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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 她是一片绿叶(第1页)

“史铁生作品全编(..)”!

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如今姐姐十四岁,妹妹十二岁,互相不见已经五年。姐姐跟着母亲,妹妹跟着父亲,相隔几千里远。父母离了婚,法律不承认感情,便把姐妹俩也分开。暑假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还想念母亲,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有的是勇气和魄力,也有办法。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声色不露,神鬼不觉。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暑假将尽。去火车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说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东西,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到了车站,进了站台,上了火车,一切都顺利。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火车要开时心慌了,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于是露了马脚,被拉扯着下了车。姐姐急得在车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妹妹在车下哭。车开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说得母亲黯然无语。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个母亲。

孩子怨母亲,这太好理解。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

闲时,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副好身体;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再譬如相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或环境中),这与“出身是不能选择的”类似,全在乎上帝的态度;最后一条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的挫折,以免活得发傻。有了这五条,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他。当然,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一条不落。

柳青一九四九年上小学,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这明显是个好兆头。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就是“儿艺”的前身。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潮),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事先每只“鸽子”都激动得不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单等首长签名留念。世上像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

一九五四年夏天,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她被严恭、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拍摄《祖国的花朵》,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队委员高桂云。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曲名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几乎是公认的: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一首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首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前一首悠远、辛酸,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不必像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确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宠儿。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无一不是漂亮的。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当然一定要美。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从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一百米蛙泳的市纪录。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看来“福无双至”一语不绝对准确,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

一九五六年,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建校已有一百多年,以前叫贝满女中。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完全能想象得出:红领巾飘飘扬扬(红旗的一角),五指并拢高举头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但心中定是沸腾,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似乎也不好),热泪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彩车开得太快。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柳青说:“一种极高的荣誉感,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全部课程都是五分。”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却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以便符合第二条,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

柳青很小,父亲就离开了她们。柳青跟着母亲长大。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条)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柳青娘(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的重要,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屡有发生。所以请注意: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与文凭、学位和职称,是分明的两码事。文化素养是什么?此文要求一万多字,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讲一件事,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五十年代初期,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两家人住隔壁。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柳青说,“一做准是五件,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与“报告文学”不甚匹配,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这一点却又像比“报告”和“文学”都重要。柳青说:“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自然的发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打得很牢,很扎实,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真诚、坦率、积极进取、与人为善……一直到十五岁,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闷闷的,不甚惬意,慢慢寻思道: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太像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我既为天君,焉能做下这等孬事?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三魔鬼领会出来,真把时间抢得好,一九五八年五月,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假恶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就这样,上帝可谓功德圆满,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九岁,十四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种叫作“肝豆状核变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难自理。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政府帮了一个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不知怎么讲),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刘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再有用钱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骑了车去看妹妹。母亲不在了,十五岁的姐姐决心让十四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车,到了清河,见妹妹躺在床上,卫生状况一塌糊涂,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后再蹬了车回来。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得想法挣点钱。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名曰勤工俭学。早晨六点钟起床,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带上干粮,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晚上五点回家,洗下一盆铁锈汤……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四年。后来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柳青说:“对于这一段生活,我倒并没觉得太苦,不抱怨,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天生如此,当然如此,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感谢上帝吧,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认识柳青是在一九七五年。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便愿意来与我聊。由虎子介绍(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我的中学同学),约了日子,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说:“她等于就是我姐姐,你怕什么。”我说不怕。她来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说错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就更显得美,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让人笑话。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马。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写了一个剧本,寄给柳青看。她回信说:“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如是者许多次。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我们的关系很平等。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风也似的“刮”来,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说那一篇“写得真不错”。我不免又激动一回,却是激动不过她。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她整年在外头跑,采访、写剧本、筹资、拍摄,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消息不怎么好,多是失败的消息。消息如下:

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夏,她与别人合写《忠诚的战士》,写的是贺龙。剧本在一九七八年《电影文学》上发表。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但中途下马。原因很多。

一九七八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作证》,但没有拍摄的机会。此本收入一九八〇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证》。

一九七九年五月到八月,她又写了剧本《音乐之家》,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此片未能投产。

一九八〇年四月到十一月,她与王艺瑜合作,编导了《漓江春》。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一九八一年底总算公演。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二月,她又写了剧本《黄山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又未成。与此同时,她与王力雄合作,写了《末代皇帝》的剧本,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终于放弃。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会儿了,呼吸有些紧。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现在的导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相当于搬运工、勤杂工、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都说,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凭什么拍得起电影?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话。如果想失败呢?那就甭说,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人可真是个好人,可惜太不会处世,心肠又太软,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对人也太易轻信……还有好几个“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个好人”,就注定与这些个“太”分不开呢?倒未必。做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据说,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此语过于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没那么玄,不过证明了“秉性难移”和“命运即性格”两句话的伟大。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是大摆其架子好呢,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柳青是不摆架子的,因为不会。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外出选景或拍摄时,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她想也没想,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不明白气派的用处。在黄河源头拍摄《漂流》一片时(地处海拔四千九百米的巴颜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自己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出发,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她既是导演,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刚刚做过一次手术,无论从哪一点说,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过她像是有点“不识时务”,据说“今非昔比”,眼下“摆架子”和“气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说就懂):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办些。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剧务尚且气派如许,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事情又好办些个。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准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来。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住下等房间,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再说威信。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举个例子?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四人帮”惯施的是另一种——这例子举大了。没那么邪乎。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真糟透了。不过失败就失败吧,柳青还是坚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样好。

又见到柳青时,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依然是风一般地来,又风一般地去。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发现不必。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作证》和《黄山吟》。

《作证》是她为编写《忠诚的战士》,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这儿是贺龙的故乡,是老革命根据地。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年近花甲了,级别约在局级以上。“四人帮”肆虐横行时期,他离开了北京的家,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并悄悄地住下来。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什么不清楚。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既无喧天的锣鼓,又无动地之炮仗,两人住在茅屋里,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便是织女又降凡间。众人都羡慕,也都感动,又都惊讶,便有了种种猜测。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到底来与她团圆了。众说纷纭,但都相信: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老根据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纯净善良,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柳青被这故事打动,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就想去见见他们,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

以上就是剧本《作证》所根据的原始素材。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

《黄山吟》,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做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热爱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然而现在,他寻遍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在深谷、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他们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来顺受浑浑噩噩做生活的奴隶,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萦绕于山头,俯视人间,不忍离去。

柳青说:“人的生活不够美,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在艺术中创造美、实现美。”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中国多流言,因为中国人少流动,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瘫痪”在一处。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又加了夸张与变形,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性教育又极缺乏,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包括结婚和离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并存,即可畅销,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

大明最后一个狠人  女王幽荧  至尊人生陈歌马晓楠  我和学神官宣了  时光储存器  蹩脚诗人流浪记  秋天的路上不要哭  我真的只是个菜鸟  穷拽的女人  李有才  蜜糖味恋爱  抱歉,我不擅长推理  神级偷取系统  任教第十年  我原来是富二代陈歌马晓楠  贴身家丁  我心向阳而开  神级狂婿  太古凌冥李天命沐晴晴  陈歌杨雪陈歌马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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