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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ldo;暴民&rdo;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ldo;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rdo;

&ldo;对呀?对呀!&rdo;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ldo;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rdo;

电视记者继续说：&ldo;……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rdo;。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iddot;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ldo;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rdo;，由北京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ldo;功夫&rdo;，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ldo;功课&rdo;，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ldo;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rdo;

&ldo;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lso;十七&rso;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rdo;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ldo;主要&rdo;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ldo;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颇……&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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