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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屈辱签约（第3页）

此文作者将董军、义和团一律称之为“匪党”，其立场之反动是十分明显的。反面文章正面看，这正是董军与义和团并肩“剿灭洋人”的真实记录，而且它证明董军早在入城之前、即六月初之前，就已经与义和团合作了。看文中“闻者均为骇异”一语，说明当时这种合作，是一般官员特别是“主剿”派所不能接受的。还是上引文章中又说：

“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陕人李来中，从中指挥。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作为与拳匪无二致”。

这段文字的最后几句话，是过去一般反动作者污蔑起义者的陈词滥调，不可相信。但“兵匪遂合而为一”一句，则是实情，不过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董军与义和团合而为一”。至于这位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有的资料说他是“南人”，原为太平军李秀成的部下，后“投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加入义和团，倡“扶清灭洋”之说（见胡蕴玉《太平天国轶史》）。他跟董福祥是不是结义弟兄，无从考证。如果他真是“南人”又隐匿于山东多年，二人无从相识，即使结义，也是当年在京郊的事。其实结义与否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传说，又进一步证明义和团与董军是亲密无间的、他们的反帝爱国立场是一致的。

大概正是义和团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激发了甘军将士，成了他们所以对敌英勇作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吧！

清朝廷宣布对外作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极端仇视和痛恨，他们一再要挟清廷对义和团严厉镇压。前述要清廷以袁世凯代毓贤为山东巡抚是其中一例。此外，各国驻京公使屡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进行威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四月间，各帝国主义在大沽口外组织海军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十一国公使以外交使团名义照会清**，要求严禁团民纠党练拳，对团民首领和放纵义和团的官员要尽数诛杀。各国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入侵的准备。与此同时，约于五月底和六月初，各国“洋兵不下五百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分两批进入北京城。但这些“洋兵”在北京城远远不止于保护使馆，而是横冲直撞，开枪杀人。连清朝廷在“六月癸酉”发的“上谕”中也指出：他们“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其或任意游行，几欲闯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洋兵”在京城如此横行霸道，连帝宫都要闯入，广大群众和爱国将士怎能容忍！所以仇杀是在所难免的。六月八日（即农历五月十五日），甘军在永定门外，捉杀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据说，甘军士兵在路上捉住了杉山彬，解送大营。董福祥问是何人，回答是个书记官，董令“撒过”，士兵即推出斩杀。原来陇东口音，“撒”、“杀”同音。据此，当是误杀，否则，不会如此简单处置。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则是另一种情况。一种记载说，克林德带领水兵向练武的拳民射击，引起甘军的愤怒。六月十六日，当克林德又向东单牌楼巡逻的清兵挑衅时，甘军士兵当场将其击毙。另一种记载说，清总理衙门约各国使臣前去商谈，克林德先行，被瑞郡王所部虎神营士兵枪杀，其余使臣折回。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京城之内，中外之间已形成敌对状态，相互动手是难以避免的。究其根源，远因是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近因是洋兵入城的胡作非为，又给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义愤火上浇油。作为清**来说，首先应该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使馆加以保护。自己无力保护，让“洋兵”入京自卫，已属丧权之举，造成又一大错。而“洋兵”入城之后，又随意杀害兵民，那么兵民的还击，属于自卫，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总之，此时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了。

但这些并不足以使慈禧太后下定抵抗的决心。促使她宣战的，是另外的原因。原来，“百日维新”之后，她就屡屡打算废黜光绪皇帝，但要看帝国主义者的眼色，取得他们的支持才敢动手。光绪二十五年底，慈禧太后立瑞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后，令溥继承同治皇帝为新皇帝。按照礼仪，清廷立“大阿哥”时，各国使节应该前来庆贺。但各国使节都没有来，这使慈禧太后颇生醋意；但另一方面，她也从中了解到各国并不支持这件事，因此未敢采取第二个步骤。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接到外交使团让她交出政权的报告。这其实是一个谎报，她当时认假为真，触到痛处，立即恼羞成怒，作出了向帝国主义宣战的决策。十七日，清廷照会各国使馆，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二十一日，颁布宣战上谕。上谕宣称：“与其荀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而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但之后，慈禧弄明白那不过是个谎报时，已覆水难收，只好暂时硬着头皮做下去。如此重大决策，单凭一己的恼怒和冲动，并不深思熟虑，广泛征询，认真准备，直将国家命运、人民命运视同儿戏，在这样情况下的宣战决心是靠不住的，一开始就种下了狐疑不定、首鼠两端的因子，哪里会有什么胜利的希望！但它毕竟是表面上对外宣战了，总算给了义和团和爱国将士提供了一个杀敌报国的机会。

甘军廊坊阻敌

“继洋兵不下五百人”进入北京城之后，侵略者胃口越来越大。接着，八国联军二千余人不顾清**的阻止，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指挥下，于六月十日从天津乘火车开向北京。他们在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袭击，不得不走走停停，直到六月十八日才到达廊坊。在廊坊，他们又遭到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的坚强阻击，终于败退东返。

打这场阻击战的，除义和团外，是董福样所部马福禄的“简练军”马步七营和姚旺、董升官、马海晏等各部军队，仗打得相当激烈。《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记述是役的经过说：

“五月（农历），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马福禄）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廊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邃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参与是役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记述云：

“仲兄寿三与祥率所部迎击于廊坊，择地设伏，俟敌近发枪猛击，轰毙无算。敌反击，我军散伏蒿莱间，鲜死伤者。续至各军，分两翼夹攻。自午至晡战益力，敌不支，乘火车遁。翌日往探，交绥及乘车处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此我军庚子岁第一恶战也。”（《磨盾余墨》）两种记述，基本相同。这是伏击战、近战、拼杀战。半天的战斗，可分三个阶段，先是马福禄设伏以待敌（覆即伏七覆，即七重埋伏）。敌人乘车至廊坊附近，大概已发觉有埋伏，故下车迎战。但马禄福掌握“敌近始发枪”的原则，这不仅是为了增大杀伤率，而且也是在敌人优势火器面前必须采取的措施。待到敌军受挫还击时，我军又以“散处蒿莱间”，使他的火力难以发扬，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然后，我军两翼包抄夹攻，就成了近战包围战。有记载说：马福禄一马当先，“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马福禄《神道碑铭》），主将当先，全体将士必然奋不顾身，英勇拼杀。至此，敌军火力的优势全失，打了被动的交手仗，自然不是，对手只好乘车而逃了。当然，我军也有些伤亡，管带张进昌战死，帮带侯玉麟受伤。们他死伤在痛击侵略者的战场上，是光荣的。

马福禄部所以有坚强的战斗力，能打胜这一仗，与平时的严格训练分不开。《马寿三总戎别传》中说：“戊戌，公统简练军马步各营旗，就粮于晋，驻防山海关、永平各处，讲求战法，勤慎操防，训士厉马，精益求精，以故士马强壮，为诸军冠。”

这次牛刀小试，使侵略军特别是西摩尔尝到了中国人的厉害。他们从天津出发时，原以为当天即可轻松地到达北京，没想到沿途处处受阻，更在廊坊碰了这样一个硬钉子，在他们慌忙乘车东逃之际，被我军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当晚，他们退到杨村，火车又不通了，只好又改为乘船，顺北运河向天津逃窜。但水路也不平静，义和团不断给以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直到八天以后，即到二十六日，他们才在俄国侵略军的救援下退到天津海河岸紫竹林租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尔惊魂甫定，对人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

如果仗都是这样打法，哪有它侵略军的便宜可占！

董福样宫中被斥

从六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万余人和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这个教堂是天主教在直隶北部的总堂，通称北堂，此时成为天主教的大本营，有法、意侵略军在防守，所以迄今未攻下来。从二十日起，义和团和清军又围攻东郊民巷使馆区。这对甘军和义和团来说，是一场十分险恶的战斗。

原来从正阳门内沿内城墙向东至崇文门、东长安街以南一带地方，名曰东郊民巷，各国使馆集中于此，为使馆区。“洋兵”到达后，他们以水泥修筑工事，又凭借优势火力，做坚强的防守与相机出击。围攻使馆区的除义和困外，荣禄的武卫中军担负东郊民巷的东部，董福祥部担负东郊民巷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但武卫中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正攻打。据当时人笔记所载，武卫中军发的隆隆炮声，都是空炮。因为慈禧太后下令攻使馆不久，即已追悔，又不好明白“收回成命”，只好釜底抽薪，另觅新途。所以不时派人向被围的使馆人员送去“蔬果食物”，以表慰问。后来她西逃言和时，将此事写入“谕旨”中，夸耀其先见之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以光绪皇帝名义发的“上谕”中说：“然当使馆被围攻之际，……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可见这一着全是来自慈禧太后的“慈怀”，这真是无耻之尤！这些内部机关，董福祥当然无从得知，仍按荣禄表面上下达的命令，凭着一股反侵略者的热忱，率领甘军真心实意地奋勇攻打，但由于没有大炮，难以攻坚，万不得已，只好前去求援。六月三十日，董福祥面见荣禄，想借用武卫中军的大炮，不料非但炮没有借到，反而连续遭到戏弄和申斥。有记载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伊（指董福祥）入见之后，颇有暴操之态，荣（禄）不应，隐几而卧。董不悦，乃荣相哂笑之，云以‘如君必用我炮，请君向老佛（按：即慈禧太后）恳求鄙人之头。君为老佛所器重，不难邀允。’”急于想攻下使馆的董福祥，无法忍受这样的挖苦和戏弄，压住内心无明之火，没有考虑更多，就在“时交午正”去朝见慈禧太后。斯时慈禧太后正悠闲地画竹字花，董向她倾诉荣禄不肯借给大炮的情景，并负气地诉说荣禄“实为汉奸，心谋不轨”，应该革职。这实际上是“指着秃子骂和尚，”等于也骂了慈禧太后，她如何容得！于是勃然大怒地训斥董说：

“汝挟有夙仇，妄言他人所不敢言。汝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予恩宽大，既往未咎。但现时汝之举动，形同寇贼，大有尾大不掉之势。今日汝蒙予厚恩召入，岂非旷典？现命立即退出，再不许擅行入内，免有他患。”

以上情节和引文，出自满人景善的日记。历史小说家蔡东藩在其基本上按史实写成的《慈禧太后演义》，所写这一段，与这个情节相似。所以景善日记中纵使有所渲染，基本事实不会有多大出入。这就是慈禧太后和荣禄共同玩弄的把戏。他们不是在玩弄董福祥及其部属，而是在玩弄中国人民！董福祥不知就里，把假戏真作了，当然要连续碰钉子。

董福祥出宫后，跑到端王府，向载漪陈诉刚才的经过，大发牢骚，而且一气之下，摘下大帽，表示辞职不干。经载漪劝说，并许以协同攻打使馆，董才悻悻而回。可怜许多义和团群众和士卒白白牺牲了，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攻使馆之役，“兵匪死二千佘人。”董福祥及其部属，特别是义和团群众的爱国赤忱，就这样被作践、被出卖。使馆攻不下来，是已经注定了。

马福禄京城殉国

但甘军和义和团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使馆区勇猛攻击，因而不仅士卒死伤颇多，且及于将官，马福禄是其中最著者。

马福禄部在廊坊战役之后，也奉命进入北京城，参加攻打使馆区的战斗，驻守在正阳门城楼上。但侵略军凶焰正炽，时时想伺机出击。据马福祥所记云：

“时使馆兵于城上重垒设栅，据以进攻，欲得正阳门城楼逼宫禁。我军血战数日，夺其七栅，仅一栅未下。此栅得，则使馆不守，椎牛飨士，冀竟全功。”

敌人如果占了正阳门，就对皇宫构成威胁。所以这里其实是攻打使馆区的最前哨。马福禄夺其七栅，是很不容易的，这是胜利在望的好形势。敌人狗急跳墙，趁七月二日（阴历六月六日）夜间天降大雨的机会，进行反扑。马福禄督率所部迎战，他不避密集的弹雨，身先士卒，大呼跃栅，击杀数十人。忽然敌弹射入其口中，立时殁于阵上。从弟福恒、福宣、福全、福贵，侄耀图、兆图等多人相继阵亡。陇上回族健儿的鲜血洒在祖国京城的爱国战场上！马福祥临危不乱，立即激励将士，组织反击，将敌军击退，才将忠骨收回。

马福禄，字寿三，回族，甘肃省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韩家集阳洼山人。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父千龄，于同治初年随马占鳌（马安良之父）率河州回民起义，后降清任军职。生四子：福财、福禄、福寿、福祥。福禄体格魁梧，气力过人，富于胆略。幼年读书之余，常练兵习武，以善射知名。十二岁即单骑逐狼，缚之而归。稍长，弃文就武，与诸弟同习骑射，所持大刀重八十五斤，挥舞自如。光绪元年（1875年）在循化乡试武场中名列榜首。光绪六年（1880年）中武进士，用卫守备，以终养告归。光绪二十年（1894年）助清军镇压回民，累功至记名总兵。次年，在镇压河湟事变中，与其弟福祥招募丁壮办团练，成立安宁营协助清军。董福祥部到来后，遂随董进剿，以“骁将”名。因此为乡里所不满。但在庚子之役中作战异常英勇。殉国后，清廷以马福祥代领其众，追封为振威将军，谥日忠烈。遗体归葬于京郊三里河清真寺侧回民公墓。全国解放后，其长子马鸿宾（曾任甘肃省人民**副省长多年）奉其灵柩迁回韩家集阳洼山安葬。笔者去年曾前往凭吊，但见崇陵阜冈之上，一片平地，绿草如茵。隆然墓冢，周遭围以白色卵石，肃穆清幽。是处山青水秀，云淡天高，足慰忠魂。

侵略军入寇津沽

清**于六月二十日对外宣战，实际上侵略军在此之前，早就大举进犯了。六月十七日，英、俄、法、德、旧、美、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夺占我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守将，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他继张俊之后，被任为喀什噶尔提督，但尚未履新），六月十六日，侵略军兵舰陈于大沽口，“力索炮台，限次日二点钟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上谕）。罗荣光也牺牲了。但据另一些记载，则大沽的失守咎在直隶总督裕禄，兹摘录如下：

“八国兵舰数十艘在大沽口外，屡欲进，而慑于炮台，不敢逼。时守台官罗荣光日夕严防，不稍怠，外人无隙可乘。后洋人佯求和于裕（禄），谓但得四五艘进港为护侨计，永不敢战，并尽卸武装以示意。裕允之。……罗以死争，裕曰：‘已允，奈何？’……罗无术，奔还防守，则兵舰临口者已五六艘。遂自驾飞划至兵舰旁，勒令缴械。（敌）舰员从之，进如故，将及台，遽于夹板下出快炮击台。……从人急扶之归寓，默坐移时，忽大叫曰：‘此天命，吾死时至也。’遂提刀入内，杀其眷属，曰：‘不可使辱于敌。’俄炮声四起，甚烈。罗提刀出奔，有仆随之。后闻得其尸于炮台旁近，仆尸亦在焉”（《清稗类钞·忠荩类》）。

从这个具体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罗荣光牺牲得从容壮烈。他不幸碰上个昏庸的上司裕禄，使狡猾的侵略者得逞，仗打得挺窝囊。作为京津门户的海防要塞，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丢失了。罗荣光，湖南乾州（今吉首县）人，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但这次为抵抗侵略而英勇牺牲，是值得称赞的。

侵略军继而以数千人向天津城其及外围发起进攻，义和团和清军各部队分头抵抗，有的主动攻击。六月底，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提督马玉昆部进攻紫竹林租界，战斗十分激烈。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杀伤俄军五百佘人。天津人民积极支持，纷纷给义和团送食物，“各坛中大饼，皆堆积如山。”七月九日，侵略军进攻城南海光寺一带，提督聂士成率部迎战，在八里台中炮牺牲。裕禄给清廷的奏折对此有具体叙述：

“十三日（阴历，阳历为七月九日）丑刻，有洋兵大队来袭该军驻扎八里台之队，该提督（聂士成）闻信驰往督战。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该提督两骽（腿）均受炮伤，犹督兵不许少退，……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脐下寸许等处复被炮弹炸伤，肠出数寸，登时身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聂士成，安徽合肥人，镇压捻军起家，为淮军宿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立有战功.他剿杀义和团很卖力气，引起人民对他的不满，但这次牺牲之壮烈，也足以感人。关于他的牺牲，还有些情节，不可忽略：

“聂苦战累日，杀伤过当。联军知不易胜也。乃用绿气炮攻之。……聂以独身扼守一桥，联军来攻，力斫数十人。忽一**飞至，聂并其骑俱化灰烬死”（《清稗类钞》）。《清史稿》本传中也记有“敌来益众，燃毒烟炮，我军稍退却”的情节。可见侵略军确实是施放了毒气的。这是肆无忌惮地违背国际公法。其残忍之兽性，殊令人发指！

聂士成殉国后，所部归马玉昆指挥。七月十三日，侵略军向城南大举进攻，义和团和清军艰苦抵抗，杀伤敌军八百多人。守备宋春华率部守城，并率领百余人夜半潜出，意在将城东南的制造军械所夺回，但不幸因宋受伤而退回。敌军攻城甚急，宋春华慷慨与妻陈氏话别，“登陴督战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数创，犹死守不退。或劝少避，春华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归可也，俱死无益！’众感其义，无退者。敌毕登城，乃仰天叹曰：‘吾志不遂，负国恩矣！然自接战以来，杀敌过当，今日之死，亦无所恨。’以首触陴，脑出，死，年三十五”（《清史稿》本传）。宋春华，字实庵，陕西省三原人，光绪十二年武进士。忠贞守土，力竭身殉，壮志不屈、感人至深。但可惜不少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缺乏这种与国土共存亡的精神，致使连战败北。侵略军入城时，裕禄、马玉昆率部撤至北仓，七月十四日天津陷落。各国侵略军分区占领，成立以俄、英、日三国为首的天津都统衙门，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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