诸般理论倒像是要宣称：小说史之形成自有一套减法。不能承认这套减法确乎存在，便无法正视小说史的零落错乱。而所谓零落错乱，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指小说绝非后出而转精、益学而渐巧，有一定向而线性的进化。相反地，小说史上不择期亦不择地而出的经典作品之间，却常出现漫长的停滞、衰退、缩减、逆变。无以计数的小说作品从未依据任何一条自然律法或科学法则推挤堆叠、迎向（或造成）某一高峰，由小说所构成的文本世界更是一片庞然的混沌。所谓“小说的体系”或“小说的理论”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矛盾语。

然而，这一片混沌必有可解之途。就像卢梭论教育之初所感知的头绪万端一般，他甚至开宗明义地暗示（人为的）教育之不可能（“无论何物，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弄坏了”），但是卢梭毕竟完成了他的教育论。推测他“没有次序”“不大连贯”的书写之始，心中也只有整个体系的第一块拼图——依循自然。试图为小说的混沌世界摸索出一个体系的可能性亦复如此。这里的第一块拼图是：另类知识。

鄙夷那个洗耳朵的家伙

庄子一定难以想象：他既是第一个使用“小说”二字成一词的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小说家。然而他所谓的“小说”，并不是后人眼中的小说；在他那里“饰小说以干县（按：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外物》）的意思是说：粉饰一些浅薄琐屑的知识，去求取（权力拥有者所征用而致之）高名，那么距通达的境界还差得很远呢！

显然，庄子是看不起“小说”的。近世治小说史或文学史的人多只片言带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即云：“（小说）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达史》第九章第四节首段几乎全抄此语，亦未多作解释。这些史家大约根本不相信庄子正是后世小说观念之中的第一位小说家，要不就是很难费劲地去解释：首创“小说”一词的小说家所鄙夷的小说并不是后世观念之中的小说。也正因为这一寓巧合与误会的双重夹缠，使人们难以从庄子的鄙夷态度里发现先前所提及的第一块拼图，那块“另类知识”的拼图。

尽管《庄子》一书的真伪如谜，详考各篇归属更莫衷一是，即使连《外物》一篇都有西汉道家所作、庄子自作后人增补、秦汉之间学者所作、庄子后学逸文而由汉人编辑等诸说，然而以庄子整体学术的旨趣而言，编造故事以模糊知识界圣贤地位的企图则清晰而一贯。质言之：庄子诸多寓言、卮言之作假借尧、舜、老聃、仲尼、颜回、惠施乃至鲁哀公、梁惠王、卫灵公等历史人物之名，制造情节和对话，或则全然对反于创学立说者原本的知识，或则令那些学说在言辩机锋的对峙之下被庄子自己的知识所掩覆而倾绌，庄子对他笔下的孔子之立论是否前后矛盾、自相扞格可以说毫不措意，因为他的作品正是在渗透和抗拒那些流行天下的知识。举个例子来说：当儒家一径歌颂着尧、舜公天下的禅让政治时，《庄子·逍遥游》却让许由教训了尧一顿，而留下了“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的著名玩笑。

到了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玩笑开得就更大了。皇甫谧自己是个嫌厌政治的人，晋武帝屡次征召他出任，他从不答应，只向晋武帝借了一车书，隐居以终，书当然也始终没还。《高士传》里的许由就很不堪了。皇甫谧描写尧一再要让天下给许由，任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巢父的人牵了头牛犊子过来，问许由为什么要洗耳朵，许由说了“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的缘故。巢父答得妙：“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汗吾犊口！”说完，便牵着牛犊子往河上游喝水去了。

《高士传》自然不是传记，而是小说。皇甫谧假借传记表述了他对真正的隐者和虚伪的隐者的看法。他笔下的许由就一如庄子笔下的尧或孔子一样，都不再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种俗知鄙识的化身。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确认或实证庄子鄙夷尧或孔子、皇甫谧鄙夷许由，我们只能把庄子笔下的尧和孔子以及皇甫谧笔下的许由看作两位小说家所要对抗的知识符号。小说家所提供的则是另类知识。为了捍卫“正确知识”“正统知识”“主流知识”“真实知识”的持论者——如中国古代的史家，才会像孔子那样论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才会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那样独裁：“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史家所造之语。

是谁告诉太史公的？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里叙及垓下之围，项羽只剩下残兵败将二十八骑的时刻，发出“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慨叹。在数千汉骑的围困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会打仗，项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可是接下来的片刻之后，司马迁描述项羽对乌江亭长说的一段话中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之语，可见那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在顷刻间被汉军歼灭殆尽。试问：“非战之罪”的慨叹、“吾为公取彼一将”的豪语乃至“如大王言”的赞服诸语，是经由什么方式载录下来，又辗转经历了两百年传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项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间就被汉骑分尸裂体了吗？又是谁说出来的呢？

一个减法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马迁那样大胆径用小说家手法所书写的历史，也有其他“另类知识”可以渗入的空间。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述及司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与之私奔：

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童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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