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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那篇文章也是他们让你写的，你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可是，少蓁，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了，我们无法去争论是非，只能采取现实态度……”我流下眼泪，“我们也只好分手！”

少蓁冲动地扑到我的身上，紧紧搂住我：“不！不！你没有错，我就绝不会跟你离婚的！绝不会！”

那一夜，我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少蓁坚定不移向我表示，她绝不与我离婚，等着我。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不变心，那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将自己的生命牢牢与少蓁联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的问题最后定案后，被发配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也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万斤高产田，然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馑。少蓁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这些信很短，大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封信。那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些右派在农场都只好吃一些代食品—；—；用花生壳磨成的粉，掺一些糠渣子，使我肠胃出血，大便也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我几乎难以支撑了，是少蓁的感情给我以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抄录信中的一段话给你们：

“……我的浮肿已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你一定要支持下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积攒了一年的粮票，又托人走后门，买了一筒高级点心，就连方方和圆圆也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一块呢，都是省给你的。我们等你回来过年呀……”

唉，不写了，不写了！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二弟与三妹的事，我已听说了。其实，你完全不必与她大吵一架。我们倘若多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看到许多事情的产生都是有着极复杂原因的，也就能宽容和谅解别人了。哈—；—；你以为，我又要向你宣传教义了吧？这正是我的人生观呢。我总觉得，爱和宽容，要比恨好。对于三妹，我的情感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确实很生气她挑拨我与少蓁的感情，起了极坏的作用。现在，又窜掇方方和圆圆与我彻底划清界线，甚至不与我见面。有时，想起这些事，我又感到诧异，她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为什么非要置亲哥哥于如此凄凉的地步呢？老实说，我心里不能没有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她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在少蓁自杀后，她收留了方方和圆圆，在经济上给了许多接济。这也就难怪方方和圆圆为什么听她的话了。唉，目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与我划清界线正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我对方方和圆圆不愿意和我见面，不愿意认我，绝无怨恨之心。对三妹也是这样。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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