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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人缘我说李致（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书缘·人缘

——我说李致

◎周良沛

不想，此事一晃，又是三十多年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我将编好的《胡也频诗稿》《戴望舒诗集》《徐志摩诗集》请严文井（1915—2005）同志审阅，当然是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此时，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把手，按照我当时的想法：这几本书此时要在国内出版，自然只有找他。因为，之前，胡也频（1903—1931）身为“左联五烈士”之一，无疑是被推崇的，对他的作品，多是推介《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类思想先进、倾向鲜明的小说，对他的诗则极少提及。他的诗也全是在他成为革命者之前，受李金发（1900—1976）的“象征主义”影响的产物，当年，直至今日，诗坛所移植西方的种种“主义”，多是对于这种种“主义”的哲学基础不顾，只是对它一些表面技法的模仿，不伦不类，可以一笔带过，但对于研究这么一位革命先烈来讲，却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事。戴望舒（1905-1950）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就出版过他的《诗选》，但选得太“严”了，是本很薄的小册子，若以人选诗，他抗战时期在香港坐了日本人的牢，其不屈的爱国之情实可钦佩，但作为诗人，他是中国新诗之“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既是介绍诗人，只见“人”不见“诗”之全貌，总是一大遗憾。其中的徐志摩（1896—1931），一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时至今日，我也绝不赞同将他作为否定“五四”后新诗运动中许多进步诗人的赌注，那样对徐志摩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他笼统地否定，也缺乏起码的公平。

同时，“突破禁区”，也是此时“解放思想”的必然。我自己也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还新诗运动其运行的一个原貌，才来选编整理及评述的。但是，它的出版，它的“突破”，似乎又应该在北京这个权威的文学专业出版社更合适些。一般情况，稿子投去，它分到哪位编辑手上，他个人，或者还经过上级定下一个处理方案再回复给我，三月半载，那就是很快的了。我直接找了严文井同志，当然是心情有些急，希望我自己的历史唯物观可以得到认可，所以才直接找上门去。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当代》的创刊时，从我这里拿了两首长诗《大路之歌》《击鼓》去，终审都是文井同志，他是战前的“京派”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行政干部，这两首诗发稿刊出前，他都约过我去谈诗聊天，还有这么一点文缘，我也才敢直接闯去找他。对此，他很久都没吭声，看来，是处于很为难的境地。他当然不会对书稿本身发表什么意见，更不会像某些人那么简单、粗暴地否定这些诗集的作者。他颇费斟酌地用词遣句，才说了一句：“我还看不出来现在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时候！”

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诗集

作为同是出版家的作家，是鉴赏水准、文学品位很高的行家里手。这句话是处于在此岗位的行政语言。这回，我要争什么，也不该同他去争，当知礼而退。

可是，现在还不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时候”这句话，对我也是颇费思量。三十年过去，事后想来，这些书一面市，就出现那些自己都没弄明白戴望舒、徐志摩就“吃”他们的，借此贩私，鼓吹“现代主义”（在此得特别声明，如此说并非笼统否定它，它涉及意识形态中诸多复杂、敏感的话题，似应另拟专题专论），导致许多热爱、初学写诗的年轻人之思想混乱、无视艺术规律的乱象看，影响是不好的。从这类受众接受它的水平看，说它还不是出版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对过去没有完全遵照艺术规律来对待艺术的报复。可是，它们出版的时候又该在哪年哪月呢？我只能那么干等着么？为什么不可以开始积极推动它们的出版呢？

出版社不在我手上，干着急也无用；我也很固执，仍然想方设法在扩大有关资料的搜集，在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之内，完善诗集的编辑工作。

在上海，见到巴金老（1904—2005），我特别喜欢同他谈我所读过的他的小说，也特别喜欢他不形于色的热情。我们谈了他写的和曹禺改编的《家》，他谦虚地赞赏了曹禺的改编，并说到曹禺的戏剧语言是很值得学习时，巴老似乎看准了我在不务正业，问道：

“你这阵子还写诗么，在忙些啥子哟？”

我如实禀告了我上述的无奈。

“徐志摩？”他也跟文井同志那样单独提出“徐志摩”来，怔了一下，也是在想了一下吧，随着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还是可以出的罢”，立即声调高昂，语速也快了：

“你去找李致，叫他出！”

这对我太突然，我懵了。孤陋寡闻，当时还确实不知“李致”为何许人也。不过，我相信，巴老介绍的人，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怕找不到么？正因为是巴老所说，我凭口空说，还不当成打着巴老的牌子招摇撞骗？我只得央求道：

“巴老，您给我写个字条嘛！”

“什么都不用，就说是我说的就行了，我会同他打招呼的！”

我再说什么，便是对巴老的不敬了。

可是，“李致”这两个字整天在我脑中打转，“李致”到底是谁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怎么这样孤陋寡闻呢？巴老不仅提到，而且是他那么可以信赖、托付的人，绝非一般人士。看到《辞海》，我拿到手上，准备在上面查找，一想不对，巴老托付解决问题的人，肯定是位能与巴老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名人，也肯定是位大活人，怎么可能是《辞海》上作古的圣贤呢？说不定是个年轻人，小帅哥也可能的嘛。关起门来，比过去搞“运动”的准备阶段之“闭门思过”还难受。在这个圈内混了几十年，如此浅薄，自当思过。苦了自己两天，忽然想起一同访问各海港的徐靖姐、大同兄不都在成都么？何不问问呢？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到邮电局挂了长途。

“哎呀，良沛，你怎么搞的？”徐靖大姐快人快语，音质很好的长途，传来的声音也特别爽朗：“李致李致，李致你都不晓得？是我顶头又顶头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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