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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记忆（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一个人的记忆

◎字心

我的记忆里，李致调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大抵是“文革”中后期的一个暑天，他穿一件洗旧了的短袖衫，发白的经纬间还留有他在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干活时未曾洗尽的泥迹。其时正值“批林批孔”，身为分管文艺读物的社领导，李致显得忧心忡忡，不堪重负的样子。不久患上眼疾，三天两头跑医院，遇上棘手的诸如“写走资派还在走”一类选题，便聚众讨论，讨来论去，好像推磨，转过了三百六十度又转三百六十度，反正原地兜圈子。

这位新来的领导真会走群众路线，我当时实在赞赏他的领导艺术！

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的眼疾大为好转，会上会下大谈十年书荒，一反过去的疑虑不决，看好的选题还挺牛，而运作的策略却依旧集思广益，也免不了兜圈子，以致有人戏言他善于“曲线救国”，也有说他很会“弯弯绕”的。

记得《在彭总身边》的编辑前后，李致的“曲线”也有所展示。这本书组稿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稿于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彭德怀警卫参谋景希珍讲述，军队作者丁隆炎记录整理。这是1978年岁末，“两个凡是”还有市场，李致十分慎重。去眉山三苏祠审读书稿时，我与李致住一间屋，他有打呼噜的习惯，而且确实是“呼不惊人誓不休”。有次去玉门油田，半道在一个荒郊野店歇晌，乍然传来屋瓦震动之声，原来他酣然入梦了。夜深人静，他特别自律，让我先行入眠，他声称有个习惯，“睡前要看看书”。我心里也惦记着书稿，略一迷怔便醒来，见他不是看书，在斟酌稿子。他坐起身，取下自做的灯罩对我说：“丁隆炎写得好，我读来心里淌血，彭总冤了这么久，不能让这个书稿迟迟出不来。”他说明天就回去，“我签字，先发稿。”以后的事情由他来对付。

清样很快出来了。先请省出版局的几位领导过目。有位领导提出，彭老总住在北京西郊，朱老总去看他，两个老帅下棋，朱老总居然耍赖偷棋子，“咋会有这样的事？”有位领导又提出，叶帅请彭总吃狗肉，“真有这回事吗？”李致一转话我就笑了，困难年间，下边部队给成都军区首长送狗肉就确有其事，“将军可以吃狗肉，难道元帅吃了就损军威？”李致说吃什么是个人的口味，下棋偷子属于生活情趣，可以不管，“只是有个硬伤却不能不注意。”他说的硬伤是1965年中央决定彭德怀到成都任三线建委副主任，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景希珍跟丁隆炎讲述这一段，我在一旁，景希珍说他当年“亲眼得见主席跟首长握手”“亲耳听见主席说了这样的话”，后来在牵肠挂肚的日子里他还和彭总“经常回味这话”。李致说景希珍的讲述不假，问题在于没有见诸文字，口口相传算不了数的。不过他又宽慰我，“不要因小失大”，实在不行，删去这句话就罢了（出版后这句话并未删去）。隔天他告诉我，新华书店的征订数字已经回来，他见了在省文化局主持工作的陈杰，陈杰希望出版社尽快出书，说她读了两遍清样，感动得不行，想起很多政治风云，揩湿了几张手绢。

陈杰的丈夫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一本书稿她读了两遍，并且揩湿了几张手绢，朝夕相处的丈夫不可能不知情。那么，李致的“弯弯绕”在四川“就算通了天了”——非正式地让四川分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职能部门的领导知道并很有可能看过这本书稿了。陈杰没有意见，也就是说在正儿八经送审时不便正式表态的最高职能部门实际上已经表态了。

当时胡耀邦主管中宣部，李致在团中央是他的下属，“文革”中一起住过几个月“牛棚”。书出版后，李致寄去一本。“耀邦同志连夜看了。”接近胡的人告诉李致，耀邦说此书“写得非常感人”。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过了几年清除“精神污染”，成都军区党委在听取创作人员的汇报时，有人介绍丁隆炎写了《在彭总身边》，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拍案而起，与会者骇然一惊，傅全有却笑逐颜开地说，他在进川前读过这本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作者在我们军区！”他提议给丁隆炎记功，记一等功。全军搞创作的未有先例，军区上报总政，为了平衡，给丁隆炎一个二等功。

功归功，过归过，在此之前，他却因写彭德怀差点被开除党籍。

彭德怀平反后，军委成立了“彭德怀传记编写小组”，丁隆炎调入这个小组。丁隆炎接触了更多的材料，还随浦安修（彭总遗孀）到过湖南，去过太行，感触极深，于是写了彭德怀悲绝人寰的《最后的年月》。这本书稿到出版社后，流水作业，打乱了过去的“三审制”，由总编李致审读初稿，责编则当了“二传手”，读罢送社长崔之富，连夜看完，没意见，就签了。这在当时可能是四川出版史上出得最快的一本本版书。李致和几个编辑去新华印刷厂，边校边改，一个星期见书。发行前一天，位于成都人民南路的市新华书店出了通知，次日书店未开门便排了长队。李致遗憾地说太保守了，首印四十万册，他预测再加三十万也不够。

出人意料，三日后突如其来地来了通知：此书停发。请示为什么，说“×××有意见”；经出版社力争，又说“丁隆炎写此稿，未经彭总写作组同意。”接下来的，不是这本书放行与否的问题，而是丁隆炎能否保住党籍的问题，当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发话了：“这样的党员不能要。”

丁隆炎赠李致《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扉页题签：“赠李致老哥斜风苦雨过去了，经年的雨水积聚下一泓清亮幽深的湖，这是多年来你一直张开双臂为我挡风刀雨剑的友情的深海。”

李致去丁隆炎所在部队说明情况，部队领导说他们是保护丁隆炎的，“问题的严重在于上面未松口”。上面指的就是那个权威，于是出版社一个报告一个报告地往上递。负责起草的人已经记不得当时写了多少检查和报告了，但李致最近称他记得，因为每次都存了底，加起来的数字“至少是个小长篇”。

报告从政治形势，出版方针，乃至具体的描写和细节，条分缕析地作出解释，可谓有理有据，实况实情。但偏偏忽略了一点：法治抵不过人治！道理千篇抵不过权威一言！何况出版法那时还没有，时至今日我也不悉是否出来。但“那个小长篇”也没有白写，不然丁隆炎就没有立功的“后福”，开除党籍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作者的负责和宽厚，李致的行事还出现在另一部作品和另一个作者身上。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周克芹，当时在简阳农村劳动。他“文革”前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文革”中也在练笔，写作的潜力是有的。文艺编室对本省年轻作者摸底时，一个编辑提出：“不妨去看看周克芹。”李致很支持。这位编辑到了周克芹家，快过旧历年了，“过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她问周克芹夫妇，两人都没有应声。她走进厨房，抬头一看，快活地拍拍手，“你们还保密，腊肉都挂了几大块！”周克芹凄然一笑，“是腊肉么？仔细看看。”这是一个四川盆地在严冬岁尾难得的好晴天，从瓦隙里筛下来的白花花的太阳光照着梁上从地里收割回家的向日葵。再看，猪圈里没有猪，羊圈里没有羊，倾斜的院坝里，只有两只还咻咻叫着的小鸡以及倚着门栏嗷嗷待哺的几个儿女……这位女编辑揪着心回到出版社，她忧虑农家的生计，更同情一个农村作者的境遇。她提出“给周克芹一个机会”，商议的结果，将周克芹从农村借出来。当时简阳还没有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社员靠工分吃饭，便由出版社付给工分款，让周克芹“安安心心写两个月小说”，给他出个短篇集子。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李致过问很细，“周克芹吃饭怎么办？”住在出版社的客房，按干部出差每日报销六角，一日三餐差强够了。“吸烟怎么办？”李致知道周克芹吸烟，烟瘾还大。“这就要从饭里边抠了。”我看出李致不放心的样子就又说：“吃饭问题你不用管了，反正饿不着。”后来，每当晚饭，周克芹不是在那位编辑家，就在我家，酷暑难当，喝粥，多一把米少一把米的事，饿不着周克芹，也穷不着请吃饭的人。

短篇集的作品很快凑齐了。我们寄希望于周克芹的，是盯上了他农村生活的积累，他不是挤出而是可望喷出一部有含金量的大部头。周克芹也有这样的创作欲望，他写了一个《岭上人家》的长篇小说提纲，离开出版社之前讨论过几次。

年底他的第一本书——《石家兄妹》（短篇小说集）出来了。担任责编的这位编辑早已舆论先行，说上一个春节作者家里就没有吃上腊肉，借出来写作又带了账，终于打动了李致，开出了当时的顶级稿酬。周克芹离开出版社时，在给他一摞摞写长篇的稿笺的同时，让他留下在生活上、创作上能给他开绿灯的“关系户”，责任编辑按照户头（简阳有关单位）一一寄去样书，并附上出版社言辞恳切的致谢信，用心良苦地希望他们“今后继续给周克芹以支持”。

李致的动作则是跨越式的，他和省作协一个负责人磋商，由这个负责人出面，一竿子插到简阳县，动员其人际资源，给周克芹争得一个二十五级的干部指标，并在跳出“农门”之后，在县川剧团有了一间睡觉和写作两用的小屋子。

周克芹的长篇顺利上路了。他写完一章，就给经手这部作品的编辑寄来一章。时过半年，在后来更名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脱稿后，周克芹却没有按约定时间带上完整的书稿来出版社。他被一位延安时代的老文化人“绑架”去了重庆，并将书稿改出后刊发在新近创刊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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